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老朱设计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比汉唐宋等朝代先进还是落后了？
明之制度，专制在上、僵化在下、内卷于沿袭、崩溃于激变。
总得来说，比之秦汉隋唐，明朝制度更为复杂、更为精妙、也更为稳定，却说不上有多先进。大明劫而大明死，大明制度要负一定的责任。
先说专制在上这里所说专制，主要指皇权专制。简单说就是皇帝的权力太大，朝廷的权力太小。
秦汉有丞相。秦汉丞相，完全可以甩开朝堂九卿，然后单靠府内十三曹就能治国理政。丞相府的牌面，要多硬有多硬。
那秦汉皇帝呢？皇帝只有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六个办事处，而且主要负责起居饮食。所以，秦汉皇帝的权力，实际并不大。除了秦皇汉武这种不世出的强势皇帝，皇帝们根本做不到皇权专制。
秦汉的丞相，一般设一到两个。这相当于领袖制。大臣们不是听皇帝的，而是听丞相的。因为丞相才是政府领袖、朝堂领袖。
那皇帝呢？皇帝跟丞相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皇帝是国家领袖。非要引用一个主权的概念，那就是：主权在君，而治权在相。再通俗点儿说就是：所有权归皇帝，使用权在丞相。而权力之运作，不是谁拥有权力谁权大，而是谁使用权力谁权大。
这是秦汉丞相，要多彪悍有多彪悍。皇帝一旦搞不定丞相，那就真能被架空，而且是合理合法地架空。
唐宋有宰相。宰相是一群，有时候也能独任，比如李林甫和杨国忠。但总体上说，宰相相当于委员会制。唐朝宰相，生成于三省制。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执行，这三个衙门的宰相一配合，那皇帝就成了橡皮图章。宋朝宰相，权力下降，基本就留下了一个中书省。虽曰中书门下，而实际就是中书省。
三省制不再硬，宰相也就没法硬。唐朝宰相拟定政令，皇帝画敕签字，然后就执行了。宋朝宰相却要先用札子向皇帝请示，皇帝同意了，中书门下才能拟定政令，然后才能执行。所以，唐朝皇帝可以是橡皮图章，但宋朝皇帝不是。
到了明朝，连中书省都没有了，所以宰相也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但内阁不是大明帝国的国务院，而是大明皇帝的秘书处。秘书就是内阁学士和内阁大学士。
秦汉丞相，都是超品，属三公一流，是可以封侯的；唐朝宰相，都是顶级的三品大官，甚至还有加封。而明朝的内阁学士呢？五品。比之二品的六部尚书，这些人顶多算科级干部。科级干部怎么管部级干部？没法管。所以，也就有了兼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这才能到二品。这种兼职大学士说出去的话才能有分量。
但关键是工作内容。
明朝内阁的工作内容，从本质上说，只是为皇帝提供咨询秘书服务。大臣的奏折报上来了，怎么处理？内阁拟个意见，这叫票拟；然后皇帝斟酌决定，这叫批红；批红拿到，才能定旨出令。这还是中后期，前期就更惨了。
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皇帝，不仅精力充沛而且素质过硬。所以，内阁的工作就是为皇帝代笔，皇帝说啥、内阁记啥。而且，皇帝还常到内阁坐镇，当起了办公室主任，直接指挥内阁号令天下。
唐朝宰相跟皇帝，公文换图章；宋朝宰相跟皇帝，札子征意见；明朝内阁跟皇帝，竟玩起了传纸条。所以，皇帝越来越专制，而宰相和朝廷越来越卑微。中间再掺杂进司礼监，那就只能是黑暗了。内阁的票拟，到了太监那里，甚至能被当成包鱼包肉的废纸。这种事，也就只有大明朝才会发生。
再说僵化在下有些事，你不能全怪在朱元璋身上。因为制度是一个沿袭流变的过程。以前的制度会作为参照，以后的制度会加以修正。朱元璋只是定了一个大盘子。而定这个这盘子的时候，他要参考元朝和宋朝。之后，这个盘子怎么变化，历代大明皇帝都要参与意见。
首先是参照元朝的行省制。
本质上说，行省制侵夺了地方治理权。秦汉是郡县，就两级。郡守和县令可以放手治理地方。李广一个郡守就能打得匈奴叫爸爸，那明朝怎么没出过这么硬的知府？
不可能出。
秦汉郡守的权力，与大明知府的权力，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原因就是中央过度干预地方，导致地方无所措手足。
行省制就是干预地方的极端典型。但这个制度被明朝继承了，或者说被朱元璋继承了。那啥叫行省制？
跟现在的省没法类比，倒是可以跟英国的殖民地类比。印度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其最高首长叫总督。名义上，总督是女皇派的，而不是英国内阁派的。女皇派的，跟内阁派的，区别在哪？
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但殖民地不许有民意。所以，这个总督就只能由女皇派，而不能由内阁派。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但印度是殖民地，所以不能有民意、也不能自治。
这就是中央强行控制地方，不允许你自治、也不允许你有民意，地方事务还要全由中央包办。行省制的本质初衷，就是把地方当成殖民地来管。
本来地方事务应该地方处理。但大元朝廷信不过地方的汉人，所以必须派中央的蒙古人来治理。那你就派刺史、观察使啊？汉朝和唐朝就这么办。
这么做不是不可以，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力度不够、一个是蒙元统治者信心不足。所以，派个钦差或巡视组根本镇不住。那咋办？
我给你派个中书省。这就相当于派了一个国务院。行省的全称，是行中书省，意思是行走的中书省，通俗点儿说就是行走的国务院，而行省的长官自然是宰相、丞相一级，至少也得是个副宰相或副丞相。
明朝没直接说行省，但换了个马甲，叫承宣布政使司，直接控制地方的民政和财政。另外还有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司，分别控制地方的监察和军事。这一点应该参考了宋朝的路监司。接着，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再又派出分司，进一步控制地方。这就在县、府、省三级行政中又给加了一级，即分司。到了清朝便清晰些，就是那些管知府的道台。
明朝的山东省有五个府，却有十六个分司；而山西省有五个府，却有十三个分司。你这么搞来搞去的结果，就是官太多，而且都是管官的官。那谁来治民呢？
只能是县令治民，但县令上面的老板太多。所以，县令的主要工作也就变成了伺候上级，最后也没精力治民。这种制度设计，纯粹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玩，而且还玩得很开心。
这是行省制，真心不怎么样，只能让地方越来越僵化，根本放不开手脚。
其次是官吏分流。
官吏分流，自古就有，但分得不清不楚。关键是没必要分得太清楚。
吏相当于业务干部，官相当于机关首长。秦汉之时，部门首长称官，如九卿、郡守等；属官称吏，如长史、别驾等。区别仅是劳动分工或上下隶属。而且，官吏可以互通。朱买臣曾为九卿之一，后来罢职再起用，做了丞相府长史。这是官可以为吏。而秦汉的很多三公高官，甚至丞相，也可以从基层小吏干上来，如御史大夫张汤。
魏晋隋唐以来，官吏进一步分流。因为当官要看门第，当大官更要看门第。而到了元朝，还要继续分流。蒙元和满清，都是部族政治，皇帝们都有自己的本部利益集团需要照顾。所以，官多蒙古人为之，吏多汉人为之。
明朝虽无门第之分又无部族之殊，却用科举把官吏给分流了。明成祖朱棣时期，先是规定胥吏不得当御史，后又规定胥吏不得考进士。自此之后，官与吏也就泾渭分明且不可逾越了。
本来是就是一般的劳动分工，到明朝却分出了身份高下。科举的进士，能力再不行，那也要当官，而且当大官。非科举的胥吏，能力再行，那也当不了官，更别说当大官。再用科举考试制度来个源头限死，那胥吏就彻底没了晋升可能。
这么做，有什么害处吗？
害处非常大。
科举干部，手高眼低，却霸着高位；基层胥吏，啥都能干，却无缘晋升。这就导致清流浮于上，只会道德文章；浊流沉于下，难免自甘堕落。上流有信仰却无实干，下流有实干却无信仰。这种官场生态，就不可能好。
秦汉之时，是一个县令带着一群力争上流的掾属。比如秦末的萧何，完全有机会从沛县衙门晋级到郡级衙门，“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请，得毋行”。但是，明朝呢？是一个县令带着一群自甘堕落的胥吏。除非国家大乱，胥吏和非科举出身的吏，几乎没有晋升可能。
这就是人事不通，导致官场僵化，接下来便只能堕落。
最后说内卷于沿袭、崩溃于激变内卷，简单理解就是向内演化。这种向内演化，并非全无好处。有时候，内卷很有必要。做事精益求精，这没啥不好；拿出统一标准，这也无可厚非。
比如选官制度。
汉朝实行郡国推举，各地方官每年给中央推荐两名人才，然后待诏金马门，皇帝看着不错，那就直接任命。这么做，肯定太粗糙。很多有本事的人，选不出来。比如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走郡国推举的路子，完全没机会。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
主父偃等三人上书阙下，相当于把自己写的文章直接递到皇帝家门口。他们只有这么做，才能被汉武帝发现和重用。所以，汉武帝感慨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你们这些个人才都跑哪去了？怎么这么晚才被我见到？
所以，这就有必要内卷一下。于是，也就有了隋唐的科举取士。这是内卷的精益求精。
但问题是人才太多，怎么选？作为皇帝或朝廷，我怎么知道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精益求精之后，就必须要有标准。
唐朝科举玩格律诗，你严格按照格律要求给我写首诗，符合要求且还有意境，那你就是人才，然后给你官当。这么玩，杜甫没问题，而李白却未必。李白多是古体诗，过于自由奔放，格律难免限制了他的才华发挥。但无所谓，选不出李白，还能选出杜甫。
格律，就是一个标准。宋朝玩经义、明朝玩八股，都是这个道理。你得定出一个标准。所以，难免内卷。
但是，内卷过度，或举国内卷，就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明朝制度，之所以复杂、之所以精妙、之所以稳定，就是因为内卷过度。
明清科举，跟唐宋科举相比，其内卷程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北宋仁宗年间，三苏入京而名动京师。但三苏是怎么来参加大宋科举考试的？
嘉祐元年丙申是春，辙父子三人同游京师，过成都，谒知益州张方平。方平一见，待以国士。
在成都，跟地方大吏张方平见了一面；在开封，跟文坛大佬欧阳修见了一面。然后，苏轼、苏辙兄弟就参加了礼部会试。这多简单。而如果是明朝和清朝呢？先考个秀才、再中个举人，然后才能进京参加顶级的科举考试。这种制度限制，不知道要熬死多少精英。即便是在宋朝，苏轼的老爹苏洵，就是因为熬不住，于是索性不玩了、老子不考了。
唐朝为了开疆拓土，所以才设立节度使。明朝为了镇压内部起义，所以才设立巡抚总督。这就不是对外，而是对内。承宣布政使司，卷得还不够，那还得继续卷。
“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这就是明朝的官场内卷。而内卷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央过度集权、地方无所措手足。所以，遇到事情，不是放手地方自己处理，而是中央亲力亲为。这就相当于末梢神经坏死然后把脑袋给憋大了。而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崩溃于激变。
明朝并非没有努力过。但努力的程度，远不及唐宋。
安史之乱后，大唐面临财政危机。于是，唐朝推行了两税法和盐业改革。这两项改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危机，而且为后世立法。尤其是两税法，俨然获得了某种工具正义。收这个税、那个税，都不合法，只有收两税，那才合法。
神宗年间，宋朝也面临财政危机。于是，宋朝搞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改变北宋的权力运行逻辑。变法后来失败了。但谁也不能说王安石是权臣。因为他的所有变法工作都在大宋制度允许范围之内。作为大宋宰相，他有这个权力。
明朝呢？
面对财政危机，明朝发动了张居正改革。结果也失败了，但张居正却被定性为权臣。原因就是他的很多做法都超出了内阁的权限。内阁根本没有权力搞变法。为了变法，王安石能搞出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大宋变法最高领导小组。而为了改革，张居正就做不到，只能跟司礼监暗送秋波、暗通款曲。
为啥张居正做不到？
因为他不是宰相，没有这个权力。正规权力走不通，那就走非正规的权力。所以，死后定性为权臣，并没冤枉他。
而抽象点儿的解释，则是明朝的制度已经内卷过度：在这个精妙、复杂且稳定的制度框架内，任凭你是商鞅在世，也干不出打大功绩，当然也干不了大坏事。
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再多出几个张居正类的好干部，大明小步慢跑，或许也能跑出内卷困境。
但是，时势激变了。
一是外部激变。表面上看是满清崛起，而实际是草原崛起。满清入关，不是建州女真一支入关，也不是整个东北的女真人集体入关，而是满蒙草原世界集体入关。因为在入关之前，满蒙已经形成了同盟。所以，大明的外部压力，不是满清，也不是东北，而是整个草原。
一个自然激变。在当时的大明崇祯朝，严寒、干旱、饥荒、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纷至沓来，而且一波比一波邪乎。这都不是举国挨饿的问题，而是举国死人的问题。1638年，李自成和张献忠基本被打残。但1641年初，黄河流域发生波及70%人口的大瘟疫。于是，北方防守空虚、起义再次风起。此时的大明不仅财政枯竭而且社会失序。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大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这种级别的时势激变，别说大明帝国无法应付，就是隋唐帝国也无法应付。但是，隋唐可以招架。有人说，安史之乱后，大唐已不是曾经的大唐帝国。但是，大唐却没有死。因为大唐被打碎了成了一个又一个藩镇。虽然节度使们明争暗斗，却内能勉强尊帝、外能勉强抗侮。大唐硬是多扛了150多年。明朝呢？李自成一入京、满清人一入关，整个帝国大厦便轰然倒塌。制度僵化导致灵活性丧失，这时候，你连个藩镇都出不来。
这就是大明制度：表面是专制、风格是内卷、结果是僵化。因为专制所以内卷，因为内卷所以僵化。当外部环境突然激变，大明劫也就只能大明死。因为它早已僵化成一个焊死的牢笼，很难被打开，却可以被击碎。
明朝建立在汉唐宋等朝后面，为什么感觉老朱在政治设计上还有那么多落后的地方呢？像分封制，宦官干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