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为什么西安的太平遗址要比二里头遗址还要早？
答：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更是一个国家的魂。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必须了解他的历史。一个国家历史的完整，必须要有明确的谱系。谱系能让我们了解历史的某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从而不会发生历史断绝、文化传承失去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传承经历了从传说到信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夏朝以前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相关的文字记载。近代以前，中国人对夏朝的存在一直深信不疑。但是西方的学者以没有考古证据为由，拒绝承认夏商的存在，他们认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周朝。直到甲骨文的出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推翻了西方学者的部分观点。但是夏王朝的存在如何证明？无奈缺乏证据，中国学者无法反驳西方学者的观点。从那时起很多中国学者前仆后继寻找“夏朝”的踪迹，至今已有百年。
上世纪前半叶，我国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通过梳理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得出夏文化遗存最有可能在河南中西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以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1959年夏，七十多岁高龄的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区境内，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
从二里头遗址考古队第一任队长赵芝荃掘开二里头第一铲土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先后派出三任考古队长前往二里头工作，即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现任队长许宏。经过三代考古人六十多年的努力，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1977年，夏鼐先生将其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
二里头从1959年开始发掘，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与夏文化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四期均为夏文化遗存，最后第四期部分为夏遗民遗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里头遗址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为夏文化遗址，第三期和第四期为商汤时期的都城遗址。但是由于二里头遗址从一期起步，二期发展，三期繁荣，最后四期衰落，一直都是连贯发展，中间没有断层。所以第一种观点显然是合理的。
考古学，是严肃的。中国考古界最为推崇“二重证据法”：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材料互证。如果为二里头遗址做一个整体的定位，应该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表示，判断一处遗址是否是都邑，主要看它是否是权力中心，落实到考古现象上，比如，有没有供统治者使用的王室禁地——宫城，有没有超出了普通人需求的大型建筑。
历年在二里头的考古中，考古人员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而且二里头都邑已经有了严格、清晰的规划。宫殿区居于核心，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重要遗存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这些考古发现进一步表明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在许宏的论述中，一直没有把二里头都邑确认为“都城”， 原因很简单，就是迄今为止，二里头只发现了宫城城墙，而没有发现外城城墙。但是距离二里头遗址不远的偃师商城遗址发现了外城墙；比二里头遗址早的陕西石峁遗址也有外城墙；山西陶寺遗址有发现外城墙以及宫城，甚至还有天文台。
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二里头作为早期都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是二里头遗址，验证中华文明一个节点：走向了一体化王朝文明。然而把二里头都邑定性为夏代的都城，目前争议性很大，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定论。许宏教授也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信息，要确认二里头一定是夏朝都城，还缺乏铁证。只能说二里头遗址最有可能是“夏都”，但未有文字证实前，就不能认定它是传世文献中的“夏都”。
所以，国家文物局2017年批复地方政府修建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时候，明确表明为了科学严谨，建议博物馆名称不含“夏都”的表述。无论二里头遗址是否为“夏都”，都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所处地位的认知。
相比1959年就发现的二里头遗址， 西安太平遗址 2013年才被发现。太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为中心的太平村附近区域。据初步考古勘探和发掘，太平遗址具有两重环濠（一种特色的聚落防御设施），面积达20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前2000年）遗址。
目前，太平遗址完成考古勘探面积40余万平方米，发掘面积仅3900平方米。清理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灰坑173座、灰沟2条、房址5座、墓葬7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器和动物骨骼等，还发现玉璜、玉璧、玉刀及玉璧芯和玉圭等玉器，这表明太平遗址应有玉器作坊存在。还发现了卜骨、叶形陶牌饰等高等级文物，其中卜骨形制规整，灼痕清晰可辨。
2013年，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太平遗址试掘提取的人、兽骨标本所做的测年所获数据，该遗址标本校正年代的范围从BC2040至BC1400年，距今超过4000年，比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还要早300年左右，是真正的夏代遗址。
在太平遗址还发现了一件陶铃，同类型的器物曾被发现于作为尧都的山西陶寺遗址以及夏代早期都城河南新砦遗址中。考古发现的器物等级之高也足以说明太平遗址“高等级中心聚落”遗址。
在寻找夏王朝的背景下，太平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西北地区最大规模的夏商时期遗址，也是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心区域的一处重要遗址。那么，太平遗址能否有进一步发现 ，比如出现青铜器和文字等，无疑是最大的悬念。
其实早在1984年至1986年间，曾在和太平遗址处于同一区域的斗门街道花园村发现了一座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的灰坑，出土了数十枚骨器，这些器物上刻有符号，或许是原始的文字。其中一枚骨笄尖端处刻有一个符号，笔画繁多，但可以清楚分辨出笔画先后顺序和重叠关系，有专家曾把这个符号推断为“退”字。在另外一枚骨笄残件的根部直行刻有两个符号，第一个符号像双臂左右平伸，双脚分开，正面而立的人形。有专家把这个符号释读为“人”或者“大”字。
花园村和太平遗址相距很近，而且文化上都属于客省庄二期，它们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关联性。花园村出土的骨器上所刻的符号，和殷墟甲骨文相比较，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甚至雷同。但是因早前二里头研究人员错把记号笔迹当做文字，闹了笑话。所以西安斗门街道花园村遗址发现的所谓的“斗门甲骨文”，由于数量过少，出于学术严谨的考虑，还是不能定性就是夏代文字。
在西安周至县骆峪镇的西骆峪口一带，曾有过一个古国，即骆国。这里相传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第三个儿子骆明的封地，而骆明的儿子就是鲧，鲧的儿子就是夏王朝的创立者大禹，太平遗址距离古骆国遗址也不过几十公里。
太平遗址从文化内涵来看，已经出现已出现以礼制为核心的早期文明特征。中科院对太平遗址下的结论是：“与周边同时期文化密切联系，表明已具备中心性聚邑的地位，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辐辏之地，奠定关中盆地中部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都城文明的史前基础。”可见太平遗址和后世的周秦汉唐可谓是一脉相承。
2021年9月28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专题报告会，央视的标题为河南二里头和陕西太平遗址考古取得新进展。在对这两处遗址进行介绍时，说到河南二里头，并没有提到“夏都”，只是介绍为都邑性质；西安太平遗址则为夏纪年的大型环壕聚落，进入礼制有许多重大发现。这个专题会首次将二者并列，说明两者与“夏朝”的关联。
在“寻夏”的历程中，无论是河南洛阳的二里头遗址，还是陕西西安的太平遗址，它们只是这场行程的一个节点。文明溯源，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来处以及归处，需要一代代人去追求，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源合一”的国家。正如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所说： “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