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去世，终年88岁，如何评价他的作品？
大江健三郎在创作初期的作品中就显示出对少年主人公“我”这一视角的偏爱。1958年荣获“芥川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饲育》和同年的长篇处女作《拔芽击仔》即以山村少年“我”为视角，建构起了一个孩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相冲撞并最终被同化的故事模式。1961年，大江健三郎又以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17岁右翼少年为原型，创作中篇小说《十七岁》及其第二部《政治少年之死》，在《文学界》1、2月号上发表。
作为一种文体和小说叙事艺术的少年叙述模式在大江的作品中频频出现，绝非一种偶然，而是作者主动的选择，其中蕴含着作者选择特定边缘视角（除了少年儿童视角外，还有动植物视角）透视日本战后成人世界的深刻用心。 视角的选择:现实与艺术的双重考量 《十七岁》与姊妹篇《政治少年之死》以17岁的普通少年“我”为文本内的叙事者和故事的主人公，讲述了“我”如何从一个自卑怯懦的普通高中生成为信仰天皇的狂热右翼少年，并最终沦为暗杀者的全过程。少年视角的选择首先有着现实的原因。
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本三郎曾这样评价大江：“大江有着极其敏锐的感觉，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点不和谐音符，他都不会错过。”这两篇小说的大体故事情节是以真实的右翼少年行刺案为蓝本的。选择以故事的绝对中心人物——少年的视角组织文字显得合情合理。但艺术效果上的考虑才是大江选择少年视角的根本原因。大学时期就读于法国文学专业和长期阅读西方现代小说的经历，使大江对小说人称、视角的选择有着独特的看法并在创作初期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由于日语文学中第三人称叙事的特征和局限性（不可避免地要以明确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说话者对所说内容和听话者的态度），大江似乎更青睐具有真实客观表达效果的第一人称叙事。写作者、叙述者与主人公三者合一之后，能更生动地表现出个体内部的生命冲动，更真实地表现出人物的生存状态。大江以这样的方式在小说文本中主动隐去了直露的控诉与批判，最大限度地化身为少年“我”，把对少年心理真实的还原推到了最大值。但不能因此混淆作者与叙述者的政治道德立场，因为大江始终是一个道德感和政治责任意识极强的作家。
早在小说《饲育》获得芥川奖后他就表示：“我毫不怀疑地认为，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清楚自己选择文学的责任。” 另外，战后日本意识形态上的禁忌也是大江需要考虑的实际因素。天皇制一直是日本战后文学主题上的禁区，大江敢于选择这样一个敏感的主题足以反映出他作为作家的胆识和责任感。以右翼少年“我”的视角切入不失为这个大胆之举的巧妙选择。但即便如此，《政治少年之死》发表以后，大江马上遭到右翼团体的威胁。《文学界》杂志未经作者本人同意就在同年3月号上刊登道歉启事，此后这部小说成为所有出版社的禁忌，未曾收进大江的任何作品集里。大江作品中的少年叙述作为一种景观已经成为作者个人风格一道醒目标签。从文体的选择到独特叙述风格的营造都寄寓着作者的深刻用心。叙述背后所隐含的对社会道德、人性本体的思考与判断更是穿越少年面孔后成人智慧的结晶。少年叙述文体是大江对传统日语文学叙述方式与切入视角的一次大胆挑战与成功突围，无论从叙事理论的研究还是作者论的角度都理应受到高度重视。
海外网3月13日电，据日本NHK电视台3月13日报道，日本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3月3日因衰老去世，终年88岁。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地区，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饲育》获第三十九届芥川文学奖，《性的人》《个人的体验》获新潮文学奖，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其他重要作品有小说《水死》《空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散文集《冲绳札记》等。大江健三郎的写作范围宽广且具人本关怀的精神，政治、核能危机、死亡与再生等皆呈现于他的创作中。（海外网/王珊宁）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去世，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