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那边农村留守妇女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午后的山村沉浸在燥热的余光里,夕阳射在落叶上,斑斑驳驳。
一位低胸穿着的中年女子躺沙发里,叉开双脚放到桌子上,豪放而无拘无束。
“喂!买烟。”一名赤膊上身的男子冲她嚷嚷。
中年女子醒来,嘴角涎着口水,看了一眼,也不问他要什么烟,丢给他一包阿诗玛。
男子也不付钱,丢下一句:“今晚一并结账。”拿烟走人。
看来他们是熟人,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她叫张妹惠,村里的留守妇女。
二十多年前,她老公外出打工就再也没有回来,她带着两个娃和公婆独自生活,家里的家务活,地里的农活,全是她一个人干。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红润的脸庞已经干裂,还是等不回丈夫。刚开始的时候丈夫还经常寄点钱回来,这七八年来就杳无音信了,不知死活。
一烈日炎炎,我在乡村的小路上走着。此行的目的是到农村去采访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妇女。
要找到农村留守妇女并不难,难的是她们是否愿意接受采访。那是一群内心受伤的人群,她们不愿意敞开心扉。
碰见路人,我就问他们:知道哪里有留守妇女吗?
他们看着我,眼里掠过一丝淫荡的目光。
我知道,他们给我贴上了标签:嫖客。
但是我不是,我只是一位社会工作者,想研究留守妇女这群特殊群体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我们这里留守女人太多了,你找谁?”他们反问我。
我说:“找健谈的。”
“健谈的就数我们这里的张妹惠了。”他们说:“张妹惠是村里昔日的大美女,留守二十多年了,她的故事最多,人也开放,她在杨西村。”
我顺着他们指引的方向,沿着山路走去。
在杨西村头,一位大妈牵着牛,我问她张妹惠家在哪里。
她上下打量着我:“张妹惠家在村东头,那个小代销店就是。莫非你也是去找她?”
几名在树下乘凉的大妈听说我要找张妹惠,朝我肆无忌惮地笑了,仿佛我是个寻花问柳的。
二我对大妈们说,我是一位正经的教授,是做社会调查的。
她们哈哈大笑,说正经不正经谁知道?找她的就没一个正经的人。
一位大妈听了我的来意后,说:“你来找张妹惠就对了,我亲眼看着张妹惠嫁到这里来,这孩子不错,就是嫁的男人不好。以前她老公在的时候,经常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后来她男人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末了还补充一句:“阿惠现在变了,已经有点烂了。”
这句话像钢针般将我深深刺痛。在我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听到了太多的关于留守妇女堕落的故事。
在我对留守妇女开展田野调查之前,在我心里一直是敬佩她们的,她们把美好的青年时光留给山村,用苍凉的一生守护着孩子和老人,守护着残缺的家。
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欲?谁也无法抵住生活的寂寞。
三在村东头一间小小的杂货店里,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仰面叉开双脚躺在竹椅子上,蒲扇跌落在地上,她已经睡着了。
我不忍心打扰她,蹲在远处等她自然醒来。
这时,一个男子来买烟,不付钱就走了。
我急忙上前搭讪,问她是不是张妹惠。
她说你找我干什么?
我说阿惠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想跟你聊聊天。
一丝亮色在张妹惠的眼神中稍纵即逝,平静而憨厚地笑着说:“好啊好啊!”说罢她弯下腰,给我搬了条旧长凳给我坐下,转身从杂货店里拿了一罐雪碧给我。
我掏出手机想扫码付钱给她。
她把雪碧硬塞在我手里,说不用了,一罐雪碧而已。
我说刚才那男子拿烟没给钱。
她说,熟人,今晚他会给的。
我打量着张妹惠,她穿着一件劣质的低领衬衫,身材臃肿却难掩丰腴,岁月已经在她脸上刻下一道道刀痕,但标准的身材依然诉说着当年的风韵。
看到这,心中忍不住一阵酸楚,许多话全梗在嗓子眼,只问:“阿惠,这些年还好吗?”
阿惠凄然一笑:“很好,很好。”
四太阳余辉铺满山峦,金碧辉煌。
我和张妹惠聊了很久,她突然说,晚了,要不要在我这里吃饭?我们一面吃一面聊。
我说好啊!
她炒了一碟花生,还有几块三夹肉,和我坐在嘈杂的杂货店里,一面吃一面聊。
她问我喝什么酒。
我说,来点啤的吧!今天累,喝点。
她说她喝烈的,只有烈酒才能陪她度过漫长的夜晚。
阿惠开朗,朴实,话极多,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她两片略显轻薄的嘴唇不停地上下碰撞,噼里啪啦冒出话来,乐观中带着无奈,又有一些伤感。
我想用笔记记录,但写字的速度根本跟不上,只能静静地听着。
如烟往事像泛滥的洪水泄滩而下……
三十多年前,当年她也是村里一支花,嫁到了这里。“那时我老公很爱我,我也很爱我老公,我们像着了魔一样整天厮守在一起。
婚后五年,还没有怀孕,村里人开始怀疑我是石女。为此我寻医问药,吃了整整三四年的药。”
阿惠抖索着手上的烟,长吁了一口气。
她说,外面闲言碎语也就算了,最难受的是丈夫开始冷落她,嫌弃她。
她说,自己当时怎么说也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嫁给老公已经是下嫁了,现在嫌弃她不生子,感觉很委屈。
她去医院检查,没问题。
她劝老公也去检查,老公觉得丢脸,和她吵起来,从吵架到打架,两人互殴,险些把她的眼睛打瞎,那才叫惨烈。
在袅袅升腾的香烟雾中,我的脑子里再现了当年的场景,而眼前阿惠的脸庞变得模糊而遥远。
她说:“我这一辈子都记得那个晚上,那是我第一次和老公打架,我以为他不会打我,可是他狠命地打我,用脚踢我。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老公还是去医院检查了,他也没问题!这就很难说了。”
阿惠说,她当时慌了,在农村,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就被别人当成石女,人家是看不起你的。
她说,丈夫的冷落像藤蔓般将她绞痛。
后来,他们一起去医院检查,才找出原因:阿惠的卵巢位置太深了,她老公够不着,很难受孕,医生建议他们做人工授精。
她丈夫是封建脑筋,一听说人工授精,让别人碰他的老婆,就坚决不干了,宁死不从。
然而,无后在农村始终是对一个家庭毁灭性的打击。
不知道为什么,后半年,阿惠就受孕了。她很高兴,把消息告诉了老公。
而她老公却闷闷不乐,他怀疑阿惠对他的忠诚,因为阿惠天生性格开朗,和村里的青年合得来,不会是红杏出墙吧?
十月怀胎,她生下第一个女儿。长到两岁多的时候,不像老公。
两年后,她又怀上了,生了一个儿子,长到两三岁的时候,也长得不像老公。
这时,老公脾气开始暴躁起来,经常打她。
“可是我知道,这两个孩子都是我老公的!”她说。
看着眼前这个一身赘肉的可怜的中年女人,我相信她。
说起老公离开的那晚,阿惠说此生难忘。她语无伦次地说,那天晚上,丈夫对她施暴后,第二天早上毅然决然,背起行囊走了。
从此以后,她独自撑起这个家。
讲到这里,阿惠哭了。她喃喃自语:“我没有对不起他,我没有对不起他……”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白酒,像祥林嫂一样。
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没有信任,就这么葬送了。
我在瞬间察觉自己很残忍。面对一位家庭残缺不全的留守妇女,却一次次揭开她心底的伤疤,让她在记忆的废墟中努力地搜寻幸福的残骸。
这是我最痛苦的一次采访。
我沉默着。而阿惠仍翻来覆去地说:“我是守妇道的,真的,我是守妇道的。你信不信?那时我是守妇道的。”
五夜色渐浓,村头聊天乘凉的人逐渐散去,只剩我和张妹惠坐在空寂的代销店里,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电视音乐,好像是《布列色浓》,飘飘渺渺,虚虚无无,令人心碎……
阿惠面无表情地坐着,还在噼里啪啦地诉说着过去。我不知道,当年丈夫离开时,她的心情是否像冰海沉船般无助而绝望?
阿惠整晚几乎不动筷子,只喝酒。
我难过地说:阿惠,多吃点菜。
她苦笑着摇摇头,我不能再多吃了,现在别人都叫我胖子,其实我年轻时挺瘦的,人也长得挺不错的,鬼使神差,阴差阳错,我嫁给了这个无情的人……
但是,她还是有良心的,独自在这荒凉的山村里,养育了两个孩子,伺候公婆,送走了公婆。
两个小孩,是阿惠生命的脐带,她常在夜深人静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独饮,独自沉醉。
阿惠不无伤感地说:“如果结婚后一两年就有孩子,我就不会是现在的下场了,我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
窗外,萤火虫摇曳不定,阿惠垂着头,地默默抽烟。
我问阿惠,是否有过改嫁的念头?
她的眼中隐现出一层雌性的光芒,但很快目光就黯淡下去了,悲哀地笑着,摇摇头,说现在很好,岁月能够抚平一切。
我知道,岁月已经扼死了阿惠最后的激情。
夜,气氛沉重得让人窒息。
这时,门推开了,白天来拿烟的那个男人来了,见我在场,眼里掠过一丝不快和嫉妒的眼光,钱也不给,就走人了。
阿惠抬眼看了他一眼。
六夜已深,我决意回镇里的旅社。
阿惠挽留我住在她那里。
我说孤男寡女的,怕人家说闲话。
她说她不怕,人家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她一个留守妇女是非也不少,已经习惯了。
我执意要走。
她送我到村头。
清冷的山村,阿惠帮我找了一辆三轮车,送我回镇里。
山村的迷离灯光像磷火般扑向远方,我的眼泪无声地渗出。
岁月如歌。张妹惠的岁月,是悲歌。
多少年来,她始终是村民们调笑的对象。
她只不过是农村留守妇女中的一员,但却很少人想过,她们的感受如何?她们的命运如何?面对晚景凄凉的夜晚,我们该如何帮助她们走出沼泽地?
但愿她是最后一个悲剧的承受者。
后记在对农村留妇女进行调查中,我发现,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各有各的忧愁,各有各的困难。但是,生活的压力没有压垮她们。对他们来说,烦恼是多方面的:
一是她们是女性,体力上的弱势,使她们在农活上产生很大的烦恼。
二是作为留守女性,他们的经济压力非常大,老人、小孩都需要她们照顾。
三是生理上的需求。在我开展田野调查过程中,很多的农村留守妇女都有出轨的经历。
如果一定要在这几种烦恼中选出最大的烦恼,农村妇女虽羞于启齿,但是毫无疑问,生理上的需求是她们最大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