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黄皓要不要为蜀汉的灭亡负责？为什么大智若愚的刘禅会宠信他？
翻看中国的古今史书，有一大通病，凡是谈到一个政权衰亡的原因，要么是女人媚主导致国家灭亡，要么是宦官奸臣弄权导致国家灭亡。如此简单化论述历史，将真正值得后世反思的根本弊端进行掩盖，反而失去了“以史为鉴”、“读史以明智”的著书初衷。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其撰写的《三国志》中，将蜀汉覆亡的原因归咎于权宦黄皓。然而，如果仔细梳理史料，便会发现黄皓的角色远没有《三国志》中描述的那么重要，他对当时政局的影响微乎其微，他的心术、行径也远没有陈寿所说的那么险恶。
公元223年，刘备自夷陵战败之后，在永安城一病不起。刘备深知以自己儿子刘禅的声望和能力，根本无法统辖蜀汉全局，于是临终之前，他把儿子刘禅托孤给了诸葛亮。
刘备嘱咐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且还要做到“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为了防止刘禅实在扶不起的局面出现，刘备还对诸葛亮说：“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刘备病逝之后，为了回报刘备的知遇之恩，诸葛亮面对蜀汉内外交困的局面，力挽狂澜。对内澄清吏治、严明法纪、奖励耕战，使得蜀汉政权逐渐趋于稳定；对外则是和诸戎、东联孙吴、北伐曹魏。经过数年的发展，蜀汉的实力大增，逐渐具备了逐鹿中原的实力。
同时，诸葛亮还有意识地为蜀汉培养人才，确保为刘禅留下一个可靠、有实力的班底，以辅佐他中兴汉室。
诸葛亮在北伐之前，为刘禅选择了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良实之臣，辅助刘禅处理朝政，并嘱托刘禅，凡是宫中大小事，都要先咨询这些大臣之后再施行。
董允是一个秉心公亮，义形于色的贤臣，诸葛亮北伐时，他受命统帅宫中侍卫，对刘禅进行严加管束。
身为皇帝，当时刘禅后宫中的嫔妃，加上皇后也就十二人。当刘禅提出想扩充后宫时，遭到了董允的严词回绝。堂堂的帝王，不但在朝堂上没有君威，甚至在自己的后宫也不能肆意妄为。
刘禅虽然不会、也不敢因此而去嫉恨诸葛亮和朝臣，但是君臣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会亲密，这就给了常年陪伴在刘禅身边的宦官黄皓趁虚而入的机会。黄皓擅长阿谀奉承，因此获得了刘禅的信任，这也是人之常情。
据《董允传》记载，黄皓“媚上求荣”，被董允所憎恶。所以董允在世时，一直刻意压制黄皓，使之不得升迁要职，他官职一直没超过黄门丞。
黄门丞的秩阶极低，只有三百石，甚至达不到当时县令的级别。所以在诸葛亮、董允以及后来费祎等人辅政的时候，黄皓根本翻腾不起一点浪花，当时蜀汉的军国政事，基本都是按照诸葛亮的布置稳定运行。
公元246年，董允去世，在大将军费祎的举荐下，陈祇接替董允担任侍中。五年后，尚书令吕乂死后，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
无论从能力还是声望来说，陈祗都无法和前任相比拟。他虽然被破格提拔，但是根本无法服众，陈祗也深知这一点。好不容易掌控了中枢的权力，陈祗自然不愿意失去，于是他选择被董允等人嫌弃，却备受刘禅宠幸的黄皓结盟。
陈祗的政治原则是上承主旨，他之所以和黄皓结盟，就是为了便于揣摩刘禅的心思而已。对于黄皓来说，陈祗的出现，使得他可以摆脱眼下的困境。
陈祗以朝臣的身份交结宦官，这本属于宫廷大忌，但是却没有遭到刘禅的猜忌。由此可知，陈祗结交黄皓，无疑是得到了刘禅的默许。
陈祗掌权时，黄皓的官职其实并没有升高多少，仅仅是从黄门丞升迁为黄门令，秩阶从“三百石”升到“六百石”。
公元253年，也就是陈祗掌权两年后，大将军费祎遇刺，卫将军姜维接替费祎成为大将军，自此开启了“九伐中原”的漫长征途。
姜维身为曹魏降臣，被刘禅委以军国重任，又手握重兵，以至于许多蜀汉重臣对他产生疑虑。因此，姜维在蜀汉朝堂之上的人缘一直不佳。
身处嫌疑之地、朝中政敌众多的姜维在上台之后，与陈祗结成了内外同盟。姜维在外领兵，陈祗则利用中枢的权力作为姜维的后盾，并协调朝堂上的不同意见。与陈祗“互相表里”的黄皓，则负责沟通上意，传达天听。
在陈祗掌权的八年中，他与姜维和黄皓可以视作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当然，这背后自然离不开刘禅的支持。在这期间，曹魏政权内部不但发生了“淮南三叛”，而且 “司马懿营立家门，未遑外事”。
此时的蜀汉的君臣都认为，可以趁曹魏发生内乱之机，进伐关中。因此在刘禅的默许与支持下，姜维才能屡屡北伐。
段谷之战，曹魏安西将军邓艾大败姜维，蜀军星散流离，死伤数万人。蜀汉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谯周做了一篇《仇国论》，彻底否定了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方略。陈祗挺身而出与谯周争辩，并将其驳倒。
蜀汉的朝堂之上，无论是重臣诸葛瞻、董厥等，还是元老宿将张翼、廖化等，他们对姜维屡次北伐耗费巨大的国力和民力，最终却无功而返甚为不满。
但是姜维并没有像兴势之战中战败的曹爽，新城之战中失败的诸葛恪那样，事后受到清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背后有文臣之首陈祗，以及陈祗背后的皇帝刘禅的大力支持。
公元258年，陈祗死后，黄皓开始真正发迹，他从黄门令一跃而成为中常侍、加奉车都尉，从此开始操弄权柄。
西汉时期，中常侍仅仅只是一个虚衔，最初称为常侍郎，为郎官之一。到了西汉晚期才出现了中常侍之名。
中常侍作为列侯至郎中的加官，大多由皇帝的宠臣担任，并无定员，凡是列侯、将军、卿大夫等，只要得到中常侍的加衔，即可出入宫廷，是皇帝宠臣的象征，汉武帝时的宠臣东方朔就曾为常侍郎。
作为皇帝的近臣。中常侍出入宫廷，侍从皇帝，传达诏令，掌管机要文书，兼有侍从顾问的职能。
中常侍虽然官职不大，并无实权，但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举足轻重。皇帝传达圣旨、口谕等，都是经由中常侍来完成。圣旨、口谕能否完整的得以传达，作为最先接受人的中常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常侍经常侍奉在皇帝的身边，所以有机会对皇帝的决策提出建议，甚至为皇帝出谋划策。作为皇帝的宠臣亲信，中常侍也有机会参与朝政的决断。
东汉明帝时，中常侍开始定员为四人，宦官开始担任中常侍，其秩阶为千石。
东汉和帝时，宦官郑众因参与谋划诛杀窦宪兄弟，立有大功，中常侍员额增至十人。汉代宦官干政，始于郑众。
汉和帝去世后，皇后邓绥临朝称制十六年，因是女性身份主政，所以中常侍都由宦官担任，并授以重任。至此，中常侍不再是加衔，而成为有具体职掌的官职。
蜀汉承袭东汉的旧制，仍然沿用“中常侍”的旧称；曹魏政权不再沿用“中常侍”的称谓，改称为“散骑常侍”，此职不再由宦官担任，而是任用士人；东吴政权则称中常侍为 “散骑中常侍”。
奉车都尉属于一种常见的加衔，与驸马都尉、骑都尉并称为“三都尉”，指的是跟随乘舆銮驾的近臣。
后汉三国时期，权力的中枢在尚书台，作为中常侍、奉车都尉的黄皓，如果想要专政，就必须控制尚书台。因此，当陈祗为守尚书令时，他选择和黄皓结盟，黄皓才有了干预政治的机会。但是陈祗谈不上是黄皓的党羽，他结盟黄皓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揣摩上意。
陈祗去世之后，由诸葛瞻、董厥平尚书事，樊建也进入尚书台协理政事。但是这三个人对黄皓都不怎么亲近。陈寿在其《三国志》中认为，黄皓窃弄机柄，得到了诸葛瞻、董厥的包庇迁就。陈寿此举，有泄私愤的嫌疑。
作为蜀汉旧臣，陈寿和诸葛氏之间的确有私人恩怨。诸葛亮在处罚马谡街亭失职时，陈寿的父亲陈到作为马谡的参军，受到牵连被处以髡刑，也就剃掉了头发，在古人的眼中，这种刑罚是非常丢人的。后来，陈寿担任诸葛亮儿子诸葛瞻的主簿时，又受到了诸葛瞻的轻视。所以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恶意贬低诸葛瞻也绝非虚指。
既然黄皓没有掌控权力中枢尚书台，那么他就谈不上专政。实际上，黄皓最恶劣的影响，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权影响皇帝刘禅的决策，并且阻塞皇帝和臣属之间沟通的渠道。
可以说，在诸葛亮六出祁山，蒋琬、费祎休养生息，姜维九伐中原时，黄皓并没有参与最高决策。直到姜维九伐中原的尾声阶段，黄皓才开始真正染指中枢。此时，已经到了蜀汉政权的弥留之际。
陈祗去世，黄皓专权的这一年，随着诸葛诞的覆灭，曹魏不再担心东线的叛乱，因此腾出手来开始征伐益州。
此时的刘禅也打算停止北伐，所以在其授意下，黄皓上台之后便开始钳制姜维。此时的黄皓和之前的陈祗一样，都是皇帝刘禅的代言人。当时的姜维，一心想着北伐，思维还没来得及转换，因此便出现了君臣政见不合的状况。
简而言之，陈祗和黄皓属于皇帝的代言人，姜维是坚定的北伐派。早年间，皇帝刘禅支持北伐，因此陈祗、黄皓、姜维三人意见统一；刘禅后来打算停止北伐时，姜维坚持北伐的战略和皇帝的想法显得格格不入。
东晋学者孙盛在其撰写的《异同杂语》中记载，诸葛瞻、董厥等人执掌中枢后，对姜维进行弹劾，打算把他召回成都后软禁，并削夺其兵权。
但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却，弹劾、召回姜维这件事的发起者是黄皓，而且黄皓还拟定了姜维的替代人选，即右将军阎宇。
从表面上看，诸葛瞻、董厥、黄皓等人在废黜姜维这件事上，意见高度一致，犹如政治同盟一般，其实并非如此。
诸葛瞻临死前曾愤恨地表示，自己 “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因此无颜返成都。由此可见，诸葛瞻和姜维、黄皓之间的关系根本算不上友善。诸葛瞻和黄皓在对待姜维的态度上之所以一致，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考虑。
蜀汉政权内部，派系林立，包括早期跟随刘备的刘关张等嫡系元老派、本土益州派、荆襄派、东州派（如凉州、豫州、扬州、司州）以及其它依附刘备的势力。这些派系之间相互争权，难以真正团结到一起。
诸葛氏虽然源自徐州琅琊，但一直被视为荆襄派的一员。诸葛瞻、董厥、樊建等属于荆襄派系中的少壮派，他们与凉州出身属于东州派的姜维，终究存在利益的纠葛。所以，诸葛瞻等人废黜姜维，更多的是出于派系利益的考虑。
黄皓作为皇帝刘禅的代言人，主要是秉承刘禅的旨意。刘祗去世后，刘禅就已经无意北伐。他擢升诸葛瞻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姜维，也希望借此改弦更张。姜维北伐受挫后，便将一切原由归结于黄皓，并上疏刘禅要求处死黄皓。
刘禅的政治才能或许没有多高，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蠢人，对于朝堂之事看的明白。在刘禅的眼中，黄皓只不过是一个“趋走小臣”。刘禅让黄皓给姜维道歉之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刘禅在和解姜维与黄皓的矛盾时说黄皓是“趋走小臣”，言下之意是在提醒姜维，政令的变化、官位的升降，乃是出于皇帝的意志，黄皓仅仅是个传达者而已。
后来，姜维又通过黄皓游说刘禅，最终率领蜀军精锐远至沓中（今甘肃舟曲县）屯田，躲过了潜在清洗。由此可见，姜维和黄皓之间并无私人恩怨。
姜维之所以上疏刘禅，要求杀掉黄皓，无非是向刘禅做出的一种姿态；黄皓后来之所以允许姜维前往沓中屯田，也是借机向姜维传达刘禅的态度。
实际上，黄皓的作用就是蜀汉君臣之间沟通的桥梁，黄皓只有小聪明，并无真正的政治智慧，说他主政，也是太高看了他。黄皓最大的恶，在于扰乱了正常的政治秩序。
黄皓发迹很晚，而且真正掌权的时间只有六年，在这期间他只不过是一个替皇帝传递旨意的内侍，在朝中没有党羽，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更谈不上干预朝政。从身份上来说，他就是一个寻常的宦官。
黄皓虽然游走于蜀汉政权的权力中枢，但并没有深度干预政务，他只不过是刘禅口中的“趋走小臣”而已。因此，蜀汉的覆亡，黄皓不应该负有太多的责任。
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刘备的庶子刘永与刘禅关系恶化的责任，也归咎于黄皓，这一说法有失偏颇。
刘永和刘禅的关系冷淡，以至于十年不相见，而黄皓掌权时间只有六年，也就是说，刘永被刘禅疏远时，黄皓只不过是一个六百石的黄门令，这样的身份能干预皇族事务吗？
公元263年，曹魏将领钟会治兵关中，准备罚蜀。按照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说法，黄皓“征信鬼巫”，告诉刘禅敌军不会到来，导致延误战机，使得蜀汉政权最终灭亡。这种说法有点避重就轻，信口雌黄。
首先，当时的姜维已经率领蜀汉主力精锐屯田于沓水（今甘肃舟曲县），完全可以抵御钟会；其次，就在黄皓的“征信鬼巫”之后，刘禅还派遣廖化、张翼、董厥等人率军支援姜维。那么，黄皓的“征信鬼巫”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严格地说，正是因为姜维率领蜀军精锐远至沓水，屯田避祸，才使得曹魏认为汉中守备空虚，所以决定南下征伐蜀汉。
同时，姜维又自作聪明，更改了从魏延开始沿用了几十年的汉中防御部署，最终导致战略要地汉中丢失，蜀汉门户大开。
魏延当初的防御策略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依托秦岭天险，在汉中外围设立关卡重点防御，以此来消耗拖垮敌人，使其不战自退。
姜维北伐时的主要方向是陇西地区，为了集中兵力，他放弃了魏延防御汉中的策略，而是改用“敛兵聚谷”之策。
所谓“敛兵聚谷”，就是将汉中的兵力作出适当的收缩，放弃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坚守汉城和乐城；在汉中实行坚壁清野，然后放敌军进入汉中，以困败远来之军；最后在敌军无功退返时，乘机追而歼之。这种战略，类似于诱敌深入，关门打狗。
当时的汉中守将胡济采用姜维之策，放弃外围据点，坚守汉城和乐城。钟会率军围攻二城，久攻不下，于是绕过二城直奔南面的阳安关。
然而阳安关守将蒋舒临阵倒戈，选择投降曹魏，致使阳安关失守。钟会在阳安关获得了大量的粮草辎重，缓解了燃眉之急，最终汉中失守。
随着汉中的沦陷，姜维已经无力回天。作为蜀军的最高统帅，姜维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在钟会把姜维牵制在剑阁之际，邓艾却由景谷道偷渡，进兵至绵竹，诸葛瞻率领留守蜀军仓促应战，最终蜀军全军覆没，诸葛瞻兵败而死。
虽然驻守成都的蜀军有数万人之多，但实际是一群老弱病残，蜀汉的精锐都在剑阁姜维的手中。面对邓艾率领的强大魏军，绝望的刘禅只好选择投降。
姜维在得知刘禅投降之后，拔剑断石，痛哭啼血。之后，他虽然以反间计挑起了钟会和邓艾内讧，但自己也以身殉国。
邓艾进入成都城后，骄矜滋甚，导致城内一片混乱，庞德的遗孤庞会甚至借机公报私仇，屠灭了关羽留在成都的后裔。邓艾还收缴了全部府库财货，如此高压的环境下，黄皓家的财物肯定也被收缴殆尽。
陈寿在《三国志》中说，邓艾进驻成都之后，本来打算杀死奸宦黄皓，但黄皓“厚赂邓艾左右”，因此得免。此时的黄皓，哪里还有财物贿赂邓艾左右。
陈寿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记载，一方面是为了塑造黄皓贪鄙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配合西晋官方对邓艾“不臣之迹”的定调。至于这件事的真实性，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
蜀汉灭亡的命运，可以说从关羽丢失荆州、刘备夷陵之战惨败时就已经注定。而刘禅、姜维和诸葛瞻对蜀汉的灭亡负有主要的责任。
刘禅作为蜀汉的皇帝，是陈寿故国之主，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对其口出恶语。
作为蜀军最高统帅的姜维，却率领蜀军精锐远离主战场去屯田，而且更改汉中的防御部署；诸葛瞻率领留守的蜀军纵兵浪战，导致全军覆没。因此，他们二人对于蜀汉的灭亡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他们最终壮烈殉国，成为了忠臣烈士，在传统的观念下，忠臣烈士不能被批判。因此，陈寿也不好将蜀汉灭亡的责任推给他们。
但是蜀汉灭亡的责任总要有人来承担，三国时期的宦官是一个不受待见、处处遭受打压的群体。黄皓作为一个长期担任黄门丞的宦官，牺牲他来承担蜀汉灭亡的责任也便合情合理。
优秀作者:关中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