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出来的为什么很难翻身？
答：
我80年代末出生在山西雁北地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村子不大，只有200多户人家，祖上十八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您，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可以翻身，但想要翻身就必须付出比城市人更为艰辛的努力和代价。
对我们这一茬人而言，想要走出农村，无外乎两种选择，一是坚持读书，靠读书改变命运；二是中途辍学，外出务工或者跟着师父学习一门手艺，将来好在城市谋生。
我选择了前者，坚持读书。
但我在这一“靠读书改变命运”过程中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代价……
因为一直饱受贫困和家庭其他因素的影响。我的读书经历可谓颠沛流离、断断续续。我从未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会走进大学校门，更不会想到一路走来，我会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
记忆中老家的村子没有幼儿园，因而自然就无法享受这种待遇了，只懵懂记得在村里小学读过几天书，时间不长，大概一年半载。后来父亲染上了酗酒恶习，把家里折腾得精光。绝望之余，母亲便带着我离开本村到了城关镇。
之后，母亲和我在镇上租了房子。她帮人干农活、打零工，我在城关完小读书。其时，我并不能体会母亲的艰辛，只觉没有父亲的搅扰，母子二人生活平静而惬意。
好景不长，父亲找到了我们，家里再次不得安宁。无奈，母亲又带着我偷偷出逃转移阵地。可以说，我小学阶段的多数时光是伴随着父母亲猫和老鼠般的寻找与躲藏的。
再次摆脱父亲后，我们在县城边一个小村子租了房。母亲重操旧业，我第一个四年级的读书生活正式开始了。该村小学有两间教室，一个供一至三年级学生使用，另一个是四、五年级学生的。我所在的教室有八位同学，只我一人四年级，其他都是五年级。老师给大家上课后，会搬着凳子坐在我旁边“开小灶”。那一学期，我作业本上基本没有错号。
父亲最后一次找到我们时，家中境况越发艰难。我辍学了，被母亲安排到邻村去放了羊。也是那一年，父亲失踪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失踪，也不记得他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失踪的。想来，也许他酒后冻死在某个角落了，又或许是他彻底反省后羞于面对妻儿，远走他乡了。总之，他失踪了，此后我们再没有见到过他。
父亲沉溺酗酒后，丢掉了农活，把锅碗瓢盆都砸了，把家里的东西都变卖了。他整天东倒西歪，跌跌撞撞，酒后还时不时对母亲家暴，连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
据说，父亲以前不是这样的。当兵五年，他在军营曾是班长。转业回乡后，他是村里唯一的共产党员、最年轻的村支书。他究竟因何置大好前程不顾，自甘堕落成十里八乡闻名的酒鬼，个中原因我不得而知。但用家乡话说，他这种“扒开火找灰”的做法，我至今没想明白。这也是我痛恨他的主要原因，不论如何他这种懦弱是不可原谅的。
父亲留给我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他喝酒发疯的记忆，多数都是伤感和怨恨。如果说有温暖，也是一丢丢，就是在我未入学前他便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如加减法、打算盘、识字......，还留下了几箱子书。印象中，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清醒的时候喜欢读书，谈《红楼梦》，讲起道理来更是一套接一套。他留下的书籍，在此后的岁月里也给我带来了些许慰藉。
若干年后，当我觉得自己可以为母亲做主时，真想把他揪出来，告诉他：“看看吧，你把这个家弄成了什么样子！你不配为人夫！为人父！”。彼时，某电视台推出了一档寻亲节目，我还产生过报名寻父的想法，但只是想法而已。特别是十多年后，母亲去世了，我对他的恨更多了，只当是在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父亲。
放羊是我读书生涯中第一次辍学打工，大概持续了半年。犹记得四月初八那天，是母亲生日。她做了很多饭菜等着我回家。但天公不作美——日落时分，我、羊官师傅和一群羊正准备打道回府，突然狂风骤起,下起了倾盆大雨。二百多只羊受惊后四散逃窜，根本不听吆喝，急得羊官师傅直骂娘。两个人、一群羊，在滂沱大雨的山头上，忙活了几个小时，到家已近深夜。那以后，我生了一场重感冒，母亲的心都碎了。
母亲再没让我去放羊，而是选择让我到距县城较远的另一个村子继续读书。这是一所封闭式的寄宿制私立学校，学生多来自周边县乡，每两周放一次假。学校有两位校长，是本村的一对父子，同学们就用老校长和校长来区分他们。由于辍学时间太长，母亲担心我跟不上学习进度，便要求我复读四年级。同时，母亲也在该小学谋得一份工作——在学校食堂做饭。这样既解决了母亲的工作问题，又解决了我读书的问题。
这里，印象深刻的一是学校的食宿和老师们。
先说食宿吧。一日三餐，餐餐都一样：主食是馒头，副食是土豆白菜做的大烩菜。除有特殊节日如元旦、国庆，否则雷打不动每天一个样。烩菜里油水极少，只零星可见一两滴油花，但同学们的饭量却极大。大家自备餐具，多是泡面专用的不锈钢快餐杯，每人每顿至少两个大馒头、一大杯烩菜，睡前大伙还会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干粮补充。
学生宿舍有两处，一处是两间教室做成的宿舍，另一处是校长租来的几孔窑洞。住在教室宿舍的学生有一百多人，大家上下床通铺，一个挨着一个，把教室围了一圈，像一排排列整齐的筷子，除了入口和走廊，中间容不下多放一根，彼此之间空间极小。冬天时，中间的空地上立着一个通红的大火炉，尿骚味、脚气味、汗臭味在炉火的烤炙下弥漫在宿舍的空气中。
相比之下，住在窑洞里的学生更令校长操心——几孔窑洞中，每孔不足七尺的土炕上睡着十多个小孩。土炕也要生火，否则就有点凉了，如若是冬天就太冷了。早上出门前，大家轮流生火，一上午灶台里炭火通红。午休前，两位校长带着老师们逐一开展“查房”活动，一旦发现哪个窑洞的灶台下有火星，马上要求清除掉，否则宿舍成员就会被通报批评。因此，午餐后最先回到宿舍的同学们，会把彤红的煤块从灶台里一一捡出来丢进铁盆，拖到院子里用水浇灭。冬天就更有意思了，如果是男生宿舍，大伙就会围成一圈，对着炭火盆子同时撒尿，巨大的乳白色水蒸气顿时直冲云天，场景蔚为壮观。
再说说这里可爱的老师们吧。他们是一群刚刚师范毕业，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对学生有热情、有爱心。课堂上他们激情澎湃，课余时间则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大家一起唱歌、聊天、做游戏......，好不热闹。也是那年元旦，我第一次收到了很多来自老师们的礼物，有新年贺卡、手绘卡通美少女、钢笔等等。每当想起当时的场景，心中总是充满温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很多老师，但或许只有少数人能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总之，我第二个四年级的读书生活可谓精彩纷呈。现在看来，可能觉得那时的条件比较差，但当时大家并不觉得如此。可惜的是，一年以后这所学校便倒闭了！它就像我童年时代的一个乌托邦一样，永远留在了记忆中。
我和母亲搬到了县城，在城北一处变电站旁边租了房子。由于收入来源有限，加之转学费用高昂，我又一次不得不辍学，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学徒生活。房东老太太一家人甚是平易近人，还极富同情心。听说母亲和我的遭遇后，便对我们特别照顾。经常给我和母亲送吃送喝，还邀请我们去她家看电视、拉家常。老太太有个侄子是泥匠，据说挣钱多，活也不是很累，就热心推荐我跟着她侄子去做学徒。当时母亲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无法读书，就干脆让我早早学习一门手艺吧。
我正式开始了泥匠学徒生活。每天坐在师父的摩托车后，他去哪我去哪，他让干嘛我就干嘛。多数工作是粉刷新房的墙壁、涂腻子，把家具打磨光滑后涂上油漆等。母亲则除了继续帮人干农活、打零工外，还开发出了自己的小生意：她每年早上五点半左右出门，到糕点厂批发月饼、葱油饼、油卷等，推着自行车在县城的四大街八小巷叫卖，上午十点左右回到家里。生意好的话，一上午可卖出150个饼子。一个饼子挣一角钱，刚好挣够每天的生活费。我很喜欢这样的日子，虽然清苦，但生活平静、母子安宁，除了生计，不需要考虑其他事情。
某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在房东家看电视时，我无意中听到老太太要给母亲介绍一位搭伙过日子的男人，老家方言叫“朋锅人”。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太辛苦了，自己身体又不太好，活干得多，钱挣得少，除去房租水电，刚够你们母子生活。”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辈在开导自己的女儿，“孩子还小，不读书怎么能行？这么小就干活，干到啥时候是个头？......倒不如趁你自己还年轻，找一个不嫌弃孩子的男人一起生活，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样一来，孩子还可继续读书......讲句你不爱听的话，孩子就是你唯一的亲人了，把孩子抚养成人你才有盼头。”母亲听后，只是沉默不语，但眼睛早已湿润。我知道母亲产生过类似想法，只是对于这件事，她在内心深处是担心和害怕的。
是啊，父亲就已经伤透了她的心，已经让她和儿子伤痕累累了。原配丈夫、亲生父亲尚且如此，何况重组家庭？她会接受与另一个和儿子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吗？倘若遇人不淑，被对方再次伤害自己和儿子怎么办？如若那样，她是万万不会走这条路的。在这件事上，母亲非常谨慎，她没有答应房东太太，只说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再等等吧”。
其实，那时母亲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不好了，特别是春秋换季时节，哮喘愈发严重了。病情发作的时候，母亲呼吸甚是艰难，常常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像受伤的绵羊爬在枕头上使劲呼吸，脸和嘴唇憋得青紫青紫的。长时间服用含有激素的药品，已使母亲的面部开始浮肿。三寸气在千般用，看着母亲努力又艰难呼吸的样子，好几次我都害怕母亲挺不过去。
一段时间后，母亲病情有所好转，她终于迈出了那一步——找到了“朋锅人”，也就是我的继父。
继父姓韩，此后若干年我一直避免给他任何称呼，只用“嗨”或“你”代替。读高中后我才开始喊他叔。韩叔是邻县人，比母亲大十几岁，半生未婚。他曾是邻县城水泥厂的工人，后来水泥厂倒闭，他便到本县乡镇局大院内一家沙棘饮料厂烧起了锅炉，住在厂里锅炉机房旁边的两间平房内。他为人随和，处事公道，重义气，深得同事和朋友们的赞赏，待母亲和我也是极好的。我读书到研究生阶段，除了母亲的坚持之外，韩叔是最大的功臣。多年来，碍于面子，我从未直接伸手向他要过钱，但每次我从家里到学校时，兜里满满的都是生活费。
我也从未亲口对韩叔表达过一丝感谢之情。是的，刚开始的几年里，我对韩叔没有产生过任何好感，更别说感激了。我只是警觉地认为：一个陌生、丑陋、年纪又大的男人闯入、并打乱了我和母亲平静的生活，而他却可以理所当然地忍受我对他的白眼和处处显示出的排斥，其内心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企图。我粗浅地认为这种人最危险、最自私，内心深处对韩叔充满了仇视和怨恨。几年后，当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感谢他时，我已经去外地读书了，即使每次放假回家，也从未敢于向他表达过一丝感恩。
韩叔唯一的缺点就是悲观。韩叔的悲观情绪在我们最初结合的几年中表露得不是很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往后的日子中，他的这种情绪往往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一些琐碎之中，并呈现愈发明显的趋势。这会让我常常以为他不够爷们，以至于在我看来，这成为了影响我和他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现在看来，韩叔半身未婚，却洒脱半生。在未与我和母亲组成家庭之前，他的日子过得虽说算不上富足，但工作和收入相对稳定，身边不乏酒肉朋友，三天一小聚，半月一大聚，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真正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何曾真正尝试过生活之艰辛？然而，随着母亲和我的到来，这种洒脱而惬意的日子却逐渐从韩叔的生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因工厂倒闭的失业、我的读书以及母亲间歇性的生病治疗等一系列新的压力，也难怪他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抱怨。
随着韩叔进入我们的生活，我泥匠学徒的生活也随之结束，断断续续的读书生涯终于宣告结束。此后，我和母亲来到了韩叔家。韩叔继续烧锅炉，母亲身体好的时候接着卖饼、打零工。我呢，在城北一所私人小学开始了五年级的求学生活，一直持续到初中一年级。
城北小学同样是一所私立学校，生源多来自乡下农村。校长是退伍军人出身，学校的管理也有点类似军事化模式。学校里多数都是寄宿制学生，大家每天定时起床、跑步、晨读、吃早餐、上课、午休，生活很是规律。我是少数几个走读生之一，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带着饼子等干粮去读书，晨读之后，住校生集体去吃早餐，我们两三个走读生在教室里聊天、啃干粮，中午、晚上放学之后再蹬着车子回家。
三年下来，我所在班级的人数从八十多人下降到了初中一年级的三十人。初一后半学期开始后，同学们好像一下子都成熟了起来。大家开始担心和思考各自的未来了。我们那一届的同学是该校首批初中生，大家心照不宣地都认为，在这里读书能考上高中的机会非常渺茫。县一中是全县唯一的高中，对大家而言，考不上县一中就意味着继续复读或者彻底告别读书生活，投身社会。而想要考上县一中，就必须要具备能与县二中、三中、城关中学等“正规”学校的几千名同学竞争的实力。显然，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基础又不扎实的“杂牌军”来说，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其时，好多同学都已经盘算好了他们的未来：有同学说勉强混个毕业，就跟着亲戚学开车去了；还有人说要去饭店学厨师等等。总之，立志要考上县一中的同学很少。只是我自己早早体验过了辍学生活的滋味，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内心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奈何自己成绩过得去但始终不算拔尖。
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或许比同龄人更能体会这其中的厉害关系。无奈之下，我想到了转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能从这里能转到更“正规”的二中或者三中，换一个环境，或许有更大机会考上高中。但问题在于，中途转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本人的成绩特别好，否则就须支付高额的转学费用。其时，韩叔所在的饮料厂已经倒闭，母亲和韩叔两人四处打零工，所挣费用刚够家里日常开支，根本没有多余资金容许我“任性”。
我只好抱着宁可失败也不想错过的心态，背着家里人，怀着悲壮的心情，像奔赴战场的壮士一样，找到了县三中教务主任的办公室。在主任的办公桌前，我又像一只激愤的小鸟，满是委屈地表明了自己想要转学却处境尴尬的现实，恳请对方接纳自己成为该校学生。出乎意料的是，主任甚是爽快，只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如果你能在转学后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进入全校前一百名，那我们就免去你的转学费用，否则就需要补齐转学费。”就这样，我从一所生活学习了三年的民办学校正式转入了县三中，从此告别了“杂牌军”的读书生活。
往后的两年时间，我没有违背自己与教务主任的约定，几次考试成绩都排进了年级前一百名。为此，教务主任很满意，还专门找我谈话，让我帮忙介绍以前学校其他成绩优秀的同学一起转学。也因此，我干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件挖墙脚的事情——把我的女同学韩娟（化名）也介绍了进来，搞得前校长对我充满怨恨。
两年后我顺利考上了高中，但成绩却比较尴尬，属于刚达线的一类，而比我稍后入学的韩娟却落榜了。为此，我心怀歉意和愧疚，久久不得释怀。当初她的成绩比我好，或许正是我把她带坏了。至少，她喜欢在课堂上偷偷看小说的陋习是受我影响的。小学毕业后的那个暑假，因与韩叔不和，除了吃饭时间，我整天把自己关在了小屋里。百无聊赖，把父亲留下的几箱书都看完了。也正是从那时，我迷上了小说。每看完一部觉着不错的小说，我都会第一时间送给韩娟。记得，我送给她的第一部小说是路遥的《人生》，随后还陆续送了《平凡的世界》《牛虻》《理智与情感》等。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的感情纯粹又神秘，却始终小心翼翼。每次给她送书都是在私下悄悄进行的，生怕同学们看到后取笑。
然而，戏剧性的是，开学时，我选择了继续复读，韩娟却顺利升上了县一中，开始了她令人羡慕的高中生活。
我虽然考上了县一中，奈何成绩平平，并没有达到免去学费住宿费的标准。如果继续读书，无疑会给家里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相去甚远。我一直不敢面对这样的愿望，而是选择性将它遗忘，以为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自己考上了，自然会有办法继续读书。但那时家里经济依然拮据，韩叔和母亲都无正式职业，只能继续四处打工。因此，我终于做出了彻底告别读书，投身社会的准备。
这个暑假，我开启了自己第一次工地搬砖的经历。当时工地上的小工收入远没有现在高。由于年纪尚小，力量不足，加之自己从未干过类似的力气活，因此，工头给我开出的工资和妇女们一样，每天17元。犹记得干活第一天的情景：老师傅分配我的任务是将一堆两平方左右的锥形石子堆铲上山轮车。我弓着腰一刻不停地干了整整一个上午，手被铁锹柄磨出了水泡，汗水湿透了上衣和裤子，连裤兜里的物品都湿透了。
接下来每天五点起床，五点半用过早餐后，便坐着姑父的车去到了工地。六点之前准时开工，中午十二点正式收工。午饭过后，下午两点继续干活，晚上八点半打道回府。开始一周最是难熬。雁北地区的夏季白天分外漫长。早上冻得发抖，中午热得冒汗。
开始几天，由于起床早，早餐刚吃一点就不想吃了，时间往往还不到十点半，我就开始饿得发慌。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嗨，离中午还远着呢！和泥、搬砖、推车、铲泥，这些重复性的动作仿佛无边的沙漠一样，望不到尽头。
夜晚躺在床上，浑身的骨头像散架了一样。双手像被火烧过一样发烫，指关节肿得连拳头都握不住。一周后，或许已习惯了这样的节奏，早餐吃得更多了，哪怕不想吃，也要强迫自己多吃。干活时，也不会一根筋，学会了偷懒——趁着师傅不注意时会停下来歇几分钟。抽烟是工地干活缓减疲乏的好方法，大家都会抽烟，我抽烟的陋习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就这样，我的第一次搬砖生涯，除去刮风下雨等停工时间，持续了三十一天，到手伍佰肆拾元。
手握这笔巨资，我第一次独自踏上了去往异乡——呼和浩特的客车，准备奔赴大城市去寻找自己的未来。走出车站，我彻底懵了：身边行色匆匆的行人，眼前高楼大厦林立，稍远处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车流像水流一样密集。这是一个与县城完全不同的天地。我闭着眼睛都能数出县城有多少条街道，多少个小巷，而这里却让我顿时迷失了方向。站在车站出口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也不知道自己即将要去干什么，只是茫然地环顾着四周，在原地打转。这一切对我而言是那么的新鲜又是如此的陌生。
太阳已经落山，整个城市华灯初上。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从一排排店铺门前走过,里面的人们正忙碌着各自的事情，街尘在萧瑟的秋风中四散逃逸，没有人会注意到店铺外面走过一个怎样的人。继续走了一段距离后，我闻到了诱人的香气，走近一看发现是一位老妇在卖羊蹄。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出发时满怀激动和期待，匆匆敢去了车站，兴奋得早已把吃饭的事情都忘记了。此时肚子里空空如也，口水抑制不住地往上涌。我买了一个羊蹄，坐在旁边店铺门前的台阶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坐了好长时间，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去。这个城市太大了，但它却向我展示出巨大的排斥。摆在我面前一个严峻而紧迫的现实是，今晚我必须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否则就只能露宿街头了。那样的话我有可能被人当成乞丐，也有可能被小偷偷走身上的现金。我还没有办理身份证，住店是不可能的。我注意到一些理发店铺的玻璃门上贴着招收学徒的广告，想要进去问问他们是否还招收学徒。但这些店铺太干净了，里面的人干净、装修也干净，连橱窗里的镜子都那么干净。对我而言，它们就像是豪华的宫殿，使我提不起一丝勇气推门进去。我还注意到一些小饭馆的门口张贴了招收打杂工和学徒的告示，这些门面相对更具烟火气。
我推开了一家名曰“杭州小笼包”店铺的门，里面摆放着十几张桌子。此时，店里的食客已经只剩下零星的一两个人。吧台后面坐着的两人正在聊天，两人身后的橱窗上摆满了各色酒水。橱窗后面是后厨了，可以听到里面炊具碰撞发出的声响。年纪较大的那位像是老板，四十出头，大背头发型梳得油光发亮。年龄较小的是一位少年，年纪与我相仿，看上去一副城市模样——斯文、精明、善于表达。
我怯怯地走近吧台，小声地问他们是否还招收人员。老板和少年抬头好奇地打量着我，脸上写满了“意外”。听口音，他们并非本地人，后来才知道这二人是东北的。几番问答下来，二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做学徒的请求，前提是包吃包住，只学技能、不发工资，并在当晚把我安排在了楼上的一间阁楼里休息。此后一个月，我在店里开始了打杂兼学徒的生活。说是学徒，其实打杂才是我主要的工作。中午、晚上等就餐高峰期，客人往往会坐满大厅，门外还有食客排队打包，忙起来跑得我晕头转向。一次，我端着几笼包子刚走出厨房就踢倒一个暖水瓶。嘭！巨大的声响惊动了在座的食客，大家纷纷向我投来了眼神。老板闻讯马上赶来，安慰我说没事没事，以后注意一点就好了，并帮着我一起收拾了残局。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母亲的电话。她用哭泣的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让我回家。她说读书的事情我们可以想办法，你还小，从未出过远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可怕。如果实在不行，到时候你想去外面做学徒，我们也可以从长计议，好好盘算后再去。你现在就这样一个人出去，太草率了。妈妈放心不下你......母亲的电话彻底打破了我的心里防线，挂了电话后我一个人哭了很久。回想起自己这一个月来的经历，虽未经受过像搬砖那样肉体上的痛苦，但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举目无亲，这种感觉就像被抛弃到荒岛一样。于是，我红着脸向老板提出了辞职回家的请求。老板爽快地答应了。那位少年，后来才知道是老板的小舅子，在我出发前，和我聊了好久，都是关于他自己打工创业的励志故事。末了，还嘱咐我以后如果再来这座城市记得找他。
回到县城后，仿佛又回到了原点。眼看开学期限日益临近，我却始终无法排遣自己的苦闷，无法消除内心深处想要继续上学的愿望。但我又不愿意把这种愿望表露出来，生怕把压力传导给韩叔和母亲。因为一旦开始读书就不是一年而是三年的事情。意味着这三年中，家里必须为我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
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继续学徒，为以后某一份职业。既然是学徒，在哪里学不都一样吗？我找到了县城的一家理发店，在临近开学的二十多天前，开始了自己新的学徒生活。每天除了帮店里搞卫生，就是帮着客人洗头、染发。不同的是，我又能留在母亲的身边了，这种庆幸的感觉是以前未曾有过的。选择理发，是因为在我看来，理发这一职业风不吹、日不晒，穿着干净、体面。至少，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总是要理发的，何况爱美之心人兼有之，理发这一职业不但不会消失，甚至还可能越来越受客人欢迎。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没想到的是，刚过了几天，我学理发的事情就在同学和老师们中间传开了。同学们纷纷表示，考上高中却放弃学业去理发的我，有点洒脱。而我的班主任老师，则亲自上门找到了母亲，说服母亲继续让我复读。他向母亲保证，一年后我的成绩一定会再提升的，到时就可享受免除学费或住宿费的标准了，母亲听了很是开心。
由此，在开学时，我没有走进高中校园，而是继续回校复读了。复读生活短暂而充实。一年后，我以全县第三十六名的成绩考入了隔壁教育大县第八中学。开启了高中三年学费、住宿费全免，学校每月补贴贰佰元生活费的高中生活。
从此，我离母亲越来越远了。2010年我考上了大学，去到了离县城更远的本省其他城市，四年后我又考上了研究生，去到了离故乡更远的祖国华南地区。四年的大学和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所需的学费、住宿费，都是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帮我解决的，而其中的部分还款费和生活费则多数来自韩叔和母亲。虽然这期间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加入搬砖行列，但所得费用往往不及二老接济我的零头。
2016年8月22日，母亲因为肺气肿离开了，当时我正在广西日报社实习。当我匆匆赶回去时，母亲已经被安置在了一副薄薄的棺材板里。我无助地要求打开盖子，想要再看一眼母亲。只见她安静地躺在里面，身体冰冷而瘦小。这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在这世上最后的至亲之人离开了。
韩叔说，母亲走得很安静。上午家里来了客人，她还为他们包了饺子，大家一起说说笑笑很是开心。午饭后，客人离开了，母亲就在炕上靠着铺盖卷睡着了。韩叔则像往常一样到院子里给未出群的羊添加草料，给大狗黑豹和小狗花花喂食，中途母亲还起来到院子里上了一次厕所，从韩叔面前经过，并无异样。半小时后，等他回到屋子里，发现躺在炕上的母亲已经没有了呼吸。制氧机的氧气管脱落在母亲的胸前。
制氧机是我为母亲生前购买的唯一我曾经引以为傲的物品。多年来，母亲的病情并一直反反复复，特别是春秋换季时节，尤其严重。每当此时，呼吸、使劲呼吸就成了母亲唯一的任务。对母亲而言，每一次生病都像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人活一口气，可母亲的病却偏偏生在这一口气上。无数次，看着母亲难受的样子，我都害怕她就此离开我们。然而，一次次她挺了过来。久病床前无孝子，由于上学读书，我不得不距离母亲越来越远，陪伴在她身边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天知道在儿子没有陪伴在身边的那些日子里，母亲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研一暑假，我利用打工挣来的贰仟柒佰元钱为母亲购买了这台制氧机，满心欢喜地邮寄给她。还在电话上询问她使用情况和使用效果。母亲高兴地说好用，非常好用，用上这个机器我好多了，呼吸顺畅了许多。我说那好啊，您每次难受的时候就赶快把它戴上，母亲又高兴地说好的好的。于是，我开心地，心安理得地以为母亲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我上大学之后，母亲和韩叔从县城搬回了韩叔的农村老家，开始专心养羊，数量最多的时候养了壹佰多只。其时，羊肉价格高昂，日子过得很有盼头。韩叔的农村老家位于两个县城的交界地带，坐落在河弯深处，四周被大山环抱，中间一弯清水，环境甚是优美，二老生活悠然自得。唯一的缺点是，没有信号。
读大学时，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信号放大器，装在了屋后的半山坡上，才勉强使母亲的手机有了一两格信号。因此，与其说是我与母亲联系，还不如果是母亲与我联系。因为，除非母亲爬上半坡给我打电话，否则我是联系不上母亲的。每一次与母亲电话联系，她都会告诉我自己很好，让我不要担心她，好好学习，嘱咐我尽量少出去打工，别耽误了学业。
7月18日上午——母亲去世的四天前，我正准备和一起实习的同学去采访一位著名导演。刚准备走出办公大楼，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像往常一样，母亲关切地询问了我一些生活和学习上的事情。得知我已在报社实习，她异常高兴，告诉我一定要把握机会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记者也不错。末了，母亲的情绪有些激动，她说这么多年，你跟着妈妈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你从小懂事，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吃香的、喝辣的，你从不眼红，也从不向妈妈提任何要求......妈妈没本事，没有把你带好，害得你从小跟着我东躲西藏，书也没有好好念......好在现在你终于长大了，可以独立了，妈妈真的为你高兴......
我与母亲的最后一个电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是记忆中与母亲通话时间最长的一次。母亲哭了，我也哭了。我想对母亲说，您是这世上最好的妈妈，在我心中没有人比您更伟大，您为我付出的已经足够多了，往后的生活让我来好好照顾您吧。我多想告诉母亲你的儿子是多么的爱你。
但这些话我没有说出口，这大概就是儿子在母亲面前的矜持吧。现在想来，母亲当时是在给我交代后事呢，而我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人生没有如果，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我会毫不犹豫地马上赶回去，或许还能再见母亲最后一面。挂了电话后，我花了十几分钟才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当我匆忙赶去会场后准备采访时，会议已经结束。四天后的下午六点左右，我收到了大舅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他告诉我母亲病得厉害，要我尽快购买回家。
母亲的离开方佛抽掉了我所有的神经：整整半年多的时间，我像木头人一样活着，除了一个人不自觉的流泪，没有微笑也没有与任何人的交流。每晚做梦都是母亲模糊的身影，却始终看不清楚她的面容。我想抓住她，可每次当我想要冲过去抓她的时候就会从梦中醒来。
其时，大家都在忙着赶写毕业论文，而我却一直沉溺于痛苦中，始终提不起精神去写论文。直到有一天，对面宿舍楼一名女研究生跳楼自杀了，据说自杀原因是抑郁症，我才仿佛从梦中惊醒。其实，那一年，我亲身经历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生离死别太多了：就在我回乡为母亲奔丧的途中，汽车行驶到一处窄桥处，前方一辆大货车从对面桥头路口驶出，把一辆骑着三轮摩托车的老大爷逼到了桥下，大爷当场死亡；我姑父妹子家的二女儿，十六七岁的年纪，出落得花枝招展、亭亭玉立，寒假开学前我们还一起在姑妈家里吃饭，却未曾想中途在学校突发疾病也去世了。
生命是如此脆弱，这些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担心自己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终有一天也会突发疾病或者意外，或者像对面宿舍楼的女孩那样因想不开而了结自己，或者控制不住地去了结生命。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否则母亲对我的所有期待和付出都被我辜负了。此后，我开始重新试着去重新面对世界，尝试去做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情......
最终，我写完了毕业论文，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如今，我在华南地区一家国有企工作，娶了本单位的衣服，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也算是成家立业了。工资虽然不太高，但总算所有努力没有白费，这大概就是普通农村学习的“翻身记”吧。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康乐。
六年过去了，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不敢回想关于母亲的点点滴滴，每当想起就会心痛，就会被汹涌的回忆吞没。六年来，无数个夜晚我从梦中醒来，枕边还常常伴有泪痕。未能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在她身边，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成为了我今生最大的遗憾。失去亲人的感觉或许只有自己才能体会，但活着的人们一定要坚强、乐观，过好自己的余生。
以上就是我的“翻身”经历，也是我的求学经历。人常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我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儿时、少时我们经历过什么，在当时看来可能只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一些事情，但此后每每回想起来的时候，这种经历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影响。
比如我，从小经历家庭贫困、父亲酗酒、父母不和、反复辍学、打工、学徒等事件，使我在此后的人生中始终伴随着一种深刻的自卑感，这种感觉就像与生俱来一样令人苦恼。有时，这种感觉甚至会演化出其他情绪，比如敏感、孤僻等。很多时候，它们会深刻困扰我的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但不论如何，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自己人生路上的财富。人生如画，我的故事就是我这幅画的底色。
回看自己的经历，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再努力的个人都离不开祖国的支持。我用百分之九十的篇幅书写自己前半段艰难的求学经历，却用不到百分之十的篇幅收尾，就是想说明没有国家的支持，我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自己后半段的学业，也不可能“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