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抗日战争中能力不济的孙元良能一路高升？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孙元良是一个毁誉参半、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终其一生都在为蒋介石效命，他曾是抗日的民族英雄，但也因行为不端而备受诟病。
孙元良是浙江绍兴人，父亲孙廷荣是晚清的一名知县，67岁才生下孙元良。孙元良自幼就聪明伶俐，在读书方面很有天赋。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在全国各地进行招生，当时正在北平国立政法大学政治系就读的孙元良闻讯后，毫不犹豫地放弃在高校学习的机会，决意投笔从戎。作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当时的招考条件非常严格，必须要有引荐人，而孙元良的引荐人是李大钊。
1924年6月，孙元良顺利通过了黄埔军校的初试和复试，成为了黄埔一期学员，他与陈赓、杜聿明、侯镜如、关麟征等成为同学，一同被编在学生三队一区队。自此，20岁的孙元良开始了军旅生涯。
当年的孙元良，的确有一颗坚定的革命之心。当别人问他为何要来黄埔军校时，他回答是为了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正因如此，在黄埔一期的学员中，蒋介石唯独对孙元良这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非常器重。
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蒋介石特意让意气风发的孙元良站在校门口，作为黄埔门面迎接莅临指导工作的名誉校长孙中山先生。然而，蒋介石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满腹才华、一身抱负的黄埔高才生，日后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一师和程潜的第三军负责攻打江西的孙传芳。
第一军贪功冒进，贸然攻打南昌。虽然侥幸得手，但又不思巩固战果，反而大肆寻欢作乐。当孙传芳的部队连夜反击时，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王柏龄正在妓院寻欢，党代表缪斌临阵脱逃。最终第一师惨败，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
孙元良当时担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是嫡系中的嫡系，负责驻守牛行车站。战斗刚一打响，由于缺乏警戒，惊慌失措的孙元良率先逃跑，导致部队群龙无首，使得战略要地失守，南昌的门户洞开。
事后，程潜派孙元良率部驻守奉新，向东警戒，以掩护主力部队的集结。但孙元良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向西撤退。
作为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接连出了这样的家丑，使得蒋介石非常愤怒，扬言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要按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枪毙。
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蒋介石考虑到孙元良不但忠心耿耿，而且还是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再加上黄埔一期学员本就人数有限，他们要么战死，要么加入共产党，当时在军中能挑大梁的已所剩无几，弥足珍贵，这些人都是他日后争权夺利的资本。如果因南昌失守而杀了孙元良，势必会寒了黄埔学生的心。于是，蒋介石法外施恩，孙元良因祸得福。
当留守后方的黄埔学员认为蒋校长会大义凛然，执法如山，犹如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样，枪毙孙元良时，蒋校长却一面下令通告全军枪毙孙元良，一面提供路费让孙元良化装逃跑。此后，蒋校长还送孙元良去了日本士官学校镀金。
1928年，孙元良从日本归国后，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炮兵团的团长。
1931年，孙元良升任警卫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可谓是仕途坦荡，风光无限。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淞沪抗战爆发。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
孙元良当时担任的是张治中第五军87师259旅的旅长，率部在庙行镇与日军激战。在孙元良镇定从容的指挥下，将日军打得是落花流水，最后一路北逃。最终，国军取得了这场战役的全面胜利，这其中孙元良功不可没。
淞沪抗战后，国军损失惨重的几个德械师撤回到后方进行整编，这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88师。孙元良由于在这次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蒋介石不但特意对他进行了嘉奖，还调他担任88师副师长，驻扎武昌。
1933年，88师开赴闽赣“剿共”前线，与昔日并肩抗日的国军第十九路军兵戎相见。之后，88师又在赣南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与红军作战。
1935年初，88师师长俞济时调往蒋介石侍从室，担任侍从武官长，孙元良接任俞济时，成为88师师长。
同年，孙元良率部借追击红军之机进入四川，驻扎在万县。孙元良虽极爱钱财，而且痴迷打猎，但是极其厌恶赌博。因此，88师在四川期间的军纪还算严明。
1936年，中日之间火药的气味，已经四处弥漫。孙元良的88师奉命从四川重新移防至无锡、江阴一带。
1937年8月12日，驻扎在无锡的88师登上紧急征用的火车直奔上海，8月13日9时15分，88师262旅523团第1营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
国难当头，作为德械师主力之一的88师师长，孙元良倒也卖力，88师将士用命，奋力拼杀。在整个淞沪会战中，88师是坚守时间最长的中国军队，共计坚守闸北76天，这也造成88师损失惨重，伤亡达12000余人。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十军从上海金山卫登陆，对淞沪会战前线的中国第三战区军队形成了包抄之势。国军在反击未果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不得不进行“转进”。但是由于指挥混乱，再加上通信手段低下，“转进”最终变成了溃退。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原本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命令88师坚守闸北。在蒋介石看来，苏州河对岸就是美英租界，中国军队坚守闸北不但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同情，还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不会放弃这座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
顾祝同
但孙元良却持有不同意见，认为这完全就是自杀任务，没必要把整个88师都搭进去，而是选拔一支精干部队，固守一两个重要的据点，掩护大部队撤退。
顾祝同在国民党中有“软耳朵老佛爷”的称号，人缘特别好，一开始觉得蒋介石说的对，现在又觉得孙元良说的也对。孙元良和顾祝同沟通之后，决定留下一个团坚守闸北，88师主力撤回南京。
孙元良把坚守闸北最后阵地的重任，托付给了88师524团1营。该团团副谢晋元会同第一营杨瑞符少校率领各连，在宝山路、虬江路一线，猛烈阻击日军，并按命令边打边撤，陆续集结于苏州河岸的四行仓库。之后，就有了谢晋元率领该团八百壮士（实为450人的加强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孤军据守四行仓库的惊世壮举。
孙元良因功被擢升为第七十二军中将军长，仍兼任88师师长。后来，孙元良又获授国民政府的云麾勋章。
1937年12月10日，南京保卫战打响。88师未经休整便投入到保卫南京的战斗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
在孙元良的带领下，88师的官兵们死守雨花台，以血肉之躯作为南京城最后的屏障。雨花台后面就是高达20米的南京城墙，城内的部队不断为88师提供火力和武装支持，再加上88师官兵英勇顽强，虽然日军反复进攻，但始终未能拿下雨花台。
1937年12月12日上午，日军最终攻占了雨花台，之后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88师262旅的官兵们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
战后，日军在战史中描述了雨花台和中华门的战斗，称这场战斗打的非常艰难。
1937年12月12日下午五点，孙元良去开了一个会，会议内容就是撤退。而下午五点之前，孙元良一直坚守在中华门附近的阵地上。
从雨花台撤下来的88师残部，由于进不了中华门，副旅长廖龄奇只好率部撤向长江边。如此一来，反倒因祸得福，在后来渡江时占了先机，奇迹般地渡过了长江。
留在南京城内的旅长吴求剑和师参谋长张柏亭后来也脱险离开，但师长孙元良却没能跑出南京城。
也就是说，当时南京城外的88师官兵在城破时，绕过南京城渡江撤退，而南京城内的88师官兵几乎没有走成，包括前去开会的孙元良。孙元良最让人诟病的就是没有通知部队突围，而自己却选择独自逃跑。
关于孙元良在南京城破之后究竟经历了什么，很多史料都是闪烁其词，就连他自己在回忆录中都没有透露，只有宋希濂在1961年写的《南京保卫战亲历记》中说孙元良跑到了妓院。
后来，在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拉贝日记》中发现了有关孙元良在南京城的相关记载：“对于国民党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至于孙元良究竟藏在了哪里，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藏到了大使馆里，之后跑到了南京乡下，反正死无对证，没人能说清楚。
至于孙元良是如何从南京城中逃出来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谜。可以肯定的是，他最终跑到了韩德勤和沈鸿烈的地盘上。随后，有人举报孙元良克扣军饷。
原来在淞沪会战期间，财政部曾为88师拨发了26万元的国防工事费。当时闸北的仓库、钢铁非常多，再加上老百姓逃离后留下的空屋，孙元良就地取材修筑工事，未花分文。财政部所拨发的经费，基本都落入了孙元良的腰包。
结果，由于修筑工事的材料质量不合格，造成工事防御效果低下，导致驻守官兵在劣质工事中还未来得及看见敌军，就葬身于日寇炮火之下。
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要么直接参加抗战，要么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可以说，凡是军队需要的物资，应有尽有。
孙元良率部从上海撤退时，把日本丰田纱厂留下的几千大包日本棉纱，作为战利品经由几十辆卡车，还有小火轮，全部抢运到苏锡常进行抛售，全师从上到下又是大大发了一笔。
据孙元良的军需官葛天交代，孙元良变卖劳军物资，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上校师副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将一部分慰劳物资变为现金，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同时，孙元良还令88师需主任宋尚鲁（宋希濂之弟）把上海抢劫来的部分棉纱等偷运至武汉出售，所得收入交给了孙元良的妻子吴懿辉。
对此，孙元良解释说这些事他们都在会议上通过了，而且钱都发了下去。但是有人举报他贪污，蒋介石只能下令让孙元良去军法处报到。无奈之下，孙元良进去蹲了42天牢。
随后，蒋介石还派军统的戴笠和康泽潜伏回上海，对孙元良进行调查。其实无论是戴笠还是康泽，都和孙元良的关系不好，但是他们交给蒋介石的报告却说孙元良是无辜的。
孙元良在坐牢期间，许多人为他求情。顾祝同向蒋介石发电报称自己愿意保释孙元良，张治中作为孙元良的老长官，也提出愿意保释孙元良。同时，陈诚也为孙元良求情。
军法执行总监鹿钟麟，在经过军统缜密调查之后，也给蒋介石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电报，核心意思是孙元良没要钱，没贪污。
鹿钟麟
其实1938年3月，孙元良就到了武汉，当时他手中已经没有军队，再加上贪污案东窗事发，使得孙元良郁闷至极，于是主动要求去军校任职。之后，孙元良的妻子因肺结核去世，他又坐了牢，诸事不顺，郁闷的心情需要排遣一下。
1939年1月，孙元良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的身份，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在这期间，蒋介石非常想念他这位黄埔的爱将，于是召其回国。
孙元良回国后，又重新回到了军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当初的风光，蒋介石只给了他一个集团军副司令兼军长的职务。不管怎么说，孙元良总算有了部队。
1944年，豫湘桂会战爆发。在此期间，国军除了在长衡作战中有所抵抗外，其他战斗基本是一溃千里。日军甚至已经到达距离陪都重庆近700公里的贵州独山，一时重庆震动。
此时，孙元良的29军91师，在蒋介石的严令下火速前往驰援。当时进入贵州的日军总共4000余人，而且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没有能力再继续打下去，贵州独山是日军占领中国的最后一块地方。从此以后，日军就失去了进攻的能力。
1944年12月8日拂晓，孙元良率部克复贵州独山，顺便在滇缅路上截留了几十辆商车。凭借着这样的功绩，孙元良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然而这个勋章的含金量并不是很高。
1945年5月，日本已经日薄西山，孙元良的29军随着局部大反攻的潮流，积极抗战，一路克复河池、德胜、宜山、中渡、永福等地。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奉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之命，出任南京附近常镇地区警备司令，之后又出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为了扩充实力，孙元良还把周佛海、刘明夏等人所辖的伪军残余，甚至一部分日军改编成卫戍部队，担当“剿匪”任务。同时，孙元良还借收缴敌伪财产之名，大肆搜刮民财。
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其实对这个职务，孙元良不是很满意，觉得自己堂堂一个黄埔一期学员，出任不是重要岗位的警备司令，与自己同期的同学相比太孙色，在他眼里，军长才是要职。
孙元良在担任重庆警备司令期间，嗜好跳舞，常与高级妓女出入舞厅。但是在禁止大烟这件事上，孙元良却特别卖力。整个解放战争的前期，孙元良都是在后方的吃喝玩乐中度过，并没有参加内战。
1948年初，蒋介石决定组建机动兵团，原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所属的两个军也要被改编为机动兵团。
孙震是四川军阀，蒋介石觉出孙震有保存实力的企图，便想罢其兵权，另外派人统辖这支部队。
孙震为了避免自己的军队被蒋介石吃掉，为了继续掌控旧部的领导权，于是推荐自己的侄子孙元良接替自己，统帅这支军队。
孙元良出身黄埔嫡系，而且与川军原本也没有大的瓜葛，是孙震和蒋介石都能够接受的合适人选。于是，久失兵权的孙元良，走马上任第十六兵团司令。对孙元良来说，虽然有些意外，但也算是一个机会。
孙元良上任时，蒋介石已经决定放弃郑州和开封，准备集中兵力在淮海地区与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
此时，驻守郑州的孙元良第十六兵团既可以去华中剿总白崇禧麾下，也可以去徐州剿总刘峙麾下。但是徐州处于淮海战场的第一线，孙元良不太想去，他倾向于去华中，但是国防部还是将他调往了淮海战场。
曾经和孙元良在上海南京战场并肩作战的宋希濂，在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得知孙元良在徐州担任兵团司令，便坚决不去徐州，表示自己无法与孙元良共事。
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当时只有两个军，即川军41军和47军。按照国防部的命令，第十六兵团先是撤退到蚌埠，到蚌埠后又为其扩充了99军。
淮海战役开始不久，第十六兵团除了99军布防蚌埠，兵团主力则奉调移师宿县，防守徐州后方。第十六兵团作为国军预备队，并非一线战斗部队，孙元良对于这个安排还是比较满意，毕竟这里还算安全。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张克侠、何基沣起义后，徐州城防空虚，刘峙只好临时抽调李弥兵团的一个军来分担徐州城防。同时，刘峙要求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从宿县北上徐州，接替李弥兵团在九里山一带的防御任务，李弥兵团则全力救援被解放军围困的黄百韬兵团。
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北上之后，解放军的中野部队迅速攻占了宿县，切断了徐州到蚌埠的铁路。至此，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就和徐州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完全捆绑在了一起。
第十六兵团北上时，99军留在了蚌埠，实际上孙元良兵团到徐州的兵力还是最初的两个军，装备相对比较差，实力远不如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
对于孙元良来说，或许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会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所以思想上完全没有准备。在之后的战斗中，无论是救援黄维兵团，还是从徐州撤退，孙元良的表现就是逃跑。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拥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其中包括国军五大主力中的18军，是陈诚“土木系”的嫡系部队。当时黄维兵团东进，妄图夺取宿县。但是解放军中野部队已经设下埋伏，用几乎同等兵力，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
国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陷入被动，杜聿明迫不得已率领孙元良、李弥、邱清泉三个兵团向西南撤退，企图依托淮河，会同蚌埠的刘汝明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
从徐州撤退时，孙元良兵团被安排负责后卫，但孙元良给下属的军长和师长下达的命令是跟随邱清泉兵团一起走，必要时可以平行甚至超越邱清泉兵团。同时，孙元良还下令关闭兵团司令部的电台，不接收杜聿明的命令，专心逃命。
当国军行至河南永城陈官庄一带时，还是被解放军华野主力团团包围。无奈之下，杜聿明下令三个兵团分三个方向突围。
杜聿明
孙元良下令第十六兵团的两个军以营为单位，分散突围。为了防止杜聿明变卦，孙元良再次下令关闭电台，截断电话线，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
邱清泉和李弥发现突围不可行之后，坚持就地待援。二人和杜聿明电话商议之后，决定放弃突围。当杜垏明给孙元良打电话的时候，第十六兵团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孙元良兵团的单独突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当时兵团总兵力约为三万两千多人，各部队将装甲运输车和重型武器全部炸毁，并规定避免恋战，要求采取钻空隙迂回的战术突围。
孙元良率部出发不久，兵团部和直属部队的队伍就被第47军炮兵的马匹冲乱。官兵们逃跑心切，突围的方向原本是向北，但是越走越往西，随即四处响起剧烈的枪炮声，人喊马嘶，惊天动地。
孙元良兵团突围的先头部队在与阻击的解放军交战之后，附近的李弥兵团和邱清泉兵团根本没有突围的迹象。孙元良兵团在通过邱清泉的第5军防线时，遭到了第五军的猛烈攻击，孙元良兵团受到解放军和邱清泉的前后夹击，在黑夜中顿时乱成一团。
孙元良兵团在孤军突围的过程中，一万多人在混乱中被歼，除了两个师长逃跑外，剩余的军长和师长基本被俘虏，其中就包括孙元良本人，第十六兵团的残部只得重返包围圈。
孙元良第十六兵团的残部后来被邱清泉兵团收容，整编为一个师，归74军邱维达指挥，参加了淮海战役接下来的战斗。
孙元良则化妆成中尉副官，趁乱骗过盘查，只身逃脱。后来，孙元良又化妆成农民，逃到信阳火车站，打了一个电话报平安。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华野发动总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非死即降。孙元良却已经回到南京，获准重组第十六兵团。
1949年底，孙元良来到台湾，背负着战败丧师的责任，再加上国军高级将领之间的内斗，使得他精神郁闷，最终选择退役从商。
2007年，孙元良在台湾去世，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黄埔一期学员，熬过了绝大多数同时期的国军将领。而他的身上，至今还有太多的争议。
从各类描写抗日的书籍中，对其评价都不高，我觉得他在抗日战争中就是个搅屎棍的角色！
优秀作者:四川达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