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长达30年不愿上朝，为何自己没有被彻底架空？
万历朝的明神宗朱翊钧，是史上特别令人瞩目的皇帝，也是明朝历史上最为奇葩的一位皇帝。
朱翊钧近三十年处于怠政状态，至少有二十八年基本不上朝，这一皇帝怠政“创举”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朱翊钧近三十年不愿意上朝，但他却能稳稳掌控皇权，这表明朱翊钧虽懒政怠政，但并非是一位昏庸无能的帝王，而是有他掌控皇权的帝王秘诀的。历史上，有的皇帝一旦不在朝中，皇权就丢了，比如，三国时曹魏第三位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便遭遇了司马懿父子搞政变，丢了皇帝位，相比较而言，明神宗朱翊钧是非常厉害的帝王。
朱翊钧十岁即皇帝位，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继位初期，他勤学勤政，举日讲，御经筵，读经史，非常勤奋；在位之初的十年，他重用能臣，特别是信任和重用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全力支持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年—1600年），朱翊钧主持“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巩固了明朝疆土，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但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财力。
万历皇帝（剧照）
后来，朱翊钧变了，与他在位前期的治政方式大相径庭。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在张居正死去两年之后，朱翊钧便开始报复清算他的恩师、培养他成就帝业的张居正，他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斥责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皇帝，欺骗主上，忘恩负义，专权乱政，谋国不忠。并说本来想对他开棺戮尸，念他效劳多年，姑且免依法追究。其实，张居正死后已被抄家，张家老弱妇孺被困于府中，饿死十多人，原本，连张居正80岁的老母也不放过，后经大学士、首辅大臣申时行的请求，才留一处空宅和10顷田地让她有个居住之地。朱翊钧清算张居正既是对之前他受张居正约束、钳制的报复，也是在他亲政后以处置张居正来树立皇帝权威。
朱翊钧年少时是一位勤奋读者的皇帝，在位前十年执着于政事，可是，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年底开始，他开始沉湎于酒色，进入了怠政时期，他重用宦官，使其监理朝政。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派遣宦官充当矿监税使，赴各地掠夺民财，以供宫中挥霍淫乱，因而多次激起民众反抗。在他在位的晚年，因立嗣矛盾而酿成“国本”之争，致使党争加剧，留下严重后患。
朱翊钧怠政严重，致使朝政荒废，而内阁辅臣争斗不休，朝中各派党争不断，明廷财政危机，边防日弱，东北建州女真势力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廷征调精锐部队赶赴辽东想一举灭了努尔哈赤，但却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击溃，明军自此难敌女真军事势力。万历皇帝晚期使明王朝真正进入了衰败局势中。
明神宗朝服像
那么，万历皇帝为何长达二十八年不愿意上朝，但却能牢牢掌握皇权，避免自己被架空呢？
第一，万历皇帝之所以长期不愿意上朝，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朱翊钧亲政后不久，主持“万历三大征”之后，开始自傲懒政，通过谕旨处理军政大事，不上朝理政了。
朱翊钧继位之初，高拱是内阁首辅，当时主少国疑，高拱以才略自许，盛气凌人，欲专权擅政，极力想剥夺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权力，因此了被冯保视为死敌，后来，冯保当时的阁臣张居正联手，在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面前，告发高拱蔑视朱翊钧年少不能为人主，因而，在后宫陈太后等的支持下，除去高拱首辅之职，冯保得以稳掌内朝权力，而张居正成了首辅，掌管外庭。神宗帝支持张居正推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成就。
高拱临终前高拱写了《病榻遗言》，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以阴谋夺取首辅之位的经过，这对于促使神宗帝在张居正去世清算张居正起了重要作用，朱翊钧亲政后，开始放飞他自己，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神宗帝主持了“万历三大征”。
在“朝鲜之役”中，神宗帝先是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帮助抗击日军，之后，又以邢玠为蓟辽总督、以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集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及福建各处兵力，乘日本掌权者丰臣秀吉死时，在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等的配合下，击败日军指挥官小西行长等率领的军队，取得了援朝抗击日军的胜利。
在“宁夏之役”中，神宗帝派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为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及浙江之兵等，会同协同总督叶梦熊、宁夏重兵麻贵，击败了哱拜主谋，以东旸自称总兵，以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的宁夏叛军。
在“播州之役”中，神宗帝派兵部右侍郎李化龙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并巡抚四川，分兵八路征讨播州叛臣杨应龙，在总兵官刘綎、马孔英、吴广、童元镇、李应祥、陈璘等，以及贵州巡抚郭子章、湖广巡抚支可大的配合下，击败叛军，逼杨应龙自缢，捉捕了杨应龙之子杨朝栋。
神宗帝在朝鲜、西北、西南边疆的这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胜利，这使他志得意满，开始变得自满自傲，渐渐地懒于处理朝政。其实，在指挥“三大征”时，他就开始通过谕旨的形式向朝中文武大臣传递命令，而逐渐减少在朝中“召对”众臣。“万历三大征”之后，朱翊钧更自傲，更懒政了，他对于大臣们奏章的批复，越来越不感兴趣。在“播州之役”结束时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在奏章中就说：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
其次，万历朝中期，朝中党派林立，国本之争不休，使朱翊钧对朝臣非常失望，这使神宗怠政更严重。
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早在隆庆朝末期，朝中的党争就开始了，之后，朝中党派林立，派系之争日盛一日，朝中各派互相倾轧。当时，朝野形成了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派系名目众多，党争无休无止。
明朝党争
而当万历朝立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之后，“国本之争”便使朝中的党争愈演愈烈。当时，朝中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以祖制，朝中大臣大都主张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是，明神宗却不喜欢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而是更宠爱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但却受到朝中多数重臣以及慈圣皇太后的极力反对。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近15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才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
但是，福王朱常洵却迟迟不离京去就任藩王。当时，明神宗特别偏爱贵妃郑氏，因而也特别宠爱福王朱常洵，朱常洵没有能当上太子，便坚持其王府庄田要达到四万顷，才肯出京就藩。而为了能否给足四万顷庄田，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李太后病逝，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此比较稳固。
立储之争和福王庄田之争让明神宗对大臣非常反感，也使朝中的党争加剧，明王朝的朝中政治力量出现了半撕裂的状态，明神宗既失望、厌烦，又郁闷、慵懒，对上朝非常厌恶。
而福王出京去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著名的“梃击案”，使朝中的政局更乱，党争更严重了。
当日傍晚，有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突然在宫中出现，持棍乱打太子朱常洛。起初，皇太子也以为“梃击案”幕后必有主使者，一些朝臣也怀疑是郑贵妃搞的鬼，郑贵妃却一再指天发誓，与她无关。朱翊钧见案情已涉及他所宠爱的郑贵妃，而且，长期以来，朝中大臣一直议论神宗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最后涉及到他自己，于是，他亲自为“梃击案”定性，判张差为“疯癫奸徒”，下旨毋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将张差处斩，并杀了与案情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五月月二十八日，明神宗一反常态，在他怠政二十五年之后，首次召见大臣，宣布其定案指令，草草将案情结了。可是，“梃击案”所存在的质疑一直未能解，后来，“梃击案”与“红丸案”“移宫案”成了万历、泰昌年间的三大疑案。
“梃击案”引起了朝局的争论，而且，大臣们一直有疑问，各派系也借机打击对方，案情差点儿就波及至郑贵妃和明神宗，有造成明神宗与皇太子矛盾的趋势，这让明神宗非常烦恼，对朝中大臣更失望了，因而，也使他更不愿意上朝。
“梃击案”前，初入内阁的廷臣根本就不知道皇帝长相是怎样的，当时，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四位重臣对朝中政事忧心如焚，但他们见不到皇帝，无计可施，只能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时间。朝臣不见皇帝上朝，也无心于朝政。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朝中各部司空虚，诸正式荒废，皇上深居二十余年，未曾一次召见大臣，天下有陆沉之忧。”（参看[清]张廷玉：《明史·神宗本纪》）
明神宗被朝中党争弄烦了，被立储之争弄得很失望，对立朱常洛为太子不满意，他对朝政越来越不感兴趣，索性不上朝了。
再次，明神宗沉溺于酒色，贪恋财货，身体越来越差，这让他更不愿意上朝。
立储之争后，明神宗近三十年不上朝，他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遊，不祭祀祖庙，不召见大臣，基经常不批阅奏章，他身居于深宫，迷恋于淫乐，以酒解忧解烦。此外，朱翊钧特别贪财，可能是由于贪权贪财，想满足挥霍需要，他是明朝皇帝中，最酷爱聚财敛财的一位皇帝。其实，在他亲政后不久，他便查抄了张居正、冯保、张居正等的家产，而没有将所抄查的财物放入国库，而是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他自己支配；此外，他还特令他的亲信宦官，到外面去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将掠夺钱财收入宫中。
朝鲜使臣李恒福曾认为神宗穷奢极欲，评价他说：“穷极侈靡，以龙脑沉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又督珠市，尽纳其珠，择其大颗，络为障子。又遣太监采珠于外，南方贡以珠，其重四两，天下所贡无于此。此外大者不过三四钱，取之不遗余力，长安市上龙脑。”（[韩]李恒福《燕行录全集》卷8《朝天纪闻》）
如此用心于酒色淫乐，敛财挥霍的皇帝，当然不喜欢上朝去面对那些忙着党争的朝臣，加上他身体越来越差，更没有精力上朝了。
明神宗酒色过度，致使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年），当时才二十四岁的明神宗，曾传谕内阁说他“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大胆指出其“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又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不难看出，神宗的身体状况确实是每况愈下。这也是他长期不上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说，认为神宗皇帝有肌肉萎缩的腿疾，怕经常上朝让朝中众臣轻视他，所以，长期不上朝。
第二，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却能稳稳地掌控权力，没有被架空，这是由当时的朝局和他的善于使帝王权术所决定的。首先，张居正死后，朝中再无强势的权臣，无法对明神宗行使皇权进行牵制。
高拱、张居正之后，万历朝有了十位内阁首辅，但都没有能出现像张居正那样强势的首辅，张四维任首辅不到一年，便丁忧去了；申时行任首辅八年左右的时间；王家屏在首辅位置上只待了半年多； 赵志皋任首辅不不到一年；王锡爵也差不多，当首辅就一年多时间；赵志皋在首辅位置上时间稍长点，但也当了六年多的时间就去世了；沈一贯当了近五年的首辅，算是干得比较久的；朱赓只当了两年的首辅；李廷机在首辅任上待了近四年；叶向高在首辅任上待了不到两年；方从哲在首辅任上待的时间较长，达八年时间。从万历朝十位首辅的任期时间来看，便能明白，张居正之后，只有申时行和方从哲在首辅任上待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其他大臣当首辅的时间都不长。万历朝频繁换内阁首辅，这也是明神宗为牢牢掌控朝权而采用的帝王权谋。走马灯式地更换首辅，使每一任的首辅都没有机会在朝中强大的势力圈子，自然也就无力架空明神宗。
其次，明神宗贪色、贪酒、贪财，但他更贪权，始终“魁柄独持”。
明神宗是明朝皇帝中最是操权有术的帝王，他后期虽怠政昏暗，但并非昏庸，他虽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但在使用帝王权术方面，他并不与朱元璋、朱棣逊色。
万历中期之后，明神宗虽然不上朝，但是，他把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内朝，他绝不允许宦官专权，也不允许后宫或外戚干政，他看似不理朝政，但却牢牢把控着政权；在外庭，他任凭朝中各派系在党争中吵闹，而他却从中制衡，牢牢控制朝局，不允许有严嵩、张居正这样权臣出现；此外，平常朝政他不理不睬，但事关军国大事，他是不会放权的，是不会让别人来替他做决策的。比如，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等，他积极做出反应，并亲自做出决策，一点儿敢忽略，他以冷静而精明的方式，控制着朝局。
再次，明神宗防止太监专权，却又能很有效地利用太监来控制朝政，他是明朝很能用太监又能抑制太监的帝王。
虽然万历不上朝，但对于朝中事务，明神宗都能通过太监了解到，太监们会将朝政政务传达给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也会通过太监们将自己的决策传达给大臣，让他们去传令给阁臣去执行。明神宗就是以这种“谕旨”的方式来掌控朝政的。他很能用太监又能抑制太监。
比如，明神宗清除了掌管内朝的太监冯保之后，便开始重用张宏、张诚与张鲸等。冯保被斥逐之后，张宏继任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而张鲸任掌东厂太监，兼掌内府供用库。张宏是一位很忠诚很有责任心的太监，他见神宗左右内侍以财货蛊惑皇上心性，便绝食数日，以致饿死，他以死来劝谏神宗，神宗对他的死非常痛惜，命人把张宏安葬于阜城门外迎祥寺侧。
张宏死后，张诚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掌东厂太监张鲸名位虽在张诚之下，权力却凌驾于张诚之上，他纵容亲信邢尚智，招权纳贿，但因掌管着东厂与内府供用库，内阁辅臣对他颇为忌惮，可是，张鲸肆无忌惮，敛财太过分，这引来了谏官们的弹劾，首辅申时行奉旨对他训斥，张鲸不惧首辅，这让明神宗感到张鲸的权力欲太大了，因而，将其罢斥。
之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东厂及内官监，其权力比张鲸更大，张诚权力大了，心思胆量也大了，他向皇上规谏，引经据典，或暗地讥骂，无所顾忌，他自以为查抄张居正家产有功，得到神宗的宠爱，便肆无忌惮，他还开始培养小太监，并与外戚武清侯结为姻亲，这便超越了神宗所能容忍的界限，他因此也被神宗罢斥了。明神宗绝不允许再有像冯保那样的太监出现。
明神宗所需要的是陈矩那样的太监。陈矩是明朝少有的善心忠诚的太监。他于1598年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掌管东厂，此时，陈矩的权势很大，但他却秉持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原则，不忘祖宗法度，遵循圣贤道理，他善待犯人，避免酿成冤案。他敢于直言劝谏明神宗，尽力想让神宗避免有失德之处。
陈矩有时还会为大臣说法，劝谏明神宗，比如，大学士沈鲤上书建议修改矿税制度，这损坏神宗的利益，使神宗非常愤怒，陈矩便帮着沈鲤进言，阻止神宗对沈鲤的处置。再如，参知政事姜士昌上书谏言，指出神宗的过失，因此而触怒了神宗，神宗欲杖打姜士昌，陈矩认为姜士昌的谏言乃是尽其职责，极力劝阻神宗，神宗这才免了姜士昌的罪。
明神宗既能使用太监又能制约太监，充分利用太监来辅佐他掌控朝政，所以，自明神宗亲政之后，虽然他长期怠政，但从未出现大权旁落的状况。
《明史》评价说：“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并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是很有道理的。
优秀作者:冰镇汽水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