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克陶胡这个人，有人说是起义英雄，有人说是叛国反贼。你怎么看？
发生在清末的陶克陶胡起义，已经过去一百多年，这百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毁誉不一。和几乎是同时代的人物嘎达梅林相比，同样是反对放垦、反对王爷、反对压迫，同样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嘎达梅林成为了毫无争议的英雄，而陶克陶胡则备受后世的诟病和争议。
陶克陶胡也算是名门之后，他的先祖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萨尔。清同治三年（公元1884年），陶克陶胡出生在郭尔罗斯前旗塔虎城三家子屯（今吉林松原前郭县八郎镇陶克陶胡村）一个四等毫克台吉（即无随丁、家奴、财产也不多的四等贵族，俗称穷台吉）家里。父亲恩和毕力格是一个 “不喜仕宦，不慕金鞍”的老实人，以务农为生；母亲巴彦呼也是农家的女儿。陶克陶胡还有一个姐姐，叫宝木.巴拉珠尔。青少年时代的陶克陶胡已是一名出色的猎手，当时库里屯三年猎取不得的野兔，最终倒在他的枪下。
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十七岁的陶克陶胡与本旗库里屯的耐烈呼成婚。三十二岁时，陶克陶胡已有了五男一女六个子女，长子德力格尔，次子乃玛，三子努特克图，四子班查拉克其，五子小喇嘛，小女杜烈玛。按照当地的习俗，四子班查拉克其和五子小喇嘛被送往新庙当了喇嘛，长子德力格尔、次子乃玛和三子努特克图跟随陶克陶胡在家务农。四十余垧地加上二十几头耕畜和散畜，就是陶克陶胡的所有家产。
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塔虎城地区成了会兵组织，其宗旨是搞村民联防，陶克陶胡被推举为会兵首领。之后，会兵组织在陶克陶胡的带领下，做了许多帮助乡民的好事。乡亲们敬佩他，感激他，热爱他，尊称他为“陶老爷”。
清朝时期的郭尔罗斯地域辽阔，今天的吉林长春、农安、德惠等地，当时都属于郭尔罗斯前旗牧民的游牧之地。乌浩特、呼鲁苏太是长春县、九台县的旧称，“乌浩特”是蒙古语，意为“又宽又长的城子”，这就是长春旧称“宽城子”的缘由。
清乾隆、嘉庆两朝以来，关内的直隶、山东等地破产的农民，不断涌入到东北开垦荒地。乾隆末年，郭尔罗斯前旗王公恭格拉布坦就上书朝廷，要求开放荒地；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吉林将军秀林也奏请朝廷，要求开垦该旗的荒地。第二年，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旗长）镇国公固噜扎布开始招农垦种。从此，以郭尔罗斯前旗开禁为突破口，哲里木盟其他各旗也相继招垦或部分出租土地。
虽然当时的满清政府仍然维持封禁政策，不允许蒙旗多开一亩或增居一民，但是蒙古各级王公考虑到吸纳流民可以增收地租、旗饷，便无视清廷禁令，放垦旗地广招流民进行垦种。到了嘉庆年间，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三旗已经出现蒙汉混杂和垦地日广的局面。
与此同时，包括郭尔罗斯前旗在内的几个旗为了偿还拖欠朝廷的巨额官债，加大了对广大牧民的盘剥。不仅如此，凡王府的一切费用开支，都要摊派给蒙户。如果蒙户一时筹措不及，就会遭到私押凌辱。这一系列缩小当地蒙古民众生存空间的政策，招来了普遍的不满和反抗。
自古以来，蒙古人就以牧业为生，借助蓝天白云的庇护，逐水草而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失去牧场，就等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牛羊。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宝彦图逃难到了郭尔罗斯前旗，住在了陶克陶胡的家中。他向陶克陶胡讲起了发生在他们那里的化黎雅顺反抗残暴的色旺诺日布·桑宝亲王（简称色王）起义的事。
这个故事对陶克陶胡的影响非常大，他对色王残暴的行径痛恨至极，对化黎雅顺兄弟二人产生无限的崇敬。由此他也联想到了当下郭尔罗斯前旗王爷齐默特色木丕勒（简称齐王）无限度开垦放荒的罪恶行径，并暗下决心，在迫不得已时自己也要像化黎雅顺兄弟那样，和出卖土地的齐王抗争到底。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秋，郭尔罗斯前旗的齐王再次大量放垦旗地，先后将旗西南部的宝巴（今吉林农安县）、阿杨吐（今吉林德惠县）一带的土地出放。次年，齐王又将赛音和硕和二龙索口以及塔虎一带的荒地放出。在放垦的过程中， 清廷垦务局的官吏甚至使用武力强垦的手段迫使民众妥协。
齐王
陶克陶胡所在村落也是如此，于是本乡蒙古民众一致推举陶克陶胡为代表，向齐王请愿，要求停止放垦旗地。陶克陶胡允诺后，来到了齐王府，结果王府印务协理图普乌尤图借口不与引见，并责骂陶克陶胡无事生非。陶克陶胡欲冲进议事厅与齐王说理，结果被府丁拖进处仗厅毒打五十大棍后，撵出了王府。
回到家后，陶克陶胡召集至亲好友策划武装起义。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9月23日凌晨，陶克陶胡带领他的三个儿子德力格尔、乃玛、努特克图和亲族乃旦扎布、哈达、扎木苏、富桑等8人以及义友赛吉拉胡、那顺巴图、额尔德尼达赖等32人，正式宣誓起义。紧接着，起义队伍向郭尔罗斯前旗境内的二龙索口垦务局进发。
二龙索口地处塔虎的交通要道上，清廷垦务局就设在这里，由一名管理垦务的官吏和齐王府印务处所派的二十名旗兵在此把守。天亮时，起义军迅速包围了垦务局，陶克陶胡派长子德力格尔和次子奈玛腰带短枪以寻马为名，大摇大摆地走进垦务局的院落。之后，陶克陶胡趁机带领人马一齐涌进院内。一枪未放，缴获了二十多名把守旗兵的枪支弹药，并砸烂了垦务局，烧毁了放地账簿。至此，陶克陶胡取得了抗垦斗争的初步胜利。
左一陶克陶胡
起义队伍在二龙索口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出发，向郭尔罗斯前旗与达尔罕旗的交界处毛都吐·包德礼客栈（今茂林站）进军。毛都吐·包德礼客栈里住着十二名以绘制地图为名实为日本特务的勘测人员，还有负责保卫工作的清兵。陶克陶胡将这些日本人俘获后全部处死，并缴获三十名清军的枪支弹药及军服，然后率领起义队伍向西行去。
距离毛都吐西北约三百华里的卜敦宝力嘎（今突泉县附近）设有垦务局，陶克陶胡率领起义军将这里的垦务局砸烂，并杀了垦务局的官吏后，又迅速退回郭尔罗斯前旗，在人烟稀少的昂格来，达尔罕一带隐蔽起来，暗自观察官府动向，以图再举。
当时还有一位号称“巨盗”的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辽宁阜新）的白音达赉，也聚众数百人起义。白音达赉以彰武、靖安、洮南一带为根据地，进行反清斗争，并辗转哲里木盟各地作战。还有卷毛生铁子和巴塔尔仓等几支蒙古族起义军，也活跃于彰武县。不久，陶克陶胡率领他的起义军也来到了靖安、洮南一带，与这里的起义军互为声援，联合进行抗清活动。
清廷闻讯后，立即命令刚刚就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对陶克陶胡等活跃于奉天西北地区的蒙古武装进行围剿。徐世昌派奉军前路统领张作霖率领清军马、步各营兵力，前往彰武、靖安、洮南等处，分路进行围剿起义军。
张作霖
清军在围剿白音达赉时，采取前后夹击、穷追猛打的策略，致使这支起义军损失极大。迫不得已，白音达赉、卷毛生铁子率领起义军退至科左后旗。面对清军的穷追不舍，起义军突然对清军回身死战，大杀回马枪，造成清军官兵死伤多人。随后，白音达赉率领余部退入喀尔喀札萨克图汗旗（今外蒙古）境内。而卷毛生铁子的起义军不久被清军击散，卷毛生铁子被清军打死。从此，白音达赉的起义军抗清斗争转入了低潮。
在清军与白音达赉作战的同时，陶克陶胡正率领他的起义军在大赉厅（今吉林省大安县）、农安、长春一带，打击官商富户。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九月的一天，以孙肖钱代吉为首的七名测绘地图的日本特务，在伯都讷清军的保护下，住宿在开通县（今白城通榆县）的客店内。夜半时分，遭到了陶克陶胡所率的起义军的袭击，其中一名日本特务被击毙，其余六人被绑获。陶克陶胡在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军装后，率领起义军西去远飏。幸存的六名日本特务，在清军什长马占山的保护下逃回农安县，向日本总官高乔钱代吉、成田邵报告了相关情况。
日本总官在与哈尔滨日俄两国领事馆进行磋商后，将日本特务遇袭事件通报给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日本人的建议和指导下，徐世昌通令洮南、开通、安广、靖安、辽源、新城、农安、长春、大赉各府厅州县及附近防营兵等联合起来，共同兜剿，要一举歼灭陶克陶胡所率的起义军。
陶克陶胡所率领的这支起义军，在清军的兜剿之下，转战东蒙各地，到处抗击清军。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9月间，陶克陶胡率领起义军在开通县击毙一名深入蒙古地区测绘地图的日本特务后，又突击洮南府所属的醴泉镇（今内蒙古突泉县），并进驻一个叫“德隆烧锅”的酿酒作坊里。德隆烧锅大院周围建有坚固的土墙，适合防守。这时，刚刚被清军冯德麟部击败的白音大赉率部来到醴泉镇与陶克陶胡会师。此时，起义军的势力才有所恢复。
不久，张作霖率领盛京巡防队，东三省清军马、步各营，配合哲里木盟十旗卫队数千人马，分四路扬尘蔽日而来，层层包围了德隆烧锅，同起义军对峙在烧锅大墙内外。
陶克陶胡和白音大赉凭借坚固的土墙工事、依仗地利之便抵抗清军进攻，双方从白天僵持至夜晚。清军统帅张作霖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率部猛攻，但仍然攻克不下。最后，张作霖从清军中选出若干人组成敢死队，扶梯攀垣，并采用排子枪进行射击。德隆烧锅大院内的起义军实在无法抵挡清军强大的火力，不得不突围而走。在这次战斗中，清军伤亡七百余人，而陶克陶胡也在这次战斗中失去了长子德力格尔。
起义军从德隆烧锅后院挖墙突围出去后，直向嫩江东岸的杜尔伯特旗进军，张作霖继续派重兵追击，起义军最后撤入人烟绝迹的索伦山。光绪三十年（公元1908年）初，张作霖亲自带兵进山追击，清军行至索伦山口时，陶克陶胡指挥起义军，“凭卡抵拒，开枪猛击”。最后，在清军大炮轰击下，起义军最终还是无力于抵抗。陶克陶胡在撤退途中，得到沿途蒙古族百姓的帮助，换马乘骑突围而走。而白音大赉和牙什等人却在此次战役中，被张作霖生擒。
陶克陶胡从索伦山突围后，先后转战于科尔沁右前、后旗和扎赉特旗等地。陶克陶胡在这些地区受到广大蒙古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在蒙古族百姓的通风和接济之下，使得他的抗清活动得以延续。
在随后的抗清活动中，陶克陶胡仍以索伦山为据点，转战哲里木盟北部，四出流动抗击清军。他三上索伦山，又二次南下，铺天盖地，枕鞍而眠，餐冰卧雪，英勇不屈。
清光绪三十五年（公元1909年）三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联合众蒙古王公大举进兵围剿陶克陶胡，并严禁当地百姓给陶克陶胡报信，这使得陶克陶胡无处立足，被张作霖率部接连追击800余里。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4月，陶克陶胡率领起义军48人，赶着装满物资的20辆马车，经外蒙古车臣汗部的贝子旗（即桑贝子旗）边界多罗克卡伦进入沙俄境内，来到了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居住的苏胡勒·塔青，从此结束英勇悲壮的反清抗日斗争。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脱离清朝，并自称“博克达汗”，建立大蒙古国。陶克陶胡闻讯从沙俄辗转来到库伦，被封为“镇国公”，担任兵部司官。在任职外蒙政权期间，陶克陶胡支持外蒙独立。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陶克陶胡病逝于库伦，终年58岁，风葬于达兰·达胡尓岩层之上。
时隔几年后，内蒙古科左中旗的嘎达梅林，在听了关于陶克陶胡英雄事迹后，造反起义。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在陶克陶胡去世后的百余年里，人们关于他的定性问题还是争论不休。在我个人看来，他是起义英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是站在维护蒙古族民众的利益的立场上，反抗强权压迫保护蒙古族民众土地的“民族英雄”。最起码在蒙古族民众的心中，他就是英雄，这从蒙古族民众为他创作的叙事诗《陶克陶胡》就得到了体现。
但是，他当初走投无路投靠了沙俄，后来又任职于外蒙政权，甚至支持外蒙独立，这是他人生摸之不去的污点。作为一个蒙古族人，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又该如何选择？他在外蒙独立的决策上，能有多大的话语权呢？他是否是叛国反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优秀作者:还看今朝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