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真的称得上是盛世吗？
如果横向比较，长达134年的“康乾盛世”确实是大清的盛世；但是纵向比较，却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因为对照盛世标准衡量， “康乾盛世”怕是连一条都难以满足。
所谓“盛世”，是指一个国家内政外交均有建树时的状况。即：
内政：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等。
外交：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影响深远等。
这些指标对于汉唐时期的盛世来说，达标率应该在100%。如果比照 “康乾盛世”时期的内政外交状况，当不难发现“康乾盛世”就是一个在“文字狱”下打造的盛世假象。
军事没落无法想象皇太子时期的嘉庆帝，常随乾隆皇帝阅兵，见军队：“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乾隆为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2万人的苗族部落，动用兵力达60万，历时31年，耗钱更是高达7000万钱，而且大将云骑尉温福战死。
可能许多人都曾记的《还珠格格3》中，清军征讨缅甸时，额驸福尔康被缅军所俘。这些，虽然只是影视剧中的剧情，但和现实中的清军战力相差无几。
1762年，缅甸木邦土司率2000杂牌军，就敢入侵大清的孟定和耿马，并且烧杀抢掠。因此，乾隆大怒，决定对小小的缅甸给予惩戒。结果，清军四次征讨缅甸，皆以失败而告终。
1762年冬至1765年10月，新任云贵总督刘藻接到乾隆命令后，立即率领9千绿营对缅甸实施反击，扬言“穷力追擒，捣其巢穴”。战果，损失数百，车里（今西双版纳）反被缅甸军所占据，兵锋直逼内地思茅。乾隆大怒，将刘藻革职，其不久羞愤自尽。
1766年3月至1767年3月，大学士杨应琚接任云贵总督，向缅甸各土司发檄文，号称“调兵五十万，大炮千樽”，实际率2.2万绿营官兵（云南绿营总兵力4万）向缅甸进军，以威慑缅甸叛军。战果，征战一年之久，战死1899人，病故3708人，而且战场一直处于中国的内地。对此，杨应琚反而谎报战功“歼敌万人”，被乾隆查实后，先后将总兵李时升、朱仑逮和总督杨应琚逮捕进京赐死。
1767年4月至1768年1月，乾隆特调平定新疆悍将伊犁将军明瑞，率领1.7万（其中满州兵2千）为南路大军，由木邦经锡箔直捣阿瓦；令参赞大臣额尔登额率8千兵（内满洲兵九百余）为北路兵，出铁壁关经新街进取猛密，再南下与明瑞会师阿瓦。战果，道府衔杨重英以下多人被俘，总兵胡大猷、胡邦佐等战死，领队大臣扎位丰阿中枪阵亡，前锋参领观音保以最后一支箭自杀，主将明瑞身受重伤后自缢，仅有总兵哈国兴、常青以下万余官兵突围回到宛项。当时，参赞大臣额尔登额以军弱为由不敢救援。此战，令乾隆惊恐震怒，将额尔登额捉拿进京处以磔刑，云南提督谭三格处斩。
1768年4月至11月，清军出兵3.1万对缅作战。战果，仅存1.3万，理由大多病死，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先后病死，清军统帅傅恒染病卧床。最终，双方前线将领在未得到各自最高统治者指令的情况下，自行停战议和。16日，清缅双方正式签订停战议和协议。
此战耗时6年之久，花费911万两白银。最令人叹息的是，当有人提出缅甸之胜在于火器，我们也应该改革武器，但是乾隆却以：“骑射为本”予以拒绝。
如此战力，岂能和汉唐盛世相提并论。无怪乎有人讲，大清养的绿营兵，就是为了镇压国内百姓准备的。
其实，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军的战力已经大不如前，最终还是依靠绿营的战力。
1792年，英国的乔治·马戛尔尼访华团来到大清，当使团到达镇江时，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演欢迎仪式。乾隆本来是想展示一下大清的强大军威，结果当马戛尔尼看到清朝军队尽皆装备的是落后的弓、箭、戟、矛、剑等冷兵器时，摇头自语：“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 “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
科学技术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康乾时期，相对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逐渐进入中国。
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期间，就想通过展示最先进的科技来赢得中国的好感，进而达成外交目的。为此，他将天球仪、西洋船模型、西瓜大炮、地球仪、铜炮、各种自行火炮、望远镜等29种科技成果送给乾隆， 还有英国最新研发的蒸汽机、织布机、棉纺机等。为进一步体现自行火炮的威力，他还带来了炮兵卫队，进行新式武器操练表演。
放到后世，这些知识产权用钱都难以买到，而英国为了建交，竟然将这些科技成果送上门来。但是，清廷大臣们反应冷淡，福康安竟然进行拒绝：“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最终，这些礼物变成了普通的“贡品”、“奇巧”收藏，并且断绝了外交要求。
此外，中国本就有制造巨型帆船的水平，可用于出海远洋。但是，康乾时期，当世界各国航海业突飞猛进之时，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从而，使中国的航海科技停止不前，自然也阻碍了对外的商业贸易。
工业经济：康乾时期，人口数量确实数倍于明末，但是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依旧未能达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左右，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商业经济：康乾时期，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将工商视为“末业”，规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能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 同时，清廷规定：“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由此可见，当时对工商业的压制是多么的厉害。
农业经济：与明末相比，虽然康乾时期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明显的增加，但是百姓的贫困却是触目惊心。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有使团成员将一些死猪死鸡丢进海中，但是中国人看见后，便会不要命地跳进海中捞取，即使是残羹剩饭。
当时，马戛尔尼算了一笔帐，英国的普通农户，除掉生活所需，一年还可节余11英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中国的中等农户全年收入不超32两，支出却是35两，等于辛苦一年负债3两。
所以，一旦遭遇灾害，普通人家就剩卖儿卖女一途。为此，徐州籍状元李蟋写下一首《流民叹》：
卖儿博一饱，欲食那得食？最苦是生离，死别亦顷刻。山东礼仪乡，宁死不为贼。青齐九点烟，忽化为鬼国！
但是，康乾盛世的上层社会生活却是极为豪奢，每天吃数顿，每顿数道荤肴。反观普通农民，尽皆吃糠咽菜。因此，马戛尔尼说中国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而贫寒人家的房子大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基本看不到中等人家的房子。
思想禁锢，文化岂能昌盛康乾时期，对于危及清朝统治的思想萌牙，便以文字狱的方式进行处置，仅乾隆年间发生的文字狱就多达130件。可以说，完全用血腥手段，强行禁锢人们的思想，彻底扼杀国人积极进取精神，更谈不上深远影响之说。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1780年7月5日，广西布政使朱椿打算前去桂林城外郊游，当官轿刚出胡同，路边闪出一位老头，颤巍巍跪于道旁，高举文书。朱椿令人接过，见文书封面提有“策书”两字，也就是一份建言献策书。打开一看，端楷正书，建议5条，就不逐一列举了。结果，这个叫吴英的老头竟然被清廷判处凌迟之刑，家人一律发配为奴。
因此，鲁迅、朱鸿等学者怀疑康乾盛世完全就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同时，鲁迅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如：大量删减、篡改古书内容等。后来，张宏杰对康乾盛世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书，称其为《饥饿的盛世》。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康乾盛世”只是表象下的盛世，也可以说是清廷的盛世，而非真正的中华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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