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上真实的李林甫是怎样一个人？
李林甫，唐代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一生为相十九年。无论在正史里，还是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李林甫的就是一个奸臣的形象。李林甫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无非犯有三大罪，一是嫉贤妒能，阻碍人才上升；二是擅权乱政，独揽朝纲；三是纵容边将，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对于李林甫的评价，很难用忠或者奸这种非黑即白的标准来衡量，因为这涉及到唐中宗神龙政变之后大唐政治的重大变迁，以及盛唐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的变革。李林甫和明代嘉靖朝的严嵩一样，都是各自所处时代政治责任的背锅侠，承担了时代的所有罪责。
李林甫权相地位的确立，离不开皇权这个后盾。换句话说，李林甫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宰相之职并把持朝政，是因为背后有唐玄宗的支持。对于李林甫，要把他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
武则天篡唐改周之后，为了巩固皇权，她一边清除关陇贵族和李唐宗室势力，一边通过科举提拔新的官吏，培养新政权的拥护者。如此一来，一些出身较低的士人，以文翰进阶，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到政务中来，这些人在官场逐渐发展成了文翰群体。
还有一些从基层提拔上来的实干官吏，如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张嘉贞、牛仙客等，他们在官场逐渐形成了吏治派官僚群体。
文翰群体和吏治派官僚群体是武周时期到唐玄宗早期，朝堂之上的主流群体，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之下，才有了 “政启开元、治隆贞观”的清明政治。
武则天之后，文翰群体和吏治派官僚群体，连同朝中的贵族以及唐朝的元勋后裔，通过参与李显、李旦以及太平公主之间一系列的皇权争夺斗争，逐步进入权力中枢。
唐中宗李显猝死之后，他们抓住机会再次发动唐隆政变，拥立相王李旦继位，并清除唐中宗一系的势力。
唐睿宗李旦时期，太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又展开争斗，最终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铲除了太平公主势力，并架空了唐睿宗李旦，李隆基开始亲自掌权。
经过神龙政变、唐隆政变以及先天政变，文翰群体和吏治派官僚群体的代表人物，纷纷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之后，他们和皇权之间的互动，共同促成了唐玄宗开元时期政局的走向。
唐玄宗开元时期，朝堂之上的官员主要是三类人构成，一是形形色色的豪门贵胄，如陆象先、钟绍京、卢怀慎、源乾曜、裴光庭、李元纮、萧嵩、李适之等；二是以姚崇为首的吏治派官僚，如宋璟、宇文融、张嘉贞、杜暹、牛仙客等；三是以张说为首的文翰派大臣，如张九龄等。
唐玄宗利用这三类人各自的优势和长处，来治理天下。他任用吏治派官员裁汰僧尼、括地检户，修订律法，充实国库；任用文翰派官员修撰国史以确立新朝的正统性，建立丽正书院以罗致人才，封禅泰山以彰显治平；任用豪门贵胄和吏治派官员以及文翰派官员搭班，互相制衡。
唐玄宗开元后期，随着皇太子李瑛步入成年，东宫势力逐渐兴起，开始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此时皇帝与皇储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大。为了防堵和压制太子的势力，唐玄宗开始对朝政进行逐步的调整。可以说，开元至天宝年间的朝局，是以皇帝和皇储之间的博弈为中心展开的，李林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代张九龄担任中书令的。
李林甫是宗室出身，他们这一支属于李唐皇族的旁系，如果按辈分论，唐玄宗李隆基应该称他为叔叔。李林甫虽然出身高贵，但仕途的起点并不高。
李林甫的曾祖父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被封为长平郡王，官至刑部侍郎，死后获赠左翊卫大将军、灵州总管，从二品；祖父李孝斌官至原州长史，从五品；父亲李思诲官至扬府参军，正七品。到了李林甫这一代，虽然还具有门荫的资格，但他入仕之初，只担任了一个小小的千牛直长（宫廷侍卫官）。
门庭的衰微，父亲只是一个小小的扬府参军，自然在仕途上帮不了什么忙。但是李林甫的舅舅楚国公姜皎却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姜皎是唐玄宗早年的好友，后来又成为唐玄宗的宠臣。
在舅舅的提携下，李林甫在开元初年出任太子中允，正五品，算是进入了“通达显贵”的行列。到了开元十年，随着姜皎的意外死亡，李林甫的这棵庇荫大树倒了，他只能另觅高枝。
在随后的几年中，李林甫先后担任太子谕德、国子司业等职，虽然官阶略有提升，但职权仍然不大。
开元十四年，李林甫攀上了深得唐玄宗宠信的宇文融，在宇文融的引荐下，就任御史中丞，真正进入实权部门。就在这一年，李林甫和宇文融联手，扳倒了中书令张说，开始在大唐的政坛初露头角，赢得了朝野的关注。
之后，李林甫先后担任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虽然官阶都只有四品，但是所拥有的权力却是逐步上升的。
李林甫想出人头地，光大门楣，不可能只满足做个郎官，他有更高的人生追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林甫开始打造自己的关系网，他并没有在朝中搞拉帮结派这一套，这样做会有缔结朋党之嫌。他把目光从前朝转向了后宫，专门结交宫中的宦官和妃嫔。
宦官和妃嫔是最接近皇帝的两类人，他们也最了解皇帝的性情、好恶和想法，并且对皇帝的各种决定会产生微妙的影响。李林甫精于权谋，送了不少好处给宫里的宦官和妃嫔，同时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关皇帝的信息，对唐玄宗的举动和想法了如指掌。
因此，每当李林甫入宫奏对时，总能符合唐玄宗的心意。时间一长，唐玄宗对李林甫的好感与日俱增，李林甫逐渐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和信任。
武惠妃当时正宠冠后宫，唐玄宗对她的儿子寿王李瑁也是宠爱有加，反而对太子李瑛有所疏远。李林甫通过宦官向武惠妃传话，表示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李瑁。武惠妃对此非常感激，并暗中对李林甫进行帮助。
宦官高力士出身于武三思的府中，当年他被武则天驱逐出宫，流落街头，正是武三思门下的宦官高延福收养了他。后来，武三思又向武则天求情，高力士才又回到了皇宫。高力士是个外冷内热、心思细腻、重感情的人，他一直都念着武三思对自己的好，总想找机会报答。
当高力士得势之时，武三思和他的儿子都已去世多年，于是他就对武三思的女儿格外关照，凡是武氏请托之事，他几乎都会应承下来。
武氏嫁给了宰相裴光庭为妻，裴光庭病逝后，武氏向高力士提出请求，希望他能向唐玄宗推荐李林甫接任宰相，因为李林甫是武氏的情人。
武氏的请托让高力士特别为难，毕竟是宰相之职，岂能是他一个宦官可以指手画脚的，于是没有答应武氏的请托。虽然事情没有办成，但高力士一直心存愧疚，总想找个机会补偿武氏。
不久之后，萧嵩举荐韩休接任宰相之职，唐玄宗欣然同意。宰相人选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属于朝廷最高机密。高力士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武氏，然后武氏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林甫。高力士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让李林甫在新宰相面前讨个好。
随后，李林甫把即将要拜相的消息告诉了还不知情的韩休，虽然事后韩休知道举荐自己的是萧嵩，但从此对李林甫也产生了莫大的好感。一年后，韩休从宰相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只对唐玄宗留了一句话：李林甫才堪大用，可为宰相。
一时间，唐玄宗周围的妃嫔、宦官，甚至朝臣都在说李林甫的好话，再加上唐玄宗本人也对李林甫颇有好感，李林甫拜相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开元二十三年，李林甫被唐玄宗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中书令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之后，成了这一届宰相班子中的第三号人物。之后，又历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
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想赋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以实职，让他兼领六部尚书。宰相张九龄认为牛仙客学识不高，极力劝阻，引起唐玄宗的不悦。
李林甫却私下说，只要有才识，何必满腹经纶。天子用人，有何不可。随后，唐玄宗以结党为由，罢免了张九龄、裴耀卿的宰相之职，任命李林甫、牛仙客为宰相。
李林甫担任宰相可谓是实至名归，首先论出身，李林甫是皇族宗室，天然高贵，能压高门贵胄一头；其次李林甫又是吏治派官僚，他从小吏做起，兢兢业业，曾在历任宰相宇文融、裴光庭、萧嵩、韩休等手下任职，一步步熬到礼部尚书。
李林甫不但参与主持了《唐六典》的编纂，还在开元二十三年主持精简繁冗机构，缩减财政开支，工作能力非常突出。与此同时，他还与开元时期的许多朝中大臣关系密切，他不但受到宇文融和韩休的赏识，还与宰相源乾曜是姻亲。
李林甫所具备的条件，是别人无法达到的。所以，他接替张九龄，成为首席宰相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李林甫担任首相以来，一直秉承唐玄宗的旨意，压制太子势力。他先是支持唐玄宗废除太子李瑛，并罗织罪状，制造了“三庶之祸”，拔除李瑛一系的势力。
后来，李林甫又借助皇甫惟明---韦坚案、王忠嗣案、杜有邻案、杨慎矜案等，不断压制正在兴起的继任太子李亨的势力。
事实上，李林甫还是一位能臣，在他掌握朝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财政节流，机构改革，赋税折纳，土贡改革，兵制改革，法治改革，选官与科举改革，明确了法典制度，吏治规范等。
李林甫专权，但是尊奉皇权，说直白点，他就是皇帝专权的代理人。李林甫的改革措施，与唐玄宗时期的改革理念高度契合，只是在经历了开元时期诸多贤相的努力之后， 到了李林甫时期，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触碰到了一些权贵的利益。
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完全由贵族政治主导，宋、明时期的政治则由成熟的官僚体系推动，而隋唐时期的政治则处于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隋唐时期，随着贵族政治影响力的不断下降，各种新兴政治势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隋唐早期，尽管贵族政治势力相较于南北朝时期被不断削弱，但对皇权仍然存有巨大的威胁。当时的贵族对军队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军人要么是贵族出身，要么是受贵族的控制。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唐朝初期政治军事上的关中本位政策。
军事重心集中在关中地区，最终导致上层权力斗争往往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在京都地区频繁激烈的上演。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等背后，都能看到皇族和贵族的身影。这些政变中，禁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唐朝开国以来的历代皇帝，都在不断的削弱和分散禁军的权力。随着皇权的不断努力，再加上贵族势力的不断衰弱，军队的控制权逐渐从贵族手中转移到了皇帝手中。
唐玄宗开元时期，随着郭元振、葛福顺等被解除军权，皇族亲王被限制在十王宅，军队的控制权逐步掌握在了皇帝手中。皇权排除禁军的结果，就是唐朝的军事重心，开始从关中地区向边地转移，最终导致藩镇和边将军人势力的兴起，形成了所谓的“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
李林甫配合唐玄宗进行全国军事部署，完成军事力量从关中向边镇的转移。天宝以后，随着边镇军人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干预政治的能力也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边将被卷入皇权的争夺之中，皇甫惟明、王忠嗣、安禄山等，都是如此。
所谓的边将入相，原本是开元前期，朝中大员调整的惯例。胡人入将则是天宝以来，边地募兵制下，军队中胡汉混杂的特殊惯例和需要。因此，说李林甫纵容边将有些夸大其词了。
唐玄宗虽然解决了禁军对权力中枢的威胁，但是如何控制边地日渐庞大的军队，并兼顾他们的利益，成为中唐时期新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未能妥善解决的情况下，爆发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由贵族政治终结时期，庶人军事集团脱离政府控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个人的影响力阻挡不了历史的大潮流。因此，李林甫做不做宰相，安禄山当不当节度使，都无法阻止安史之乱的爆发。
从能力上来说，李林甫的确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可以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满足皇帝的一切需求。在他新的规章制度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不同民族的将领，掌管着庞大的唐朝军队。同时，在李林甫的节制下，这些将领不得不俯首帖耳，不敢作乱。
李林甫虽然能干，但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他独揽朝政，使得宰相这个职位拥有了过重的权力，承担了过多的事务。只要他还坐在宰相的位置上，他亲手建立、精心维护的政治平衡就能维持下去，整个朝局就不会出乱。
李林甫一旦离开宰相之职，如果没有人能够掌控这个权力过重的职位，之前的政治平衡势必会被打破，最终整个朝局立即会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李林甫死后，在唐玄宗的扶持下，杨国忠接替了李林甫的职位。但是杨国忠资历尚浅，又是外戚出身，在太子势力和边将势力已经坐大的情况下，他很难达到李林甫的境界。
唐玄宗为了稳固杨国忠的地位，仓促的进行布局，结果不但自乱阵脚，还间接引发杨国忠和边将之间的矛盾，触发了朝堂之上早已存在的政治暗流，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
安史之乱导致唐朝对全国的统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对于这样的结果，唐朝的君臣需要对历史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唐玄宗天宝以来的主政者当中，为君主讳，皇帝肯定不能背锅，其他宰相要么影响力太小，如韦见素、陈希烈，要么时间太短，如杨国忠，他们都不能承担起中唐变局的政治责任。唯有李林甫出任宰相十六年，在位期间又和唐肃宗李亨一系为敌，因此他是承担中唐变局最好的背锅侠。
中唐以后，科举选官成为主流，随着吏治派官僚的逐渐消亡，李林甫堵塞言路、嫉贤妒能的形象被彻底坐实。
实际上，后晋编修的《旧唐书》中，对李林甫的评价还算较为中肯。但是到了北宋编修的《新唐书》与《资治通鉴》里，李林甫基本就只剩下了“口有蜜，腹有剑”的专横小人形象。
北宋的《新唐书》由政府主导修纂，在系统梳理唐代史料的基础上，以纲常史学为指导，对唐代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定调。最终，李林甫被列入奸臣传，确立了他的历史定位。
优秀作者:关中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