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能仅凭口供定罪？
1998年，昆明一位颇有名气的年轻警花被人杀害，她的丈夫杜某是一名狱警，因被怀疑为凶手被判死刑。两年后，真凶浮出水面，杜某无罪释放，恢复工作。
从执法者到死囚再到无罪释放，杜某过山车般的人生经历，充分证明“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在司法过程中该有多么重要。
当年这起案件，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位县GA局副局长，且佩枪失踪，当地警方高度重视，侦破压力可想而知。
警方初步判断为情杀，怀疑杜某因夺妻之恨一时激愤，枪杀发妻及好友。
但杜某拒不交代杀人罪行，专案组又没有找到其它证据。这个案件影响太大，上面要求限期破案，怎么办？
下一步的做法相信大家都能猜得到了——加大审讯力度，意味着对杜某的审理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
此后二十天，杜某生不如死，终身难忘。他的肉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折磨，不得不按照专案组的引导交待了“犯罪”经过。
尽管根据杜某供述，警方并没有找到涉案枪支，但拿到口供后，初审法院仍做出了死刑判决，后来二审“刀下留人”改判为死缓。
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以铁路警察杨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在杨勇的保险柜里，竟然找到了杜某案中那把下落不明的手枪。
据杨勇交待，他和同伙身着警服，开车在郊区寻找作案目标。发现穿着警服的一男一女后，动了抢枪念头。于是以执行公务为名，将两人拷在车里，并用男子的佩枪，将两人杀害。
恢复自由后，杜某说过的几句话发人深思：连我这种受过训练的警察都被整得招供了，可见当时被整到了何种程度。后来我刚刚重新工作的时候，一见到穿警服的人就感到害怕……
看完这起案件，相信你肯定明白：为什么现在司法过程中特别强调要“重证据，轻口供”，为什么要将“疑罪从无”作为司法基本原则了。
近年来，从河南赵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到内蒙古呼格案、江西张玉环案，这些引发网络热议的冤案中，无不有着“重口供轻证据”的办案思维，无不有着“刑讯逼供”的影子。
这些案件最终昭然天下，恰恰体现司法理念的长足进步，彰显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成就。
前些天，劳荣枝二审到底如何判决，引起人们关注。法庭并没有当庭宣判，让我们看到法官们的严谨和审慎。
我们有理由相信，决定劳荣枝生死的不是民意，不是舆论，而是法定证据，是能够闭环的证据。
原因很简单，重证据轻口供，可能会让某个罪犯一时逃脱法律的惩治；但重口供而轻证据，则更大可能制造出一起新的司法悲剧。
优秀作者:把猪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