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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时司令和政委、参谋长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司令会妥协吗?

问:打仗时司令和政委、参谋长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司令会妥协吗?

1948年10月2日,北平地下党获悉的有关敌人调动情报,辗转到达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手中,其实这份情报并不算很详细,大概意思是傅作义在老蒋的压力下,已经同意向山海关外派出援兵,第一批海运葫芦岛的包括新五军及独立第95师。而究竟后续还会有多少部队出动,尚未有准确消息,这就是导致林彪战役决心发生动摇的“华北敌人增兵四个师”的出处。

打仗时司令和政委、参谋长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司令会妥协吗?

此时已经是10月2日的黄昏时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专列刚刚停靠在郑家屯车站,晚饭后参谋长刘亚楼请求开车继续前进,被林彪所阻。在辽沈战役最初的战略构想中,东北野战军主力只需要“包打锦州”和阻击沈阳之敌的增援,因为考虑到敌人内部的矛盾、傅作义的狡猾程度、以及我华北军区两个兵团的牵制,我方判断华北之敌大举增援锦州的可能性很小。

东野也正是在这样的构想下完成了兵力展开,能够向葫芦岛方向派出的阻击力量有限(关于东野的详细兵力部署,之前有专文介绍)。现在华北敌人大举增援,而且情报只说是“首批四个师”,后面到底有多少个军多少个师前来,还是未知数。所以一向用兵谨慎的林彪确实有些犹豫了,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准备的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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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司令员陷入长考,这一考就是几个小时,一直考到晚上10点,林彪终于有了大军回撤打长春的念头,因为在他看来目前的不利因素压倒了有利因素。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喊来刘亚楼口述了一封给西柏坡的急电,提出了继续打锦州和挥师打长春的两个方案,请军委定夺,但是字里行间,明显倾向于回打长春,最后一段电报原文是:

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去电署名为林罗刘,但是只有参谋长刘亚楼在场,而且当时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既然署名林罗刘,参谋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电文交送政委罗容桓阅,罗政委当时也没有表态,所以这封电报作为“特急电”就这样发出去了。发完电报后,野司的专列并未原地等候回电,而是升火出发,继续开往辽西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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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程序上说,自从1942年取消所有军政问题的“政委最终决定权”以后,军事主官在作战行动上是享有全权的。而且林彪的职务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前委书记,是毫无争议的“一把手”,所以一旦他在作战层面下定最后的决心,东北的其他军政领导,确实无权进行干涉和改变。

罗荣桓也是如此,作为东野政委,他在大政方针上一贯比较尊重林彪,在作战的具体问题上也基本不干预,而且是尽量地配合工作。但是这封急电发出后,罗荣桓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妥,因为辽沈战役事关解放东北、加快解放战争进程的大决战,攻锦的全盘计划已报请军委批准,甚至东北野战军的南线攻势也已打响,此时改变战役决心,那不是闹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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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回师打长春违背了军委和主席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大军展开之后再组织回撤,既容易出现混乱也影响士气,所以罗荣桓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于是喊来刘亚楼,两个人先统一意见后,再联袂去找林彪。其实林彪也比较矛盾,还在自己的车箱里反复思考,而政委和参谋长的到来和劝说,最终使他思路清晰起来。

林彪表示前封电报确实不合适,想叫参谋追回来,但是电文已经发出,于是罗荣桓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我们重新起草一个电报,说明仍然要打锦州”。林彪同意,于是三个人共同拟定了一封新的电报稿,当列车在10月3日凌晨到达彰武县西北30公里的冯家窝棚时,停车发报,电报全部发完已经是上午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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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在重大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到军委命令和全国战局的问题上,即便司令员下定了战役决心,如果政委和参谋长(其实主要是政委,参谋长是作战部署具体执行者)与司令员的意见有严重分歧,政委还是能够影响司令员决定的。比如在这次郑家屯的电报事件中,林彪明显是最后妥协了,这也是我军双首长制度的优势所在。

不过要注意三点,其一是郑家屯事件属于特例,因为它涉及的不单是东北野战军内部怎么实施作战的问题,而是经过军委批准后的辽沈战役作战计划、事关全国大战略的战役决心。在如此大的问题上,即便林彪一意孤行,军委也是不会批准的,所以主席接阅第一封特急电后,雷霆大怒,连续于10月3日的15时和17时发出两封电报,当然是批评林彪的。

直到接阅林罗刘的第二封特急电,主席才高兴地回电:“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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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涉及全国战局和军委指示的大型战役,林彪仍然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政委基本不会干预,参谋长也只管按命令部署执行,轻易不会发生三个人意见严重相左的情况。如果政委或者参谋长越过司令员直接向军委提出不同意见,也是有违组织原则的,印象中华野参谋长陈士榘这么做过,结果肯定不愉快。

其二是在几大野战军中,尽管是由司令员全权处理军事和作战问题,但是政委确实有“监军”的意思,如果不设专职政委,说明军委的高度信任,比如西北野战军的彭老总和华东野战军的陈老总,那都是司令员政委一肩挑,不可能出现司令员、政委意见不同的局面吧?但是东北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那是有专职政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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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指挥权集中的问题,兵法上说:“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这句话在电视剧《少帅》、《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多有引用,意思是不能令出多门,作战核心班子如果各吹各的调,非乱不可,所以古语有云:谋议可咨于众人,可决断必须归于一将!因此,在军委确定战略方针以后,各野战军司令员(包括代司令员,关键是前委书记)对作战事宜,是拥有全权的。

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上级总的指导方针,各野战军、各兵团、各纵队的司令员都是军事上的决断者,政委和参谋长轻易不会去干预,哪怕有不同意见也得遵令执行。但是如果司令员在作战中没有认真贯彻上级的方针,政委是有责任也有权力进行劝说的,如果实在无法达成一致,通常的做法是各自电告上级,请求上级裁决和指示。

如果军情紧急请示不及,那就得先按照“前委书记”的指示来执行,林彪就是东野前委书记,而中野的前委书记是邓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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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前委书记”的重要性,所以人民解放军在重大战役的联合作战中,都成立了总前委,比如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时,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前委书记仍然是林彪,再比如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遂行淮海战役时,总前委书记则仍然是邓政委,刘司令员、陈司令员和粟代司令员,只是总前委的委员。

罗荣桓政委不是东野前委书记,但却是井冈山下来的曾经参加秋收起义的干部,深得信任,主席曾用十句话概括罗荣桓的品格: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他逝世后,主席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这么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句: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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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者:88军魂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