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第一大败家子是谁？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难。人一旦获得财富，总想着将其传承给子孙后世。然而，“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使得这些财富最终败于那些不肖子孙之手。说到民国时期的败家子，人们首先想到是盛宣怀之子盛恩颐和李鸿章之孙李子嘉。盛恩颐挥霍无度，一夜之间输掉上海百套房产，六十六岁饿死于祠堂；李子嘉在继承了巨额遗产之后，吃喝嫖赌抽，样样俱全，最终落得个朝不保夕贫病而死。但是民国时期还有一位与众不同的“败家子”， 一生痴迷收藏，宁死不舍，为护国宝“败尽家产”，他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
河南项城，不过是中原大地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但近代以来，这里曾诞生了三大家族，即袁氏家族、高氏家族以及张氏家族。河南项城的出名，也是因为袁氏家族走出的极具争议的人物袁世凯，人们习惯称其为“袁项城”；高氏家族是真正的书香门第，真正的老牌名门望族，当年袁甲三、袁树三兄弟还没有发迹时，就曾经在高氏家族的高崃云家做过家庭教师，并因此而受益不小；张氏家族是从山西迁徙到项城的，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才有了后来的成就，而张氏家族在近代项城的地位不低，是因为出了个张镇芳。
张镇芳的祖父张致远，无意仕途，着重培养后辈。张镇芳的父亲张瑞祯中过举人，母亲是后来漕运总督刘永庆的姑姑，到了张镇芳时，家道逐渐中落。张镇芳后来考中了进士，被分配到户部任六品京官，慈禧西逃时，张镇芳一路追随，从此官运亨通。项城的张家和袁家也算是世交，张镇芳和袁世凯的关系也不错。后来，张镇芳的一个姐姐还嫁给了袁世凯的哥哥为妻。
张镇芳一生的仕途可谓是紧随袁世凯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张镇芳就先后任职了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署理直隶总督等职；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后，张镇芳被任命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张镇芳卖命吆喝，被列为“七凶”之一。后来，张镇芳因支持张勋复辟而被逮捕入狱。出狱后，张镇芳远离政治，涉足商界，先后出任了北方银行董事、盐业银行董事长等职务，在商场上也算是小有成就。
张镇芳虽然事业有成，但子女接连早夭，膝下无子成了张镇芳的心病。按照过去的传统规矩，张镇芳必须从家族子侄中过继一个，于是六弟张锦芳之子张伯驹被选中。从此，张伯驹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改变。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六岁的张伯驹来到天津，正式认张镇芳为嗣父，开始了在天津、北京、上海的生活。
尽管当时的科举制度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兴起，但张镇芳还是为儿子请来了旧式的家塾先生。张伯驹自幼就天资聪慧、记忆超群，九岁已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一时赢得“神童”的美誉。对于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又是银行家的张伯驹来说，自然不会为了生活和前途而担心，自幼就发展自己的爱好，其中就包括对诗词歌赋、戏曲书法的爱好。成长于这样显赫的官宦家族里，张伯驹非但没有染上恶习，反而博文清雅、儒秀非凡。
清朝覆灭后，张伯驹从私塾来到英办学校念书，接受新学教育。按照张镇芳的意愿，最初为张伯驹设计的人生路线是进入军界。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春节，17岁的张伯驹随父亲拜访袁世凯，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透出一股平淡如水、没有一丝烟火气的气质，深受袁世凯喜爱。在众人的眼中，都觉得凭借张伯驹的家族背景和他自身的才貌水准，将来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前途都必将一片光明。
这一年，张伯驹考入了袁世凯建立的陆军混成模范团，两年后毕业，先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的部下任职，一度做到了旅长。然而，张伯驹对于官场的腐败生活和堕落作风实在无法忍受。他更看不惯那些上层军官的趋炎附势和对百姓的蛮横欺压，最终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不顾父母的反对，脱下军装，离开官场。
父亲张镇芳不想看到儿子终日无所事事的样子，就强行把他安排进自己的盐业银行，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的总稽核。张伯驹虽然对银行的事情不感兴趣，但因当时前清的贵胄遗老将大批的珍贵文玩抵押在了政治背景深厚的盐业银行，其中就包括溥仪从皇宫中带出来的一批宫廷珍藏。张伯驹因此可以经常接触这些文玩珍品，逐渐对研究古典文化艺术、鉴赏名画墨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盐业银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张伯驹没有学到挣钱的方法，却造就了超乎寻常的鉴赏眼光。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的一天，张伯驹像往常一样去盐业银行上班。半路上一时兴起，走进了北京琉璃厂的一家古玩字画店。有了在盐业银行的历练，张伯驹对字画的鉴赏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准，他一眼就看中店里一件康熙皇帝御笔的书法作品“丛碧山房”。在张伯驹看来，这幅字与康熙平常的风格不太像，好像是兴致所至后的运笔，虽然形有区别，但神韵相通。于是，张伯驹毫不犹豫地支付了一千大洋将其收入囊中。因实在过于喜爱这幅字，张伯驹特意将自己的住所改称“丛碧山房”，并以 “丛碧”作为自己的字。从此，张伯驹开始了他的收藏生涯。这一年，他刚满三十岁。
张伯驹虽然家资巨万，但却从不追求奢华。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饮食随便，大葱炒鸡蛋对他来说也是上好佳肴。出行的汽车也不讲究，只要有四个轮子就行，没有一点派头。张伯驹唯一大方的，便是在收藏方面。生于豪门的他，出手大方，看准的古玩字画只需说个数，改天上门取钱即可，从不议价，张伯驹的败家由此而起。
由于出手大方，那时很多古玩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很快张伯驹就在收藏界混得风生水起。在长辈眼中，张伯驹就是个叛逆者、败家子，但家人对此无奈，只好随便让他自由选择。因为出手大方的缘故，张伯驹在京沪的古玩界有着很大的名声。但发生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的一件事，让张伯驹第一次有了无力感，而且对此久久不能释怀。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当时的北京局势紧张，日本人猖獗。前清恭亲王的孙子溥心畲担心家藏的珍贵文玩字画被日本人觊觎，加之家中拮据，于是打算变卖一部分家藏。英国收藏家大维德得知消息，便委托上海古董商叶叔重前往北京求购名画《照夜白图》。这幅画是唐代著名画家韩干的代表作，上有“韩干照夜白”字样，画中描绘的那匹马，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一匹白色御马，据说夜间可以照亮夜空，故名“照夜白”。叶叔重以一万大洋的价格，就从溥心畲手中买走了这幅名画。张伯驹听闻这个消息后，立即给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的宋哲元拍了封电报，希望其能阻止国宝外流，然而为时已晚。从此，《照夜白图》流落到海外。
还有一种说法是溥心畲通过太监卫福海义子卫广利开的“宝云阁”画铺，经古董商白坚甫之手，将《照夜白图》卖给了日本人。后来，日本人又转手卖给了英国人大维德，后几经辗转，此画为迪隆基金会所得。之后捐赠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珍藏至今，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不管哪种说法，结果都是一样的。张伯驹也因此大受打击，耿耿于怀，不能放下。而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有了“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决定。
《照夜白图》流失海外后，张伯驹唯恐溥心畲还会卖掉他家收藏的著名的《平复帖》。为了不让《平复帖》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张伯驹决定抢先将其拿下。《平复帖》，纸本墨迹，草书9行，纵23.7厘米，横20.6厘米，大约是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由陆机所作。《平复帖》是现存有据可查的年代最早的名家书法真迹，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早五十余年。它因体现出了书法由隶变草、从章草向今草过渡的原生态，而具备有非常珍贵的学术价值，一直是收藏家的心头好。
为了得到《平复帖》，张伯驹先是请了琉璃厂悦古斋的老板韩博文出面与溥心畲洽谈，表示愿意收购他手中的《平复帖》，但是溥心畲当场开出了20万大洋的天价。要知道，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溥心畲的兄长溥伟将宅邸恭亲王府抵押出去也仅换来8万大洋。很显然，相对于之前出让《照夜白图》索要一万大洋，溥心畲这是有意为难张伯驹。
溥心畲
张伯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又托溥心畲的好友张大千做说客，表示愿出6万大洋求让，但溥心畲仍不松口。直到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事情出现了转机，当时溥心畲的母亲去世，坐吃山空的溥心畲要为母亲的丧仪筹款。张伯驹担心溥心畲会仓皇出卖《平复帖》，于是请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傅增湘居中周旋，表示不会趁人之危，溥心畲可将《平复帖》先抵押在盐业银行，借钱度过一时之需。可能是被张伯驹的真诚和执着所感动，最终溥心畲以4万大洋的价格将《平复帖》出让给了张伯驹。在得知张伯驹购得《平复帖》后，日本商人找上门来表示愿意以二十万大洋收购此贴，但被张伯驹以“黄金易得，绝品难求”为由拒绝了。
然而日本人并不死心，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上班的途中被日本军方绑架。张伯驹的夫人潘素立即通过张伯驹的兄弟孙曜东，找到了时任伪国民政府财务总长兼特务总管的周佛海。在中国政府高层的施压下，日本人不得不放弃绑架张伯驹，但是心有所不甘，便把张伯驹这个“肉票”转让给了其他绑匪。后者也清楚张伯驹的背景，向潘素索要300万的赎金，并允许潘素和张伯驹见一面。
当时的张家除了古玩字画，根本没有余钱。当张伯驹见到潘素时，一再要求，哪怕是自己死了，也绝不能动家里的字画，不能让国宝落入外国人的手中。就这样，张伯驹将自己的性命和安全置之度外，和绑匪消耗了八个月的时间，最终绑匪将赎金从300万降到了40万。潘素典卖了家里除了古玩字画以外能卖的一切东西，凑足了40万，将张伯驹赎了出来。回到家后，张伯驹大病一场。病愈之后，他和夫人潘素将所有字画缝入衣被中，辗转逃往相对安全的西安，才使得这些古玩字画得以保全。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时，秘密带走了故宫历代藏画1198件，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就是其中之一。这批画作除了一部分被溥仪送给日本人外，大部分被溥仪变卖后用于自身资金需求。就这样，很多的宫廷珍品字画流落民间。于是，北京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纷纷前往东北长春寻宝，一些古董店还在长春、通化设立了分号，专门收购流散民间的皇宫珍藏。
《游春图》被北京琉璃厂振古斋的马霁川所获得，他准备将此画转卖于洋人，大赚一笔。张伯驹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购入此画，马霁川开出的价格是80根金条。然而，张伯驹此前刚以11根金条收购了范仲淹的《道服帖》，手头也很紧张。但他实在不甘心《游春图》落入洋人之手，于是托与马霁川颇有交情的马保山从中斡旋，最终价格谈到了22根金条。
为了购得此画，张伯驹不得不变卖自己位于北京后海附近弓弦胡同的宅邸。这座宅院曾是李莲英的旧宅，是一座占地13亩的三进院落，堪称当时京城的顶级豪宅。最终，辅仁大学以21000美元的价格买下此院。由于马霁川等人不接受美元，只认金条。张伯驹只好将美元兑换成22根金条，交易时，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最后又加价。随后，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又凑了6根金条，才如愿将《游春图》纳入囊中。
卖掉后海的府邸后，张伯驹一家搬到了海淀的承泽园居住。在旁人的眼中，认为张伯驹用自己的豪宅换了一幅画，这种做法实在有些不值得，但张伯驹却不以为然，还兴致勃勃地将海淀的居所承泽园重新命名为“展春园”，同时给自己又加了个封号“春游主人”。张伯驹的收藏并不贪多，都是“掐尖儿”的精品，购买书画珍稀，有着一掷千金的决绝。在几十年的收藏生涯中，张伯驹收藏了上百件的国宝。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陆续将自己所收藏的国宝捐献给国家。他先是将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卷》、黄庭坚的《草书》卷等顶级珍贵书法共8件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奖励给他20万元，他没要。同时，他还将李白的真迹《上阳台帖》托人送给了毛主席，他说“因为李白书法浑厚雄壮，正合乎毛主席的气概”。 1958年，毛主席将《上阳台帖》转给了故宫博物院收藏。
此后，张伯驹又多次无偿将自己收藏的珍品捐出去，张伯驹凭借一己之力支撑起了故宫博物院书画收藏的半壁江山，晚年却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他晚年时在餐厅吃饭不过几片面包，一碟果酱，朴素至极，还将没吃完的面包打包回家带给夫人，这时你很难将他与那个翩翩公子联系起来。张伯驹这一辈子其实就没有缺过钱，他从小富贵，钱来得快，花得也快。在他的心中，其实一直都没有钱这个概念。
1982年，84岁的张伯驹因感冒住到了北大医院，由于他的级别不够，住不了单人病房，家人担心交叉感染，决定给他转院。当转院证明开好之后，张伯驹已经在简陋的集体病房中停止了呼吸。他从富贵中来，却在平凡中离开。启功先生对他评价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优秀作者:鬼谷再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