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洛阳龙门石窟砸烂的？
修佛千年，毁佛一旦。洛阳的龙门石窟，万佛同堂之地，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盛于唐，终于清末。这个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历经了十多个朝代，陆续营造长达1400余年，现存洞窟像龛2345个，造像11万余尊。然而，这些石窟造像，来路漫漫，去路艰难，留存至今，殊为不易。
大禹治水之时，所开凿的龙门山，就是今天的龙门石窟所在。《水经注》中记载：“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
在大禹开凿龙门山之前，此山是一个相连的整体，并没有东西两山之分。当时的伊水因受阻于龙门山无法向北流出，于是在龙门山之南形成了堰塞湖，造成时常洪水泛滥。为了治水，大禹凿开龙门山，使得龙门山分为东西两半，伊水便得以从两山之间向北流出。
洛阳龙门石窟，也是鱼跃龙门的励志传说发生地。相传大禹开辟伊阙之后，水流十分湍急，游息于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县）黄河中的鲤鱼，顺着洛、伊之水逆行而上，当游到伊阙龙门时，面对这里波浪滔天的水势，鲤鱼们纷纷跳跃，意欲翻过。跳过龙门的鲤鱼便化为龙，而没有跳过龙门的鲤鱼，额头上则留下一道黑疤。
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的成名之战便发生在洛阳龙门。白起曾率领秦军在伊阙龙门大破魏韩24万联军，彻底扫平秦国东出之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伊阙之战。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土后，经过三国、两晋时期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达到了鼎盛，寺庙、佛像、佛经、僧尼呈现大规模发展的态势，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上至帝王，下至黎民，多有信奉佛教，烧香礼佛之风，盛行一时。此时的石窟、石刻、石像大量开凿，云冈、敦煌、龙门三大石窟正是在北魏时期开工建设。
龙门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唐朝时达到了顶峰。武则天曾捐出自己一年的脂粉钱两万贯，用来修凿龙门石窟的佛造像，据说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就是参考的武则天面相。在后世的历朝历代，龙门石窟也多有修凿。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北魏时期的洞窟约占30%，唐朝时期的洞窟约占60%，其他朝代仅占10%左右。在这千百年中，洛阳龙门的万佛之光，时而璀璨，时而黯淡。
佛本无欲，僧尼却有所求。佛教的兴盛，造就了寺院经济的繁荣。寺院不仅拥有无数的田宅，而且奴仆成群，侵吞了大量的天下财富；寺院中的僧尼不纳税，不负担各种徭役， 这就导致大量的人口出家为僧为尼，使得农业失去劳动力，而且还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税源，并造成了兵源减少等社会与国安问题。最终，酿成了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作为万佛同堂的龙门石窟，自然难以幸免。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事件是发生在龙门石窟修凿之前，所以在 “三武一宗”的毁佛灭法事件中，龙门石窟赶上了后三次。
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开始禁止佛教和道教，并下诏：“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当时龙门石窟所在的洛阳地区，属于北齐范围。两年之后，洛阳地区正式并入了北周版图。北周灭了北齐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把灭佛令进一步推行到了原北齐境内。
北周建德七年（公元57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驾崩，北周宣帝宇文赟即位不久便开始恢复佛教。在整个龙门石窟中，并没有发现北周时期的佛造像，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禁佛令”的真实性。
虽然北周武帝宇文邕颁布了“禁佛令”，但主要针对的是寺院僧尼的庙产，只是禁止修凿佛像，对龙门石窟的破坏并不大。正因如此，龙门石窟中北魏和北齐时期的佛造像仍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唐朝自立国以来，历代帝王大力提倡佛教，并对其给予极高的礼遇。寺院经济的发展，占据了大量的财富。唐武宗时期，已有“天下财富，佛占七八”的说法，最终触及到了统治者的利益。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武宗李炎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劝说下，令天下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反戒律者全部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并没收其所有私人财产。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唐武宗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前代御匾的一切寺院、兰若（私立的僧居）、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的灭佛运动达到顶峰，这年八月，全国有4600余座寺院被拆毁，还俗僧尼26万余人。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唐武宗李炎驾崩，唐宣宗李忱即位后又重新尊佛，灭佛运动就此结束。
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毁佛灭法运动中，龙门石窟未能幸免。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日本僧人圆珍前往洛阳龙门的广化寺拜谒善无畏塔，当时的龙门石窟已经十分萧条。
五代时期，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时常政令不畅。到了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当时的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这就造成了社会治安的混乱，再加上寺院的僧尼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
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五月，周世宗柴荣昭告天下，“非敕赐寺额者皆废之”，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排斥佛教的政策，拉开了灭佛运动的序幕。关于这次灭佛运动持续的时间，不得而知。
但是在民间，曾发生了一次毁坏龙门石窟佛造像事件。据近代金石学者、洛阳孟津县刘坡村人郭玉堂的手抄本《洛阳古物记》记载：“洛阳传曰，初生宋赵太祖，天红三日，今曰火烧街。当时人曰龙门石佛成精，去打石佛，残去多数。”
也就是说，宋太祖赵匡胤在洛阳夹马营诞生时，天红三日，当时人们认为，是龙门石窟中的石佛成精导致了如此异象。于是当地百姓“去打石佛，残去多数”。
历史上，洛阳龙门一带可能存在因为某种迷信思想而毁坏龙门石窟造像的传统，这就造成了今天龙门石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无头的造像，甚至几厘米的小佛像头也未能幸免。元代的萨天锡在其所作的《龙门记》中记述：“诸石像旧有破衅及为人所击，或碎首或捐躯，其鼻耳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装饰悉剥落，鲜有完者。”
龙门石窟遭遇最毁灭性的破坏，是乱世之时的盗毁活动。对于这些盗贼来说，地底下的东西都要刨出来，何况是龙门石窟那些摆在明面上的佛造像、壁画、碑刻之类。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国力日趋衰弱，大量的洋人打着探险家、传教士、学者等旗号来到中国，从事着一些非法的勾当。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最早来到龙门石窟的宾阳洞，他并没有对石窟进行破坏，而是拍摄了一些宾阳洞的照片，并把这些照片在自己的讲座中展示出来。随后，日本、法国、美国等国的一些学者、收藏家纷纷来到龙门石窟参观。一些居心叵测的文物贩子见状，觉得有机可乘，便打起了龙门石窟的主意。
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再加上疏于管理和保护，民间盗贼、不法商人、腐败的官员以及欧美日等外国的文物贩子，他们沆瀣一气，大肆盗凿龙门石窟的文物，并将其盗销海外。这一时期是龙门石窟最痛苦，也是被砸烂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
民国时期的河南大家关百益在其所著的《伊阙石刻图表》中写道：“共和以来毁佛凿字无虚日”；同时期的日本学者关野贞在两次实地考察龙门石窟后，在其著作中写道：“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起，洞窟雕刻的多数佛头，能取下的都被取掉卖给外国人。”
这一时期，龙门石窟中的古阳洞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1907年，日本学者关野贞来到龙门石窟古阳洞，并拍下了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代表北魏佛像艺术最精华的古阳洞南北石壁上、中两排的16个大龛中，除了两壁外端上下两层因砖墙将其掩盖而情况不明，杨大眼龛主尊坐佛已经残缺，北壁中排内侧第二龛主尊菩萨头像也已失去外，其余的10尊主佛像头部均保存完整。
1918年，当关野贞再次为龙门石窟古阳洞拍照时，之前保存完好的10尊主佛像中，有9尊的头部已经被盗凿。
同一时期，龙门石窟的莲花洞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欧洲“汉学泰斗”、法国人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曾不止一次来到龙门石窟进行考察并拍照，从他所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出，龙门石窟莲花洞中有三尊佛像的头部已在1918年前被毁，第七佛龛左上侧的唐代圆拱龛中的主尊坐佛头像也在此期间被盗凿。
1932年，国民政府曾一度计划迁都洛阳。在修建龙门石窟西山的步道时，由于对文物保护意识的缺位、浅薄和无知，炸毁了龙门石窟的部分石窟佛像、壁画等珍贵文物，对龙门石窟部分区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著名的《帝后礼佛图》被盗凿，是龙门石窟最大的损失。时至今日，提起此事，仍不免让人痛惜。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叫普爱伦的美国文物贩子经常来中国做古玩生意。普爱伦在中国文物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成就，但是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
1925年，普爱伦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用特制的胶水沾走了一批壁画。1930年前后，普爱伦来到洛阳，参观了龙门石窟，走进了宾阳洞。
宾阳洞内的前壁上，有四层石刻浮雕，其中的第三层浮雕，左边是《孝文帝礼佛图》，右边是《文昭皇太后礼佛图》，这两幅浮雕后来被通称为《帝后礼佛图》。
普爱伦对这两幅浮雕非常感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拍照。返回北平后，他拿着照片找到了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人岳彬，要求其想办法把这两幅浮雕凿下来运往美国。二人很快以一万四千银元的价格，五年的期限，定下了合同。
虽然当时的龙门石窟管理松懈，但也并非无人之地。当地政府和百姓还是具有一定的文物保护意识，夜间不但有正规军驻守，百姓也组织了巡逻队来保护石窟。
岳彬委托洛阳东关的古玩同行马龙图出面，联络偃师杨沟村保长王梦林以及该村的土匪王东立、王毛、王魁等人，找来本村的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慧成三人，要求他们晚上偷偷进入龙门石窟的宾阳洞，将《帝后礼佛图》逐块凿下来。
石匠们怕遭到报应，起先不肯答应，但是在土匪持枪威逼之下，他们还是妥协了。深夜，在土匪的监视之下，石匠们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对着照片一点点的盗凿洞中浮雕；同时，土匪还安排人手在洞外望风，一旦有人经过，便以事先约定的暗号向洞内传递消息。
根据石匠后来的回忆，他们主要凿的是宾阳洞北壁下面的身子，按照凿的多少收钱。他们盗凿浮雕的过程，是先将佛头凿下，然后再凿其他部位。就这样，《帝后礼佛图》变成了一块块碎石，被迫与待了1400多年的宾阳洞分离。
1950年，岳彬因犯盗卖国家文物罪被公审并枪决，而龙门石窟宾阳洞中被盗凿的文物却流失海外。其中，《孝文帝礼佛图》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文昭皇太后礼佛图》藏于美国堪萨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宾阳洞中精美的菩萨头像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
后排左一为岳彬
1918年至1935年间，是龙门石窟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1920年后的一段时间里，龙门石窟的潜溪寺洞、宾阳洞被当作兵营来使用。关于当时龙门石窟的破坏程度，关百益先生在《伊阙石刻图表》中写道：“比岁以来，伊阙之破坏日甚，僧侣被驱逐，东西寺（指香山寺、宾阳洞）看守无责，林木尽戕伐净尽，庙宇亦强半颓残，大有不已之势。”
兵去匪入，对龙门石窟的盗凿在此时期全面铺开，重点盗凿的对象集中在古阳洞，其次是宾阳洞、莲花洞、万佛洞，以及其它如药方洞、老龙洞、唐字洞、魏字洞等。
据解放后相关部门的调查统计，石窟相对集中的龙门西山被盗凿的痕迹多达78余处。专门进行石窟研究的学者王振国，在其著作《龙门石窟破坏残迹调查》中对龙门石窟破坏最严重的96个窟龛做了相关统计，被盗走的佛、菩萨等主像262尊，毁坏的造像达1063尊，佛雕说法图10幅，礼佛供养人16幅，龛楣8处，碑刻题记15品。另外还有佛塔、香炉、金翅鸟、兽头18个，等等。这只占了龙门石窟被盗凿总数的70%，还有30%没有统计到。
龙门石窟被盗凿的佛像中，大部分被盗卖到了海外，除了70件知道其下落外，绝大多数去向不明。知道下落的佛像中，流落到美国和日本的最多，分别收藏在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国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美国洛杉矶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日本东京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日本仓敷市大原美术博物馆及私人手中；其余的则散布在法国、英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家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龙门石窟的破坏现象已基本杜绝。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龙门石窟也侥幸逃过一劫。
1966年8月26日，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座寺院洛阳白马寺被红卫兵捣毁殆尽。位于郊区关林的洛阳市第八中学和位于龙门的洛阳市第十四中学的大批红卫兵，也以破四旧的名义奔赴龙门石窟，要砸烂封建遗毒。时任洛阳市委书记的吕英急中生智，决定采取“以红制红”的方法，急调洛阳市的最高学府，即洛阳农机学院（即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的红卫兵到龙门石窟，以荒谬的革命理论说服更荒谬的革命理论，使龙门石窟最终得以保存。
龙门山的石灰岩构成，虽然便于雕琢开凿，但也非常容易受到大自然的侵蚀，这是龙门石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所以，如何才能抵御大自然对龙门石窟温柔的侵蚀，才是今天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