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和康熙在四姑娘山夹金山弄死了多少大熊猫金丝猴？
康熙十九年(1680年)，桑吉朋归顺后不久便去世，次子良儿吉(也称良尔吉)于同年承袭土司位。良儿吉执政后，袭取九子、龙窝等寨，极大的展现了其扩张的野心。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孟董等寨、打喇土司、八棱碉土司、松岗皆为杂谷所并”[8]310。良儿吉为方便管理，在杂谷脑官寨之外，另增松岗一处[8]316作为新驻地。松岗被改作杂谷土司的上寨主官寨，杂谷脑为下寨，土司定期梭巡往返于两地，以利管控。[9]良儿吉性格凶残，为扩大领地甚至“毒杀其弟兄，取其地”[8]316，党坝土舍因惧怕良儿吉而主动依附。此时，杂谷土司辖地“东界叠溪、茂州，及保县；南界大、小金川，沃日、瓦寺；西界绰斯甲；北界松潘属阿坝、阿树、郭罗克各土司”[8]316，“东至保县之通化里，西至党坝，绵亘一千余里，地广人众，号称大酋长云”[8]311。短短四年间，杂谷土司辖地扩大至一千余里，相较于明朝设立时“辖地不过五百里”[8]310扩大一倍有余，使杂谷土司在周边土司中拥有一定威望。良儿吉不仅擅用武力扩张领地，而且还能“以智驭众”，诸部皆“拱手听命”，其中金川、沃日、绰斯甲土司更是积极与杂谷攀姻亲，大事小情皆由杂谷做主[7]52。至此，杂谷基本控制了川西北嘉绒藏区的北部地区。
然而，在川西北风云变化的政局中，杂谷土司的骤然崛起必定会遭受周边众多土司的挑战。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必色满土舍兄弟七人因争地而相互残杀，清廷将其六寨中的四寨分别划分给金川土司和杂谷土司，其中白箕、磨笼二寨划归杂谷土司。杂谷土司良儿吉之妻为加强管理，命土舍之女“革什章，即令住牧白箕、磨笼等寨”[8]313。之后，因沃日土司向杂谷、必色满二土司乞求出兵，相助攻打瓦寺一事，引起杂谷土司与金川土司对必色满地区的争夺。
杂谷、必色满二土司在应允沃日请求后，必色满土司率先出兵，致使必色满寨中空虚无人，杂谷土司便趁机占领必色满之地。金川土司不服，“争必色满，尽夺其地”[8]313，必色满又转而诚服于金川土司。清地方官员勘察实情，“是时革什章之夫已殁，革什章并其子纳尔吉被囚杂谷，控于制府，提至会城质审，留纳尔吉进行教诲，三年后复还故土”[8]313，这一决定实则为一种折中之法，杂谷、金川土司亦达成共识。然而，三年期限未满纳尔吉便去世了，金川土司便安插革什章及纳尔吉的儿子德仁鹏、安冲朋回必色满旧地，此举“阳奉阴违，阴实蹙迫之”[8]313表面遵守约定，实则掌控必色满，从此杂谷土司与金川土司结怨。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议政大臣等议复四川松潘总兵官路振扬疏言：“杂谷安抚土司，种部繁多，俗称勇悍。南境直抵打箭炉与天全招讨司、明正土司接壤。今该土司良儿吉之子班弟儿吉尚未袭职。臣备兵之初密令该土司遴选部属，防守各处隘口，颇称勤顺。请准其袭职，并加赏赉”[10](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甲寅条)。杂谷土司在地方“做大做强”，但在面对清廷时仍“毕恭毕敬”，班弟儿吉得到了清朝官员的认可，子承父业，顺利承袭杂谷土司之职。雍正五年(1727年)，班弟儿吉因随师进剿青海立功，清廷大加奖赏，“杂谷宣抚使同知班第儿吉，加宣抚使衔”[11]912(雍正五年八月甲申条)。班弟儿吉晋升为宣抚使，“所辖百姓十数万户，强悍狡诈”[12]，在良儿吉的基础上其势力获得一定意义上的发展。
乾隆元年(1736年)十二月，“以故四川杂谷安抚司班第尔吉之子苍旺袭职”[13](乾隆元年十二月甲戌条)。乾隆二年(1737年)，杂谷土司距“保县不过五十余里，其所属地方最大，健丁不下十万，富饶甲于诸番”[7]6-7，俨然成为嘉绒土司中领地最大，人口众多，实力强胜的大土司。
在嘉绒土司争夺领地的仇杀事件中，杂谷、金川最为激烈，“杂谷土司地广人多 , 而金川人好勇善斗 , 嘉绒各小土司便纷纷归附到这两大土司麾下 ”(4)[2]。乾隆四年(1739年)，杂谷、梭磨、沃日等土司发兵攻打小金川土司，引起清廷的重视，相关记载亦较全面。杂谷土司与小金川土司之间的恩怨纷争从良儿吉时二土司争夺必色满之地，再到班弟儿吉在任时，曾求娶金川寺土司汤鹏姊丢日为妻，不料成婚“越四日又逐之”[7]55，积怨已久。七月十四、十七、十九等日，“杂谷、梭磨、沃日等土司发兵攻劫小金川土司”[14](乾隆四年七月甲戌条) 。据护理穆坪土司王氏禀称：“金川从来不遵约束，各土司愿自备土兵糇粮征服报效，飞饬各官前往化诲解散一面相机办理”[14]。后川陕总督鄂弥达奏：“今据该文武官报称‘各土司已遵化诲，于八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等日徹兵回巢，各安住牧听候剖断等情。’除饬道将等作速秉公剖断，此次擅兵首恶之土司似应题参惩治，以儆其余”[15](乾隆四年十月癸卯条)。轰动一时的仇杀事件在地方官的调解下，渐渐冷却回归平静。之后清廷内部议论应借此时机将杂谷、梭磨土司按“云南、贵州例，令改土归流”[16]，时任四川巡抚的方显剖析嘉绒局势后认为：“杂谷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彼此钳制，边境颇宁。固不可任其争竞，亦不可强其和协”[16]。清朝中央最终决定仍采用“以番治番”的策略，利用杂谷、金川二土司不同的优势，使其相互钳制，达到政治上的均衡，从而确保地方安宁。在这一政策下，杂谷土司得以继续发展。
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提督郑文焕上奏称：
“松茂所属内外土司惟杂谷土司最大,附省亦近幅员千余里,前通瓦寺，后与郭罗克接壤,该土司苍旺部目狡悍,近闻有下阿树土百户郎架扎什之子戒布甲，及下郭罗克之擦喀寨副土目林蚌他拆戎架等,俱称投归杂谷,或抗不请袭或妄不奉调，并令所属番民按户与杂谷上纳酥油,杂谷亦给与各土目执照,凡遣派兵马，俱听杂谷。又，中郭罗克之喀赖洞个寨副土目六尔务纵放夹坝知干罪戾,亦投附杂谷,其他邻近部落多被招纳,领有杂谷头人红图记番文可凭。”[17](乾隆八年七月庚戌条)
下阿树土百户郎架扎什之子、下郭罗克之擦喀寨副土目、中郭罗克之喀赖洞个寨副土目均投靠杂谷土司苍旺，由杂谷土司颁发凭证，出兵征调皆听从杂谷土司的统一管理。这些投靠杂谷的大小土目、头人依仗杂谷土司的名号常不服从清廷管理，在人员交替时不向清朝中央请袭、不服从中央调遣。可见，杂谷土司影响之大，实力之雄厚。
杂谷土司的强大，除了依靠蛮横的个性，肆无忌惮的进行军事扩张以外，更重要的是赢得中央王朝的支持，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明朝，杂谷土司积极朝贡以示归顺，清朝初定，战事较多，杂谷土司则用服从中央调遣的方式帮助清廷维护国家安宁，从而获得清廷的信任。杂谷土司苍旺虽然贪婪狡诈，却“外极恭顺，调遣从无迟误”[18](乾隆十一年十一月辛酉条)。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杂谷土司在从征金川中奋力攻取，甚属可嘉，“著加授苍旺为杂谷脑宣慰司”[19](乾隆十四年十月丁酉条)。清朝将土司分为指挥司、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其品级分别为正三品、从三品、从四品、从五品、正六品。至此，杂谷土司获得嘉绒十八土司在明清两朝受封的最高品衔即宣慰司，最高品级即从三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口最多、领地最大的大土司，见表1。
表1 清朝杂谷土司世系(5)
三、清中央对杂谷土司的管理
(一)杂谷土司对清朝中央所尽的义务
杂谷土司履行的义务，具体表现在服从调遣、镇守疆土、保境安民等方面。
康熙六十年(1721年)，议政大臣议复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疏言：
“郭罗克各寨有隘口三处俱属险峻，利用步卒不宜骑兵若多调官兵恐口外传闻使贼得潜为准备，不如以番攻番量遣官兵带领较为便易。臣向知郭罗克附近之地如杂谷等处土司土目亦皆恨其肆恶，愿出兵助剿，臣自陛辞回任即与提臣岳钟琪商议遣官约会杂谷土司等。”[20](康熙六十年十月癸亥条)
顺治十四年(1657年)，杂谷土官桑吉朋为扩张势力与沃日土官巴必太合兵一千余人攻围瓦寺土官曲翊伸官寨，久攻不下后转战内地“劫堡、断桥、杀戮汶民，共掠去男妇四十余人”[5]684。起初，杂谷土官和沃日土官联合攻打瓦寺官寨，可称为土司之间的内部矛盾。之后，杂谷、沃日土兵进入内地进行劫、杀，使矛盾上升为中央与土司之间的矛盾，于是清廷派兵进行征剿。监军道佥事程翔凤“调防威守备关天爵、林阿桂带领六百名劲兵首尾夹攻杂谷、沃日兵，生擒杂谷头目阿朋及番兵十三人”[5]684。清军此次征剿大获全胜，桑吉朋和巴必太均负重伤而逃。六月，杂谷土官桑吉朋输款纳甲以示改过自新，并愿意将所掠男妇如数归还，只求赎回头目阿朋。清廷考虑到杂谷尚未归诚，且当地局势复杂等众多因素，同意了桑吉朋的请求。但阿朋返回后，发现自己的家产已被土管桑吉朋霸占，心怀怨恨，与桑吉朋结成莫解之仇。 至此，事件由中央与土司之间的矛盾演变为杂谷土司内部土官与土目之间的矛盾，“土司彼此之间或一个土司之内, 为争地、争袭、争夺人口和财产等原因而引起的互相攻杀或同室操戈更是经常发生，动辄出兵数千数万，甚至各联合若干土司, 缔结盟约, 在更大的范围内攻杀掳掠”[6]。康熙元年(1662年)，杂谷土司内部矛盾再次升级，土目阿朋集结阿姜济等人将土管桑吉朋驱逐，并另立其侄为杂谷安抚司，杂谷地方统治集团内部危机重重，如“几上肉也”。见此情形，清廷自然不能坐视不管，“杂谷古维州地吉朋为贡臣，无吉朋则无维州，无维州则威保之藩篱不固矣”[5]685，因此令兵备道陈子达派遣中军张士龙即刻从穆坪土司处接桑吉朋到省城，后又接到汶川，向嘉绒各土司宣布朝廷恩威，“抚谕阿朋迎回故主，以葢前愆”[7]38。但阿朋恃恶不悛，仍攻据要隘且阻其归路，非但没有迎回桑吉朋之意，还煽动“水田、星上、曾头三寨群众作乱”[7]38，对川西北地区的稳定造成不良影响。 清朝中央采用“抚谕开导”的方式以彰显朝廷浩荡之恩，但事与愿违，只能以武力征剿。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十四日，松潘副将何德成统领官兵会同抚提两标及威茂各将兵相机进发，对沿路各寨该抚则抚，该剿则剿，取得一定进展。但阿朋仍占据“险丹这猛老寨，阻阨要隘，抗衡愈力”[5]691。康熙二年(1663年)正月二十六日，四川总督李国英“亲统士、马前往，剿抚并用”[5]691，至二月十一日，阿朋“拥众拒敌”，战事紧张。清朝官兵兵分三路对其进行追剿，“虽奔入阿朋老碉，但并未大挫凶锋”[5]692。二月十二、十三日，清军势如破竹，攻下头碉、二碉再次占据主动，然而阿朋仍有军队不断前来救援，清军艰难应对，直至攻下三碉后战情才稍有好转。阿朋见大势已去，决定破釜沉舟再一次聚集军队突出重围，清廷各将士奋力合击，将“阿朋、阿姜济当阵斩获，各番兵追杀无遗，共计抚剿番寨一百三十有余，元凶授首，诸番効顺”[5]692，最终取得胜利。杂谷土官桑吉朋回归维州。 康熙十九年(1680年)，“桑吉朋率属归附，仍授原职，请领安抚司印信一颗”[5]739，驻扎在杂谷地区。至此，杂谷土司正式归附清朝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