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首都不在湖北，为何在湖北钟祥有座明皇陵？
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初二，明宪宗的皇四子出生于京师皇宫，其生母为邵氏，时为宪宗才人（后宫低级嫔妃）。对皇四子的出生，宪宗非常高兴，这标志着他的皇子数量又有增加，一度有不稳倾向的帝统传承，终于可以再加上一道保险了。
之前很多年，明宪宗被宠爱的贵妃万氏所蛊惑，久久不能接触其他后妃宫女，导致皇家子嗣单薄；而万贵妃所生的皇长子、以及贤妃柏氏所生的次子朱祐极，都在幼年时夭折了。另外，宫女纪氏所生的皇三子，因为害怕被万贵妃迫害，自出生后就被藏在深宫中，宪宗不得知（关于此事，史书上有不同记载，在我的文章——《亦非阴鸷之谋、徒以恃宠溺爱——万贵妃和孝穆纪太后的那段史实》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为了不致使意见分歧，导致和本文无关的争论产生，这里还是采用皇三子被纪氏保护藏身、宪宗不得而知的说法）。
成化十一年（1475年）四月，因为机缘巧合，皇三子的身份被公开，明宪宗赐其名为“朱祐樘”；十一月，皇三子被正式立为皇太子（因为此时宪宗的皇子中，只有皇三子独存）。
万贵妃在皇三子被公开身份后，气恼非常，同时也无可奈何，于是破罐子破摔，从此不再干涉宪宗接触其他嫔妃、宫女；因此，成化八年（1472年）入宫的才人邵氏，得以入殿侍奉宪宗，并因端庄秀气的容貌、和知书达理、温婉柔顺的性格，很快获得宪宗的特别关爱，接连受到宠幸。
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邵氏诞育了宪宗的皇四子，再获皇嗣的宪宗喜出望外，赐皇四子名为“朱祐杬”，并晋封邵氏为“宸妃”。之后，邵氏再接再厉，又为宪宗诞育了皇五子朱祐棆、皇八子朱祐枟，并因此进封为贵妃。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因为万皇贵妃（为了补偿万氏的失落心情，宪宗晋封其为皇贵妃）的挑唆，宪宗一度有改立储君的念头，想要以皇四子朱祐杬代替皇太子朱祐樘。幸好，前有司礼监太监怀恩据理力争，后有泰山突然地震，再加上钦天监官员奏称地震是应“国本不稳”之象，东宫不可轻动，宪宗这才打消了易储的主意。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万皇贵妃因年老体衰而薨逝，宪宗由此心情沮丧、情绪萎靡、身体状况也逐渐变得衰弱。自知命不久矣的宪宗为了了结心愿、加恩诸子，于是在四月间为皇太子举行大婚，册立张氏为太子妃。又在七月的时候建藩，册立皇四子朱祐杬为兴王，皇五子朱祐棆为岐王，皇六子朱祐槟为益王，皇七子朱祐楎为衡王，皇八子朱祐枟为雍王（其余在世皇子因为年纪小、暂时未封王）。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成化帝宪宗驾崩，年四十一岁。少年坎坷的皇太子朱祐樘历尽艰辛，终于得以继位登基，即明孝宗弘治帝。
孝宗继位之后，并没有因为当年的“易储”之事而报复、怠慢曾经威胁过自己储位的四弟兴王朱祐杬，而是妥善照顾，关爱有加。弘治五年（1492年），在孝宗的主持下，十七岁的兴王举行了大婚，迎娶中城兵马司指挥蒋敩之女蒋氏为兴王正妃。
当初在弘治四年（1491年）的时候，孝宗就曾经选定卫辉府（河南卫辉）为兴王藩封，但兴王奏报皇兄，说卫辉府“土瘠而民贫，且河水为患”，又需要新建王府，耗费巨大；而“郢、梁二王有故邸、田庄在湖广安陆州”，不需要大兴土木，可以改建郢靖王（太祖之子朱栋）、梁庄王（仁宗之子朱瞻垍）的旧王府，作为自己的王府，也算为朝廷节约开支。
对于弟弟的这个请求，孝宗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便改湖广安陆州为兴王封国，然后派官员先期前往，修整已经空置了很久的原郢王、梁王府（郢王、梁王先后就藩安陆，都因无子而除国，王府因此空置下来）。
弘治七年（1494年），兴王已满十九岁，安陆的王府也修建完毕，于是孝宗开始为弟弟准备就藩之事；九月初八，在皇兄的安排下，兴王前往昌平天寿山，祭拜并辞别列祖列宗；九月十八，兴王在最后一次入宫、叩拜辞别皇兄后，携家眷、护卫、侍从等，正式前往湖广安陆州藩地“之国”。
经过半年的长途跋涉，兴王一行人于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十六抵达安陆州，入住早就修造好了的“兴王府”；从此，兴王朱祐杬就在安陆长居下来，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当时还是偏僻乡下的小地方。
兴王就藩之后，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不大肆花费钱粮，也不随意广建游乐之所，而且勤于抚牧地方（但不干涉政务），多次出私帑增修安陆的城池，赈济灾民、推行教化，此外就是潜心读书，没有其他不良行为。
和其他藩王们多贪鄙暴虐、庸碌颟顸的行为相比，兴王的所作所为绝对称得上“贤德、温良”，因此，孝宗多次下诏，嘉奖这个低调、仁厚的弟弟。
弘治十三年（1500年）六月十二，兴王的长子出生，为兴王妃蒋氏所出；可惜这个婴儿运数不佳，仅仅只在世上存活了五天就夭折了，后来才追赐名为“朱厚熙”。此后，兴王又三次得到后嗣，不过都是女儿。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兴王的皇兄——明孝宗弘治帝驾崩，皇太子朱厚照继位，改明年为正德元年，即明武宗正德帝。
得知皇兄驾崩的噩耗后，兴王悲伤不已，在安陆王府举哀致祭，并按制度上表，向嗣皇帝侄子致哀，随即再次上表恭贺新帝登基，尽到了身为臣子的本分。
正德二年（1507年），兴王在连生三个女儿之后，终于又得到了一个儿子——当年八月初十，兴王妃蒋氏诞育了兴王次子、且健康平安；兴王为此兴奋不已，在次子满百日后，便上报给礼部（转递于皇帝御前），为儿子请名；次年二月，在一年一度例行的“宗室赐名”典仪上，正德帝为这个小堂弟赐名为“朱厚熜”。
对于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独子，兴王异常钟爱，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教导他学习诗文、《祖训》等，稍大后，又手把手的指导儿子研习儒家经典、古籍经义，还谆谆教导、让儿子明白修身齐家的道理。平日里王府祭祀、朔望大典、内外接待礼仪，朱厚熜都在父亲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慢慢熟悉、参与。
因此，朱厚熜从幼年时起，就在父亲的指引下，掌握了诸多为人处世的大义，以及各种皇家礼仪制度的规制，有着远超同龄人的老成和缜密。这些少年时的经历和学习，将在日后对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同时，对父亲的关爱呵护、以及悉心教诲，少年朱厚熜永远铭记在心，时刻不敢忘，父子之间的感情深厚而温暖。许久之后，朱厚熜命运因事而改变、登上了天下至尊的位置，在面对朝臣们的挑战时，即使他势单力薄、年少无助，也绝不示弱，一定要维护父母的宗法地位，丝毫不肯退步。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和父亲的感情，确实是情深意厚，无可割舍。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七，兴王朱祐杬薨逝于安陆州的王府中，年四十四岁。武宗闻叔父的讣告后，辍朝三日以表哀悼。十月，武宗赐兴王谥册、圹志，并派遣勋臣为使，至安陆州吊唁并监督安葬事宜，为兴王在安陆州松林山选定吉地，建造墓园。
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天，朝廷为薨逝的兴王拟定了谥号“献”，并报武宗御览批准，转发安陆兴王府。因此，已经去世近一年的兴王身后谥号被定为“兴献王”；此时，王墓已经落成，兴献王因此正式下葬于松林山墓园中。
兴献王薨逝前，她的独子朱厚熜已经拥有了兴世子的身份；在父亲去世后，虚岁十四、实际才十二岁的兴世子在兴藩属官的协助下，在为父亲服丧的同时，开始独立管理偌大的王府，待孝期满后(名义上是三年，实际为二十七个月），再行文上报礼部，正式袭兴王王爵。
按照正常的仪制流程，兴世子应该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向朝廷请封（二十七个月孝期已满），然后正式袭爵兴王。但天意难料，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就在朱厚熜的孝期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候，他的堂兄、明武宗正德帝因病在京师驾崩（武宗驾崩之事很是诡异，因为不涉及本文内容，就不再过多细述了）。
武宗驾崩得很突然，身后也没有留下皇子，更没有（在世的）亲兄弟，因此，大明皇统断绝，皇位空虚，如何延续大统，就成为朝廷首辅杨廷和最为头疼的事情。
在禀告了皇太后（武宗生母张氏）、以及和其他辅臣们商议后，杨廷和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引用《皇明祖训》中的内容——“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与武宗亲缘最近、世序最前，“伦序当立”，命兴世子其缩短守孝的时间，袭爵兴王，随即派出使臣前往安陆，迎兴王至京师，入继大统。
为什么武宗有那么多的堂弟、甚至还有几位皇叔在世，但却是兴世子朱厚熜“伦序当立”呢？这是因为：武宗祖父宪宗的诸子中，其长子、次子都早夭，三子是武宗之父孝宗朱祐樘；孝宗驾崩后，武宗以皇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而宪宗第四子就是兴世子朱厚熜之父、兴献王朱佑杬。
因此，在孝宗、武宗一系绝嗣后（孝宗养大的皇子只有武宗一人，武宗则无子，因此他驾崩后，孝宗一脉绝嗣），按照《皇明祖训》中的规定，就得从宪宗其他皇子中，挑选和孝宗伦序最近的一支来承袭皇统；而兴献王是宪宗第四子，按照“伦序”原则，自然就得由兴藩来入继大统、承袭帝位了。
因此，即使当时武宗在世的堂弟有十八人，在世的叔父也有六人，但按照“伦序为先”原则，就得是宪宗第四子、兴献王朱祐杬（已薨逝）的独子、现任兴世子朱厚熜的位次最前，将承袭堂兄武宗正德帝的皇位、入继大统。
根据这个原则，杨廷和在奏报皇太后同意后，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六，以皇太后懿旨的名义，命华盖殿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奉武宗皇帝遗诏（杨廷和等内阁辅臣所拟定），启程前往湖广安陆，迎兴世子入京继承大统。
但杨廷和在草拟武宗遗诏时一时疏忽，没有在遗诏上明明白白地写下“以兴世子入继孝宗为嗣、‘兄终弟及’、承袭皇位”这一款内容，这就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新帝和文臣们之间，进行了十多年的礼仪制度争论拉锯战；最终，还是皇权获得了胜利，文官集团被彻底压制，新帝在礼法上大获全胜。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二十六，迎驾的使臣抵达安陆，朱厚熜以兴世子的身份接见诸臣，并接受了以武宗名义下达给自己的遗诏；四月初二，兴世子在拜谒了父亲的墓园、并辞别母亲兴王妃蒋氏后，由使团官员扈送，前往京师，准备继承皇统。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兴世子经一路跋涉，终于抵达了京师。当时，辅政的文臣们想要兴世子以皇太子的礼仪，从东安门入宫，暂居文华殿，然后择日登基，并以孝宗皇帝为“皇考”。
兴世子闻讯后勃然大怒，斥责前来报信的使臣们说：“我以遗诏嗣皇帝位，不是来给别人当儿子的！”就这样，还没有正式继位，兴世子就和文臣们因为宗法礼仪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彼此僵持，大明社稷的继承人居然无法顺利登基。
最后，还是皇太后下懿旨给内阁，让文臣以国事为重，给兴世子上劝进笺表，先把君臣名份定下来再说。在皇太后的调解下，诸臣在京师郊外给兴世子上笺劝进，兴世子也勉强受笺，随即从大明门入皇宫，在奉天殿举行了正式继位的仪式。
新帝亲自拟定明年年号为“嘉靖”，这就是大明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嘉靖帝。这一年，嘉靖帝十五岁（虚岁，实际上才十三岁）。
嘉靖帝继位后，文臣们依旧不肯放弃，对皇帝以哪一位尊长为宗法制度上的父亲（即皇考）之事，和年轻的嘉靖帝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就是影响大明朝野十多年的“大礼议”事件。文臣们从大明祖制及儒家伦理道德方面出发，坚持要嘉靖帝奉伯父孝宗弘治帝为皇考，以武宗生母、皇太后张氏为母后；而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则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嘉靖帝生母、兴王妃蒋氏一并改称“皇叔母兴国大妃”。
文臣们这么做的目的，一是将大明皇统将在宗法上保持在孝宗、武宗一系，而不至于皇统承袭出现转移情况，二是借机压制皇权、扩大文臣集团对朝政的实际控制权，在话语权和道统高度上限制皇帝和皇权的影响力。
嘉靖帝一生“凉薄”，惟独对亲生父母的感情确实是异常深厚，尊崇礼敬、恪守孝道。因此，当嘉靖帝得知文臣们居然还是要让自己认孝宗皇帝为“皇考”、以皇太后张氏为母后，而亲生父母反倒要改称“叔父、叔母”时，不由得怒火万丈，毫不客气地反驳：“朕父母俱全，何可为他人子焉！”
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为了反击文臣们的挑衅和冒犯，嘉靖帝毅然下旨，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而尚健在的亲祖母、宪宗贵妃邵氏则被尊为“皇太后”（按道理应该是“太皇太后”，不过嘉靖帝表示祖母的位份不敢压过孝宗皇后、此时的正牌皇太后张氏，因此不称太皇太后，只称皇太后）。而尚在世的生母、兴王妃蒋氏，则被嘉靖帝尊为“兴国太后”，没有得到“皇太后”的名号。
嘉靖帝毕竟是刚刚继位，羽翼未丰，皇权还没稳固，因此不能、不愿马上就和文臣们撕破脸、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尊亲生父母为“兴献帝、兴国太后”的同时，出于平衡、缓和的目的，嘉靖帝在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再次下达谕旨，称孝宗为“皇考”，尊皇太后张氏为“圣母”，而“兴献帝”、“兴国太后”在平日则称为“皇帝本生父”、“皇帝本生母”。
从嘉靖元年（1522年）至嘉靖三年（1524年），年轻的嘉靖帝暂时收拢了心中的怒气，表面上向文臣们退了一步，在公开的皇家仪式、祭祀中，称孝宗皇帝为“皇考”、尊皇太后张氏为“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使得君臣矛盾暂时得以平息。
而嘉靖帝在此期间，不断地收拢皇权、安插潜邸的亲信和其他忠于皇室的臣子进入权力中枢，掌握朝堂控制权，以备将来的再度交锋。
但嘉靖帝在暂时稳住文臣们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尊崇亲生父母的行动，“兴献帝”在此期间被上追尊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献后”蒋氏则进一步加尊为“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从单纯的“帝、后”晋升为更具正统地位的“皇帝、皇后”。
另外，嘉靖帝还在亲祖母（兴献王朱佑杬生母、明宪宗邵贵妃）即将薨逝前，将她的名号由“皇太后”升为“寿安太皇太后”，正式超越了“圣母”慈寿皇太后张氏（寿安太皇太后不久后即驾薨）。
在嘉靖帝不断地尊崇亲生父母名号、并追加亲祖母尊号之时，文臣们也在行动，不厌其烦地以《皇明祖训》、儒家宗法、孝道礼制等来规劝、进谏皇帝，意图在道统和礼法上迫使皇帝放弃尊崇亲生父母的想法，老老实实地回归到儒家制度的约束下来。
但嘉靖帝此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孤身一人从安陆到京师来继位的年轻王世子了，三年的帝王生涯，让他本来就异常成熟头脑更加老练，帝王手段娴熟无比、甚至有狠戾的迹象，朝堂大权也几乎操控于手中，再也不会轻易对文臣们的要挟低头，而是将反过来压制文臣集团了。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首辅杨廷和因为与皇帝进行了三年的“礼议之争”，实在是心力交瘁、力不从心；在极度的内疚和惭愧下（没有维护好儒家道统、以及没有教导好皇帝），心灰意冷的杨廷和向嘉靖帝提出了致仕的请求。
对于这个当年力主迎立自己为帝、后来又多次反对自己尊崇亲生父母的老臣，嘉靖帝内心的情绪很是复杂，不知道是该感激他、还是该恨他。最终，嘉靖帝对杨廷和的致仕没有做过多挽留，很是爽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然后赐“表彰功勋”的诏书给杨廷和，并让朝廷提供车马、护卫、物资，将杨廷和安全地送回了故乡四川，还赐予杨廷和“荫一子为锦衣卫指挥使”的待遇。
杨廷和的无奈致仕，标志着“大礼议”事件中，嘉靖帝开始取得优势，并且即将展开对文官集团的反攻；而杨廷和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文官可以让嘉靖帝有所忌惮、退让，他在仪制上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抬高父母的地位，已经不再面对强大的道德、宗法压力了。
在之前的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兴献王（兴献帝）墓园就已经将原有的黑琉璃瓦更换为黄琉璃瓦（皇帝规制），还增添了神路桥等建筑。而杨廷和致仕后，嘉靖帝于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再次提升生父的墓园规格，正式改“兴献王墓园”为“显陵”，以符合生父“恭穆献皇帝”的身份。
七月，嘉靖帝趁热打铁、再度出击，利用准备当年冬至祭祀典仪的机会，先为“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预备好致祭的册文（按大明祭祀礼仪的规定，正统的皇帝、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才能在祭祀大典中奉上册文；在世的皇帝、皇后、皇太后也可以有）。
“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只是嘉靖帝的“本生父母”，按礼制是不能拥有祭祀册文的，使得文官集团为此事跳出来反对，在左顺门外闹事；嘉靖帝则痛下狠手，以“要挟君上、无人臣礼、大不敬”的理由，将闹事的官员全部抓捕，随即部分官员被贬斥、勒令致仕，部分官员先施以廷杖，然后革职、充军（其中就有闹事为首者、杨廷和之子杨慎）。
经过这件事情后，文官集团的气焰被彻底压制，话语权和道统大义都被嘉靖帝牢牢控制在手中。
而接下来的冬至大祭礼中，嘉靖帝直接给生父去掉了尊号上前缀的“本生”二字，尊称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蒋氏则加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刚刚薨逝的亲祖母太皇太后邵氏追谥为“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皇后”，和祖父宪宗皇帝合葬茂陵。
至此，在皇室仪制和儒家宗法制度上，嘉靖帝的生父、生母、亲祖母，都得到了正统的皇帝、皇后的尊号，以及身后的相应待遇。
而对于称呼了三年“皇考”的伯父孝宗皇帝，嘉靖帝在冬至大祭仪式上正式改称为“皇伯考”，皇太后张氏则改称“皇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开始，历时三年之久的“大礼议”事件，终于以掌握了皇权的嘉靖帝的大获全胜、文官集团们一败涂地而告终、
在为亲生父母争取到了正统“皇帝、皇太后”的尊号后，嘉靖帝还不满足，决心更进一步，为父亲加尊庙号，将来供奉神主于太庙，和历代先帝们一起接受后世子孙的祭祀。
为了符合仪制、嘉靖帝命工部重新建造显陵的地宫（之前的地宫是王陵建制）；嘉靖四年（1525年），显陵新的玄宫及宝城落成，并增添一座高大的平台（瑶台），将宝城与之前的旧兴献王墓园宝城连接起来；因此，显陵是唯一一具有两座宝城的明代皇陵。
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嘉靖帝再命将显陵的规制全部按照天寿山皇陵之制重新修葺，宝城、宝顶、享殿都再次按帝陵制度增加建筑，加建方城明楼和睿功圣德碑楼、大红门；显陵神路两侧则新建瞭望柱和十二对石像生。
嘉靖十年（1531年），显陵地面建筑改建工程基本完工，嘉靖帝赐封陵区的松林山名为“纯德山”，并立碑建亭作为纪念。
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嘉靖帝生母“章圣慈仁皇太后”蒋氏病重，嘉靖帝为母亲身后荣耀之事，为生父追加谥号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上庙号“睿宗”，以便母亲薨逝后，可以“祔睿宗谥”，入太庙祭祀。
十二月，章圣慈仁皇太后薨逝，嘉靖帝为母亲上谥号“慈孝贞顺仁敬诚安天诞圣献皇后”，并亲赴昌平天寿山皇陵区，为母亲卜选吉壤，最后在成祖长陵西南方向的大峪山下选好了吉地，准备将母亲安葬于此。
当时，嘉靖帝还动了“迁显陵”的心思，准备将承天府（嘉靖帝登基后，升安陆州为承天府）新修造好不久的显陵废弃，而“迎皇考梓宫迁于天寿山”。为了准备迁陵，嘉靖帝还命勋臣武定侯郭勋、文臣工部尚书蒋瑶等督工建造天寿山的新陵，以备将来父母合葬于此。
嘉靖十八年（1539年）三月，嘉靖帝在南巡湖广承天府潜邸、并祭拜了显陵之后返京；四月，嘉靖帝亲自前往昌平天寿山，视察大峪山下为母亲修造的陵寝。在和承天府显陵的风水、地势、环境进行仔细比较后，嘉靖帝认为天寿山陵寝“峪地空凄，岂如纯德山完美”，也就是否定了在天寿山给母亲修造陵寝、然后迁父亲梓宫北上合葬的决定。
于是，嘉靖帝当即放弃了天寿山陵区内已经修造了一半的母亲陵寝，而下诏“奉慈驾南袝”。嘉靖十八年（1539年）五月，勋臣京山侯崔元奉嘉靖帝谕旨 ，护送慈孝献皇后的梓宫南下，七月，献皇后梓宫抵达承天府，同睿宗献皇帝合葬在显陵的新玄宫之内。
此后，显陵历经多次加修，增添了祾恩殿、二红门、左右角门、便路、御桥、外围墙等建筑，嘉靖帝还改荆州左卫为显陵卫，负责显陵的保卫、维护之责。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九月，显陵的扩建工程才全部完工，这也是大明王朝在南方所建造的最后一座皇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