关羽失荆州并非是大意

导语：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瀛洲海客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秋，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先围曹仁、满宠，后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然而短短数月内，荆州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孙权的突然背叛，令关羽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吴将吕蒙袭取南郡后，又与曹营徐晃等人联手夹攻关羽，以致后者败走麦城，终为孙权擒杀。一颗耀眼无比的流星在划破长空后迅速陨灭，给后人留下了无尽叹惋。

关羽死后，史学家陈寿对他的评价“刚而自矜”被后人无限放大，在民间颇具影响力的小说《三国演义》亦将关羽败亡简单概括为“大意失荆州”。尽管这种处理方式淡化了关羽本身的性格缺陷，但也忽略了关羽优秀的统帅能力。实际上，无论是战前准备工作，还是战后对盟友的背叛与突袭，关羽的应对措施都无可指摘。

那么，关羽失荆州，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一切，还要从一场事先安排的“情报战”说起。

《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的关羽画像

提前布局的“情报战”

美国学者拉·法拉戈曾指出：“人类最早使用的武器就是石块、棒子和情报。”在襄樊之战前后，魏、蜀、吴三方围绕情报而展开的一系列侦查、间谍活动，同样是影响战争走向的关键性因素。而关羽在这方面的准备，甚至能追溯到一年多前。

建安二十三年（218），宛城守将侯音、卫开等人因地方徭役繁重，率领当地吏民起义，“与关羽连和”（《三国志·武帝纪》）。宛城是南阳郡治所，位于荆州最北部，与关羽本人所在的南郡较远。因此，侯音等人想要联系上关羽，只能通过“中间人”。无独有偶，同年还有一支以孙狼为首的陆浑群盗，他们在起义后不久就“南附关羽”，后被授予印信，成了关羽麾下一支偏军。这两起曹魏内部的骚乱，背后都有关羽的影子，可见后者在敌人内部已安插了不少间谍，用来在特定场合下发挥出关键作用。

还是这一年，刘备从成都出兵，进驻阳平关，与曹魏名将夏侯渊、张郃相拒，汉中之战一触即发。第二年，蜀汉军队取得定军山大捷，曹魏主帅夏侯渊也被黄忠斩杀。紧接着，曹操亲自赶赴汉中，与刘备作战。尽管蜀军赢得了最终胜利，尽取汉中地；但从“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描述来看，刘备可谓倾尽全力，赢得并不轻松。故远在荆州的关羽为了替主公分担压力，也早早准备起了襄樊之战。这正是他在曹魏内部展开间谍活动并选择进攻襄阳的主要原因之一。

宛城侯音叛变后，很快被曹仁镇压，但关羽的底牌却层出不穷。就在他出兵后不久，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皆望风而降。而曹魏集团的政治中心——邺城，竟然也出现了魏讽谋逆案，且有不少荆州籍士人牵扯其中。正当曹魏内部风声鹤唳之际，关羽却接连取得大胜，并生擒了曹魏名将于禁。与此同时，打着关羽偏军旗号的陆浑群盗也流窜到梁、郏（jiā）地区，只要再进一步，就能逼近许都。倘若城中还有内应配合，他们就有机会劫走天子。是以，曹操一度打算把汉帝迁走，以暂避贼兵锋芒。

这才是关羽“威震华夏”的全貌。除水淹七军外，关羽对曹魏内部的成功策反并借此掀起的舆论攻势，让他的威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可是，孙权对关羽也更加忌惮，并最终选择与曹操联合。昔日盟友的突然背刺，让原本在情报战上占据优势的关羽渐落下风。

率先出手的是曹操。按照约定，曹操应替孙权保守秘密：“乞密不漏，令羽有备。”但谋士董昭却指出：“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所以他建议：不如把孙权出兵一事告诉关羽，这样既能提前解除樊城之围，也可以转移矛盾，让吴蜀双方大打出手（《三国志·董昭传》）。

曹操依计而行，令徐晃把孙权书信绑在箭上射入关羽大营当中。关羽见信后，内心虽然犹豫，但一想到唾手可得的襄阳以及自己在江边部署的烽火台与斥候（侦察兵），还是没有立即退兵。按他所想：一旦江东有变，斥候便会通过烽火台及时传递消息，到那时，他再回防也不晚。

只可惜，关羽能想到的事，吕蒙自然也不会落下。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这里的“白衣”，常被误解为身穿白色衣服，但实际上，它是指吕蒙令手下士卒换上平日里穿的便服，打扮成商人模样。如此一来，江东军队这才能顺利骗过斥候，将关羽的情报网络成功破坏，以致“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从而让吕蒙、虞翻能在短时间内拿下南郡、公安与零陵三郡。

至此，关羽后路已断。等待他的，将是魏吴两方精心布置的陷阱。

魏吴两方的“大手笔”

关羽出兵的时间，原是恰到好处。西晋文学家陆机《吊魏武帝文》中说：“当建安之三八，实大命之所艰。”对建安二十四年（219）的曹操而言，他面临的不只是汉中与襄阳两地的君臣联动，还有北方乌丸的反叛、南方孙权的蠢蠢欲动以及曹魏内部的动荡。北方有“黄须儿”曹彰坐镇，江淮地区有夏侯惇、张辽率二十六军屯于居巢，都暂时无法脱身。在此情形之下，关羽才能从容围攻襄、樊。

关羽的进攻目标正是襄阳。但广义上的襄阳，又有襄阳城、樊城与平鲁城三座城池。俗话说“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襄阳城位于汉水南岸，其城墙高大坚固，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可谓易守难攻。反观汉水北岸的樊城与平鲁城，非但城墙低矮，且无险要可守。因此，曹仁、满宠所在的樊城，就成了关羽的首要目标。而前来支援的于禁、庞德，则暂时驻扎在平鲁城。不料汉水上涨后，平鲁城率先被大水冲破，关羽也抓住机会一举俘虏二将，携大胜之姿加快了对樊城的攻势。

樊城一旦失守，襄阳将危在旦夕。于是，曹操迅速做出了反击。率先赶赴战场的援军，正是曹魏名将徐晃。他的长驱直入，粉碎了关羽的神话。但鲜有人知的是，徐晃并非是一人单独作战。在他之后，曹操先是派将军徐商、吕建赶赴战场，后又“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并势大战”。与此同时，兖州刺史裴潜、豫州刺史吕贡也各自率领地方军参战；就连原本防备孙权偷袭的夏侯惇和张辽，也因为曹孙言和而得以暂时离开江淮防区，参与围剿关羽的战斗。

至于江东方面，一出手亦是雷霆万钧。据统计，除吕蒙、陆逊之外，韩当、蒋钦、朱然、全琮、潘璋、孙皎、孙桓等人也相继出战。这些参战将领，无一不是江东英豪，当世名将。他们各司其职，扼守关羽后退的各条要道，最终使其走投无路，兵败身死。

明代商喜绘《关羽擒将图》（局部）

绝杀关羽的“自己人”

魏吴两国都在全力以赴，只有关羽，不仅是独立作战，还数次被“自己人”坑害，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如果说糜芳、士仁的不战而降，截断了关羽退路；那么刘封、孟达的见死不救，则让关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便如此，关羽仍没有选择放弃。在撤退途中，关羽“数使人与蒙相闻”，以使为间，希望重新取得地方吏民的支持。倘若成功，他未尝没有一战之力。然而，吕蒙却将计就计：他不仅命人厚待这些信使，还令他们“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故信使携带家书回归后，关羽麾下士卒“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纷纷放松心神，再也没了斗志（《三国志·吕蒙传》）。这对正准备拼死一搏的关羽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对关羽忠心耿耿的荆州兵，何以至此？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关羽已据荆州，恩信大行。”陈寿也评价道：“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尽管关羽深受地方军民爱戴；但他却高估了乱世下的人性，对军队没有采取“质任”（扣押人质）这种强制性约束手段。刘备入蜀时，曾扣押将士们的家属，就连黄忠也不例外。所以，纵使入蜀之战中十分艰难，“军师”庞统都不幸遇害，但刘备麾下士卒也没有选择离开他。反观关羽，由于对军队没有强力约束，最终导致了兵败如山倒。其麾下士卒得知家小无恙，竟然一哄而散，脱离队伍。仅东吴小将孙桓，就一次招降五千余人，“牛马器械甚众”（《三国志·孙桓传》）。

至关羽败走麦城时，麾下只剩十余骑紧紧跟随。英雄末路，这与当年的霸王项羽何其相似？而与霸王不同的是，关羽虽已到穷途末路，仍想着“蜀中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因此，关羽曾假意投降孙权，“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三国志·吴主传》），试图拖延时间，为自己争取从头再来的机会。此举虽迥异于小说中的“宁死不降”，却体现出了关羽身为一员优秀统帅顽强不屈的精神。

然而，就算关羽能摆脱潘璋、马忠等人的围堵，恐怕也无法逃出生天。按照这条撤退路线，关羽如果能顺利抵达宜都郡，就能从秭（zǐ）归溯江而上，经由永安白帝城入蜀，成功逃得一命。但问题的关键是，荆南三郡被吕蒙、虞翻袭取后，被刘备委以重任的宜都太守樊友竟也选择了不战而降。这对身在荆州的蜀汉官员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樊友投降后，秭归等各个交通要道被陆逊派人快速占领，荆州回益州的通道就此断绝。蜀汉后期名将廖化，便是在此战之后无路可逃，被迫投降东吴；直到刘备东征，他才趁夜潜行回归了蜀汉。

由此可见，关羽的败亡固然跟他的“刚而自矜”分不开关系，但刘备的人事任命也有很大问题。糜芳与关羽有着直接矛盾，依靠裙带关系而肩负重任；刘封、孟达镇守东三郡，彼此却内斗不休；樊友名不见经传，却驻守在极其重要的宜都。这些隐患，都在关羽战败后一一爆发出来，并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