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对外开放和外商政策是什么(唐代对外开放的情况及意义)

唐太宗对隋炀帝盲目排外，不以为然，曾对侍臣说“隋炀帝性好猜忌，痛恨胡人，改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有何效益”贞观四年，西域各国派遣商使来朝，太宗准备亲自迎接，表示重视，大臣魏征却说：“听任外商往来，与边民互市，就可以了。待如上宾，反而不好。”太宗遂止。从此，听任外商自由往来，互市互利，成为唐王朝的一项对外政策。

商品经济对外开放，外商大批涌入中土。当时外商主要汇集在以下三个都市。

1．长安。朝廷将长安西市划为外商集中区。这里的外商主要由西域丝路而来。他们有的开“酒家”借“胡姫”陪酒赚钱；有的办“质库”（当铺），“＊质取利”；有的建“波斯邸”，放高利贷发财。更多的是做珠宝木材生意。

2．扬州。扬州依榜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对长安和广州的外商有强烈的吸引力。肃宗时，田神功率军大掠扬州，仅大食、波斯的外商就死了几千人，可见扬州外商之多。

3．广州。这里的外商人数量多，主要由海上丝路而来。玄宗时，广州江中停泊的婆罗门、波斯、昆仑的商船不知其数，船上“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以及白蛮、赤蛮的外商也往来如鲫，争夺生意，唐代广州外商最多时，据估计有10多万人。

唐代的外商大多称为“商胡”，商胡在唐代文献中，亦称“贾胡”、“胡客”、“番商”、而更多的称为“番客”，主要指大食（古代阿拉伯帝国）、波斯（今伊朗）的穆斯林商人，他们是我国回族的先民。据历史记载，大食曾派了37批使者来唐，个人自发来唐的更多，他们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内陆沿海。

与外国通商，给唐王朝带来巨大财富。每年的商税、市税收入，广州市舶使得关税收入，在唐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不法的官吏百姓也趁机发了财。凡在广州做官的，“靡不捆载而还”。安禄山在叛乱之前，曾利用职权，与外商合资经商，每年得“珍货数百万”。定州人何名远，更在官府驿站旁开黑店，专以偷袭外商为业，最后“费财巨万。官吏的盘剥，经常激起外商的反抗。武则天时，昆仑外商刺死广州都督路元睿，然后航海亡命。肃宗时，大食、波斯外商联兵焚掠广州城，刺史韦利见吓得翻城逃走。尽管出现如此多弊病，唐王朝却没有改变既定政策，这无疑是唐朝经济成功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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