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发起的“夺门之变”为什么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大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决定效法成祖皇帝“五征漠北”的壮举，亲自率军出征大同，讨伐“入寇”的瓦剌，以显大明国威。英宗率京营二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并勋臣及朝臣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五十余人，于七月十六离开京师赶赴大同，北征瓦剌。出发前，英宗命皇弟郕王朱祈钰留在京师辅佐皇太子朱见深，并监国。
八月初一，英宗率明军抵达大同，但此时瓦剌已经集合大军包围大同外围，并屡次击败明军。得知瓦剌真实实力的英宗有些害怕，同时王振也鼓噪请求撤军，于是英宗在刚刚到达大同后不久就命令撤军。回军途中，因为王振的刻意安排，明军先绕道蔚县、后改道宣府，至八月初十，瓦剌追兵追踪明军后卫而至，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等后军统帅虽奋勇作战，依旧寡不敌众，明军后卫全军覆没。
八月十四，在王振的胡乱指挥下，明军进退失据，错失战机，终于被瓦剌追兵围在怀来县土木堡。之后英宗又轻信了瓦剌假意议和的建议，放松警惕，导致被瓦剌军突袭，明军大营溃散，军队四散奔逃，无法组织抵抗。混乱中，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人战死沙场，英宗本人来不及逃脱，被瓦剌俘获，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大明社稷因此役惨败而几乎陷入倾颓覆灭的境地。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在皇帝亲征被俘、大明朝野人心惶惶，几乎面临崩溃的境地下，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朝臣们联合向皇太后孙氏上奏，恭请皇太后出面安定局面，并立皇弟、监国郕王朱祁钰为新皇帝，以凝聚军民士气，保卫京师，挫败瓦剌以英宗来要挟大明朝廷的阴谋。孙太后在诸臣的再三请求下，顺应民心，下懿旨以郕王朱祁钰为帝，延续大明皇统。但在立郕王的同时，孙太后又另下懿旨，维持英宗长子、皇太子朱见深的嗣君地位不变。
郕王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正式即位，改明年为景泰元年，尊“北狝”瓦剌的兄长英宗为太上皇。这就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
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至二十，在代宗皇帝和于谦等主战大臣的全力策划、协力指挥下，瓦剌入侵京师的作战被明军挫败，无奈只得裹挟被俘的英宗撤回了塞外，之后又向大明派出使者请求议和，大明得以度过这场自立国以来所遭遇的最严峻危机。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瓦剌不甘心没有从明朝获取更多利益，于是挟持英宗到大同，以“送还皇帝”为名哄骗大同总兵郭登开门接纳。郭登知是瓦剌诡计，所以拒不开门，并暗中策划出兵夺回英宗。瓦剌首领也先无奈之下只得带着英宗返回漠北，并再派使者向明朝求和，只要大明厚加赏赐，瓦剌就可以放回英宗做为交换。
景泰元年（1450年）七月，代宗先后派礼部侍郎李实、大理寺少卿罗绮、指挥使马政、右都御史杨善、工部侍郎赵荣等人作为议和使者，两次前往瓦剌面见大汗脱脱不花和太师也先，商议双方议和及迎回太上皇事宜。
在议和使者（尤其是右都御史杨善）的努力下，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大明和瓦剌达成和议，双方恢复和平互市的状态。而作为和议最重要的内容，“北狝”一年之久的太上皇英宗终于得以结束漠北生活，重返大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在土木之变一周年的时候，太上皇一行人从大同、宣府、昌平一线匆匆赶路，从京师安定门入城，回到了阔别一年的京师。
太上皇归来时，代宗亲自到皇宫东安门举行仪式，迎接兄长返回。兄弟俩见面时，彼此亲切问候、热泪盈眶，嘘寒问暖，一派兄友弟恭情景，很是感人。但代宗和太上皇这两兄弟内心中是怎样的感受和实际想法，那其他人就不可能知道了。
皇权的排他性使然，即使代宗还是郕王的时候和兄长英宗感情有多么深厚，兄弟之间关系有多么融洽，但如今身份已经更替，并且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代宗再也不是那个年轻单纯的青年藩王了。已经掌握皇权一年之久、同时又击退瓦剌、立下保卫大明社稷大功的代宗，心中充满了对皇位的眷恋把持、和对兄长归来的忌惮和猜忌，生怕兄长这个前任皇帝、现任太上皇会在返回京师后和之前的旧臣们暗中策划、勾连，以颠覆自己的统治，从而夺回皇位。于是，在英宗返回后不久，代宗就以“荣养”的名义，将太上皇软禁在南宫之中，隔绝了他和外朝诸臣的联系，以防备兄长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此后的七年中，代宗和太上皇的关系都是在时刻相互提防、猜忌、疑虑中度过，对于太上皇在南宫中的一举一动，代宗无时无刻不加以关注、并随时准备采取反制措施。同时，为了帝统不至于出现转移，代宗在自己的皇位稳固、同时大明内外局势稳定之后，就开始着手准备更换皇储，将皇统转到自己一系，剥夺兄长一系的继承权。
从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开始，代宗就在朝会上多次或明或暗地示意内阁及六部重臣，自己想更换储君。而为了取得大臣们对自己的支持，代宗居然做出了皇帝给大臣行贿的千古奇事——给内阁大学士们每人赐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然后派亲信宦官到每个内阁大学士的府上暗中征求易储的意见。经过一番软硬兼施后，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代宗终于得到了首辅陈循等内阁辅臣们赞同易储的支持。于是代宗立即召开朝议，发布易储诏令，改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出居藩邸；以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经过不懈努力，代宗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易储心愿，将大明储君从侄子改成了自己的亲儿子。
可是祸福皆由天注定，代宗殚精竭虑、费劲了心思，好不容易才让亲儿子朱见济成为大明皇太子，可是朱见济却没有这个福气承受，不过只当了一年多一点的皇储，就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患病不治，夭折了。代宗只有朱见济一个独子，好不容易才立为皇太子，没想到却幼年病夭，这个噩耗有如晴天霹雳，几乎将代宗身心击垮。而之后几年代宗心理逐渐开始扭曲，肆意打击惩罚建议重立皇储的官员。本来保卫社稷有功、治国也比较贤明的代宗皇帝，因此口碑和名声一落千丈，群臣诸多非议，日后的变局，这时已经露出端倪。
从景泰五年到景泰七年（1454-1456年），代宗再也没诞育皇子，大明国本一直空虚，因此“复立皇储”的议论一直不断，这始终是代宗的最大心病。内外的巨大压力和双重辛劳下，代宗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精气损伤严重。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代宗因积劳成疾而“御体违和”，终于病倒，且病势汹汹、“不能起榻”。
景泰八年（1449年）正月十一，朝臣们入大内探望代宗，向皇帝再次提出“复立皇储”之议（即复立前太子、沂王朱见深），代宗不予回答，内心依旧不肯把皇位还给兄长一系，坚称自己只是“偶感风寒”。正月十四朝议时，皇帝因病缺席，辅臣们于是讨论“立储”之事，朝议中主张复立沂王的、主张另择宗藩的，主张缓议的意见纷沓交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内阁辅臣只得联名上疏皇帝，奏请“早择元良、以定国本”，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代宗皇帝。
其实，这个时候的代宗心里很明白，生儿子只怕没希望了，就是把病养好估计也很难，也许自己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没几天了，按《皇明祖训》内所规定的宗法传承制度，自己驾崩后，皇位只能传回兄长那一系。可如果最终的结局是这样的话，那自己这几年的皇帝岂不是白干了，费尽心思的易储不成，还使得后人有嘲讽乃至归罪自己的口实。在这样考虑下，病入膏肓的代宗怎么也不肯主动把皇位还给兄长（的后裔），他内心还是期盼自己能够吉人天相，尽快好起来，以继续呆在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上。
但代宗不想归还皇位，有一些人已经等不及了，以武清侯石亨、左都御史徐有贞为首，包括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张軏、内宫太监曹吉祥等人，决心趁着这个机会铤而走险，“建立殊勋、获取首功”，迎接在南宫软禁的太上皇英宗复位，以达到“拥立首功”的目的。至于为何要迎立太上皇，那是因为石亨在正月里被病重的代宗召见，令他代行郊祀礼，而石亨见到代宗的病势沉重、即将不起情况后，心里揣摩一旦代宗去世，则迎立谁为新帝都是文臣们的谋划之功，和自己没有关系，因此不甘心被排除于权力中枢之外。徐有贞则是当年土木之变时力主要迁都避难，被于谦等朝臣呵斥责骂，又被代宗贬职轻视，心中一直忿忿不平，总想着要卷土重来。张軏、曹吉祥也是因为代宗登基后被边缘化、疏远化而心有怨恨。所以，这几个人因为同样的目的结成一党，走到一起，产生了准备发动政变、以谋取富贵和“大功”的念头。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晚，在徐有贞的策划下，张軏先期进入南宫，将准备拥立太上皇复位的消息暗中传递给英宗。同时曹吉祥在孙太后的默许下，于皇宫内做好了接应准备；石亨、徐有贞则率私兵千余人直奔南宫，迎接早有准备的英宗登上御辇，直奔皇宫。
当队伍行至东华门时，被守门的士卒出声喝止，英宗亲自大声回应说：“朕太上皇也！”士卒们看见太上皇后不敢阻挡，众人于是打开东华门，簇拥着英宗来到奉天殿。此时曹吉祥早已做好了接应准备，让安排好的乐队奏乐，钟鼓齐鸣中太上皇英宗进入了奉天殿，重回阔别七年之久的皇帝宝位。此时朝臣们已经在朝房等待上朝，听见宫内钟鼓齐鸣、各门大开后，以为是代宗登殿，于是鱼贯而入。徐有贞抓住机会在殿前高声呼喝道：“太上皇已复位，群臣觐见！”此后石亨、张軏等人带头入殿参拜英宗，诸臣面面相觑之下，稍稍迟疑片刻，也随之朝臣入奉天殿朝觐英宗。英宗则在大殿内亲自向朝臣们宣布自己复位。
至此，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精心策划的政变宣告功成，这就是影响了大明之后近二百年历史进程的“夺门之变”。复位当日，英宗就下旨将景泰八年改为天顺元年（1457年）。
政变发生时，代宗尚在后宫寝殿内养病，而他的病势沉疴已久、即将不治，所以对于外朝的政局变化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得知兄长已经复位后，代宗只说是说：“好，好！”，便不再开口说话。
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三，重登皇位的英宗接到左都御史兼翰林学士徐有贞的奏疏，请皇帝批准将被逮捕下狱的代宗重臣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以“更立东宫”、“谋立襄王之子”等罪名定为谋反大罪，处以极刑。英宗原本心有不忍，回复徐有贞说：“谦实有功。”但徐有贞依旧记得当年土木之变后自己在朝堂上提议南迁，被于谦训斥责骂，导致他被代宗鄙视，群臣也嘲笑蔑视他，乃至于长久不得升迁。徐有贞为此深恨代宗和于谦，一心要置于谦于死地。（石亨也是因为和于谦有私人恩怨，导致心怀怨恨，一直想要搬倒于谦，实现权力更替）。
于是徐有贞回奏英宗说：“谦虽有功，然不杀则此举（指夺门之事）师出无名矣。”英宗听后，考虑了很久才下定了决心，下旨将于谦、王文绑缚京师崇文门外，处以斩刑。保卫了大明社稷的一代名臣于谦，就这样在这座他曾经拼死保卫的城池前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步。
由以上可以看出，徐有贞、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其本意并不是维护大明皇统、安定社稷，而是各自抱有私心，意图铤而走险谋取富贵，并向代宗及于谦等人报复私人的恩怨。
假使当时皇太子朱见济还在世，且身体健康、茁壮成长，那么借一万个胆子，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也不会有野心去实现“拥立之功”，敢于拥立太上皇复位。在儒家君臣纲常伦理道德的基石下，没有哪个大臣敢于昏了头地去“夺门”挑战皇权。徐有贞和石亨不过是因为当时代宗病重、且大明并没有合法的皇储，所以才冒险发动政变，迎太上皇复位。如果在夺门的过程中出了一点点纰漏，等到天亮后代宗得知消息，那么即使是一个病得要死的皇帝，依旧有能力、有权威、有手段立马调派京师驻军将徐有贞这一帮“乱臣贼子”干脆利落地诛灭殆尽，连渣都不剩。
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英宗以孙太后的名义下懿旨，斥则代宗“不孝、不弟、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怒，其身疾病,弥留朝政”，将代宗废为郕王，迁居西苑。二月十九，为了避免死灰复燃（就像自己一样），有“妇人之仁”名声的英宗决定消除隐患，他暗地里下令，命內官监太监蒋安夜赴西苑，把弟弟用锦帛勒死于寝宫。代宗横死后，英宗赐了个“戾”字恶谥给他，称郕戾王。代宗也没有入葬已经修建好了的昌平皇陵区自己的寿陵，而是被按照亲王礼葬在了西山。
“夺门”成功、英宗复位后，朝臣们虽然出于“儒家忠君”思想，对皇帝本人重登皇位没有反对意见，但对于徐有贞、石亨、曹吉祥这些野心家、小人用这种卑劣手段获取“拥立之功”的行为鄙夷轻蔑得很，对他们用英宗的人生安危作为自己谋取富贵晋身的台阶之举大为敌视，认为他们是“陷君父于危难、置圣驾于何地！”
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自恃夺门有功的徐有贞因为争夺朝堂上的权力，和石亨、曹吉祥等人开始产生矛盾，并随之激化。徐有贞常常在英宗面前弹劾石亨、曹吉祥不法事，使得石曹二人非常怨恨徐有贞，也开始图谋构陷徐有贞。当时英宗信任徐有贞，后常常单独召见他密谈，曹吉祥趁机让自己的心腹宦官在随驾时偷听谈话，然后透露谈话内容给英宗，谎称是徐有贞所泄露。久而久之英宗逐渐厌恶徐有贞，怀疑他走漏消息，从此疏远排斥他。
石亨、曹吉祥趁热打铁，以“图擅威权，排斥勋旧”的罪名向英宗举报徐有贞，英宗于是逮捕徐有贞下狱，念及他有拥立之功，起初把他贬到广东任参政。石亨再暗中匿名投书，以徐有贞的名义对“夺门之变”事加以指责。英宗顿时大怒，把徐有贞从半路抓回京师，最终削去徐有贞所有官爵，贬为庶民，流放金齿卫（今云南怒江、独龙江流域）。
夺门之后，石亨以功晋爵忠国公，英宗对他恩宠眷顾，信任有加，石亨因此骄横跋扈，权欲膨胀。石氏一门势焰熏天，一些趋炎附势、企图升官的都拜在石亨门下，民当时流传“朱三千，龙八百”的童谣。
石亨得势后，利用掌握京营的权力，将各地文官巡抚全部撤换，以自家心腹武将充任，有事时觐见英宗也敷衍了事，并，信口开河，还多次借故入宫，英宗当时都不知道石亨已经进宫，一不留神撞见了，也惊吓不轻。英宗因此不厌其烦，以此问于内阁辅臣李贤。李贤回答说：“朝内大事，惟陛下一人做主。”英宗深以为然，便敕告左顺门：“非宣召，武官不得进宫。”此后石亨进宫次数才稍稍减少。
石亨在京师修建忠国公府，富丽堂皇，占地广大，逾制甚多。英宗不经意间登宫墙后看见也惊讶地询问：“此何家府第？”恭顺侯吴瑾随侍在旁，故意回答：“此必王府！”英宗摇头：“不是”，但明白了吴瑾的意思。吴瑾再回话说：“不是王府，谁敢僭逾至此？”英宗会心地点了点头，心里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石亨侄子石彪因夺门之功封定远侯、大同总兵官，其在大同骄横不法，横行无忌，天下因此侧目。石氏叔侄当时拥有数万材官精锐，朝廷内外武将半数出于石家，这已经已经危及社稷，石氏叔侄浅薄不懂谦逊，结局注定惨淡。
天顺三年（1459年）十月，对于石氏跋扈已经忍无可忍的英宗借口大同军卫杨并等人上书朝廷请求让石彪永镇大同之事有诈，逮捕杨并后获得“石彪欲图联合石亨谋反”的口供。于是英宗遣锦衣卫直驰大同，在军中逮捕石彪，审讯时获得石彪私有绣蟒龙衣、逾制寝床、欺凌亲藩等违反国法之事，谋反之罪坐实，英宗下令抄没石彪其家。石亨也被牵连，停止朝参资格，削去官职，石家顷刻间树倒猢狲散。
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锦衣卫指挥使逯杲上奏弹劾石亨居心叵测、跋扈不法、私收贿赂、阴蓄私兵、招纳术士图谋不轨，英宗令朝臣共议，朝臣纷纷上奏，皆言绝不可轻饶。于是英宗下诏将石亨下狱，令三法司依律论罪。最终石亨以谋反罪论诛，抄没全家，秋后处斩。二月，石亨“瘐死”狱中，石彪、石后等石氏家族成员皆于天顺四年（1460年）秋后处斩，石氏满门诛灭。
到了这个时候，英宗也有所醒悟，对当年徐有贞、石亨等人发动的夺门之变是否恰当产生了怀疑和反思。天顺四年（1460年）五月，在徐有贞贬斥、石亨诛灭全家后，英宗召内阁大学士李贤入内奏对，询问他对于“夺门之变”的看法，李贤当即正色回答说：
“当时郕王已经病重，即将不起，而怀献世子（即朱见济）已经薨逝，国家重归陛下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何必要徐有贞、石亨他们多此一举，去南宫迎陛下进宫。况且即使接陛下进宫，说迎驾是可以的，不能用“夺”，这‘夺门’二字让后人怎么看待？天下本来就是陛下的，用‘夺’字，岂不是说陛下重登大宝是不合宗法传承的？徐有贞、石亨等人当时只是为了谋取富贵、抢夺权力才下手拥立陛下复位，其实郕王即将薨逝，他一死，群臣自然会按照祖训迎接您复位，何必石亨他们去夺？”
英宗顿时醒悟，赞叹说：“卿说得对！”
李贤再次进言说：
“当时千钧一发，如果石亨等人的事情失败，他们自然要被郕王处死，他们死就死了，但是陛下您就危险了，这不是石亨、徐有贞“挟持”您，将您置于险地么？‘夺门’之事，不过是徐有贞、石亨等人别有用心，以陛下为奇货，借此得以富贵，他们哪里是为了大明江山社稷？只不过为了将来的邀功升赏、招权纳贿而已。如果陛下还是以“夺门”为复位依据，将何以服众，何以安定后世？”
这段话是李贤个人的看法，也是当时诸多文臣的普遍心声，朝堂上，绝大多数臣子都对当年的“夺门之变”不以为然，而李贤则是那个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的人（也有徐有贞倒台、石亨诛灭全家的因素。如果徐、石还在，李贤估计也不大敢和英宗这么直接地点破）。
英宗听完李贤的奏对后，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当初‘夺门’的那些人是个什么企图，从此后，英宗开始疏远当初到南宫来拥立自己复位的人，并下诏命朝臣们在奏章中再不准用“夺门”二字，因“夺门”之功而得以冒官封赏的四千多人，在这之后都被革去了官职。
天顺五年（1461年）六月，曹吉祥和侄子曹钦在徐有贞、石亨先后倒台的兔死狐悲之下，发私兵五百人起兵作乱。经过一夜激战，叛贼失败，曹钦投井自尽，曹铉、曹铎等曹氏党羽激战中死在禁军刀下，曹氏全族不分男女老幼全被杀光。曹氏叛乱被平定。曹吉祥在宫中被擒，凌迟处死。这样，当初策划“夺门”的三个人，徐有贞贬斥、石亨、曹吉祥夷灭全族。
而参与夺门的另一个勋臣、右都督张軏的运气非常之好，天顺二年（1458年），“夺门之变”后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很幸运地躲过了英宗的秋后算账，没有遭遇同党徐有贞被贬流配、石亨瘐死狱中、曹吉祥夷灭满门的下场。张軏被英宗追赠为裕国公，赐谥号“勇襄”，太平侯的爵位还传给了儿子张瑾（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重新评价“夺门”之事，认为当初前往南宫拥立太上皇的几人都是大奸大恶之辈，挟君以求富贵，不值得褒奖封赏，徐有贞已经倒台，衣冠闲住；石亨、曹吉祥是反贼，已剿灭全族；只有太平侯张軏因为早死，所以并没有被清算，还有爵禄传承。于是宪宗下诏革除张軏之子张瑾所承袭的太平侯，改授锦衣卫带俸指挥使，从实际意义上剥夺了张軏当年的“夺门之功”。）
徐有贞在金齿卫当了四年野人后，于石亨倒台的天顺四年（1460年）被赦免罪行，遣送回家乡南直隶吴县（今江苏苏州）安置，不过依旧是庶民一个。天顺八年（1464年）初，明宪宗朱见深登基，徐有贞在次年获准可以于家乡“冠带闲住”。成化八年（1472年）七月，六十六岁的徐有贞病逝于吴县，算是善终。他一生只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但他有一个外孙在日后大大有名，即祝允明，就是我们熟悉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枝山。
发动“夺门之变”的四个人，最终结局是一个被夺官流放，两个抄家灭族，一个死后夺爵，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告诉我们：多行不义必自毙，一时阴谋得逞终将受罪遣；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苍天在上，终究不会饶过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