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值得一读吗？
《万历十五年》对于传统唯物史观的大陆史学界人来说，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特别是对于刚改革开放，还没有接触过欧美历史研究体系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的叙述历史方式，给人一种新的可能。不过，这也仅仅只一种可能。
黄仁宇先生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角度，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作用”。他似乎看到明朝的传统社会虽然表面上井井有条、秩序森严，而实际上却是人治之下的混乱，缺乏一定的制度管理。如，中国当时军队很多，机构重叠，当官的很威武，当兵的也不少，手里都持有武器，但都不能对敌。
黄仁宇先生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考察，结果都不尽人意。然而明朝理学盛行，各种礼仪、礼节、风俗习惯无一不程序严格，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成为当年的主流官方文化。不要命而只要面子的风俗礼教形成了明朝特定的人格倾向，也注定了军民遇到大灾大难时候的退让和恐惧，这样的军队也不会有战斗力，因为士兵们都来源于受到深刻理学毒害的民间百姓。
黄仁宇认为从儒学的发展阶段来看，万历年间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从生、长、盛、衰的角度来看，它已经面临着衰亡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有研究和相信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家们就应该提醒明朝该警惕了。而且，中国必须从一个靠等级制度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制度化来管理的国家了。
到这里，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他是把对明朝的历史宏观的概括落实到了微观的对个人的考察上。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再甚至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
黄仁宇先生认为，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着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上也以明代为甚。这种维护落后的农村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黄先生还认为这一切的症结在于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张居正在制度不能管理地方时启用私臣效忠，申时行企图用四书五经来调和文官集团的种种矛盾，戚继光同样组建了对自己誓死效忠的军队，但这一切，无助于解决制度上的弊端，无助予改变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为僵化的体制所吞噬。
因此可以说，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
黄仁宇用大历史观来写《万历十五年》，强调中国古代缺乏有效的数字与技术管理，最终使得国家发展落后。这种数字技术管理的思想则带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以现代眼光评价历史，这是缺乏实证科学与唯物主义思想。
历史不是简单的进化论，更不是简单的纵向比较，一个制度的好坏要和当时的历史水平比较，而不是用现代人的理解来批判，因为这种批判是无意义的，没有可以借鉴的。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治史观念与西方治史观念的不同。
《万历十五年》的成书目的在书中结尾部分可以被清晰地领悟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黄仁宇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对儒家思想繁文缛节的批判，他发现：儒家学者们学习到的只是单一的封建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搞的都是社会关系。他们尊奉的都是人文精神，缺少的却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和经验，而国家的平稳、现代化发展需要像今天一样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相得益彰，国家的栋梁也应该如此培养，否则会误国误事、害人害己。
他的这一言论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不管怎样说，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仍然能够带给我们启示，这使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增加了一种角度和见解。不过仅仅是一个角度！黄仁宇先生用自己的大历史观解读历史，我认为只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而已。他可能想告诉当今世人一些历史经验，让我们引以为鉴，古为今用。但其完全忽略了历史的书写是有其深层文化伦理和民族意识的。
黄仁宇先生虽然说是以大历史观的角度，在《万历十五年》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古代重道德管理国家而轻技术管理的现实。但其简单的将道德管理看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简单的认为中国缺乏数学技术应用，都是浮于表面而失去了内在剖析，还是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结论，并没有抓到历史的实质。
另外，关于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更多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站在西方现代历史文明的“权威性”下来看历史，这个所谓的大历史其实还是在一段时间内的小范畴描述，并不能勾勒出历史的变迁演进。
此外，关于明朝制度的落后于腐败堕落，其实也是相对于理想的西方现代（特别是黄仁宇所处的欧美制度上升期）来说，这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优秀作者:不可终生的男人虽然这种大历史号称：将目光投射到中国明朝和16世纪世界其他重要国家身上，以500年的历史长焦距审视中国封建制度的沉沦和欧美兴起，跳出传统史家用抽象的道德贤愚来总结历史兴废的狭隘框架。但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鲜明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