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对鲍超起了杀心？
鲍超成就了曾国藩中兴名臣之首的“功绩”，却无奈成为“弃儿”。鲍超晚年悲剧命运，是权力博弈使然，他是牺牲品。
一、鲍超成就了曾国藩1858年11月，淮北传来战败，湘军第一悍将李续宾阵亡，6000精兵战死。曾国藩非常伤心，因为他的弟弟曾国华也死于三河之战，但却迎来一个机会。
湘军创办之初，有两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他们是对付太平天国的主力。其一、塔齐布麾下的“常胜营”，这是曾国藩的直属部队，也是绝对嫡系。其二、罗泽南麾下的“老湘营”，是半独立状态。
罗泽南带股份投奔曾国藩，他们更像盟友关系。后来，罗泽南转投胡林翼，参与武昌之战，并屡次拒绝曾国藩的求援，没有发兵江西，就足以说明问题。
1856年初，罗泽南在武昌阵亡，李续宾接管他的部队，隶属胡林翼。
胡林翼，清朝中兴名臣，也是振兴湘军的关键人物。1855年，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夺取武昌后得以实际任职，此时的曾国藩啥都没有，跟胡林翼不是一个档次。
李续宾、鲍超、多隆阿等猛人，都是胡林翼麾下悍将。其中，李续宾的影响力最强，阵亡之前已经是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如果拿下庐州，他就是安徽巡抚。
李续宾阵亡三河镇，曾国藩迎来一个机会，就是将弟弟曾国荃推上第一线。1860年，李秀成第二次摧毁“江南大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四省军务，曾国荃也迎来高光时刻。
从作战经验，以及战功角度看，曾国荃远不如鲍超、多隆阿，但曾国藩却让他当“主角”，成为安庆之战、天京之战的摘桃人。
胡林翼革新湘军之后，“围点打援”成为湘军的主要战术，曾国藩则将其发扬光大。
“围点打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围”，也就是包围城池，压力最小，但收获最大，因为他们会是第一个杀入城内，夺取首功。其二，“打”，就是与太平军增援部队激战，为“围城”湘军作掩护，压力最大，伤亡也惨重，但功劳很小。
曾国荃的角色是“围”，鲍超、多隆阿则是“打援”，为曾氏兄弟做嫁衣。就拿安庆之战来说，鲍超、多隆阿、李续宜与陈玉成的主力死磕，死伤惨重，不让陈玉成靠近曾国荃一步。
安庆之战全过程，陈玉成连曾国荃都见不到，被挡在“围城”部队之外。城池陷落之后，曾国荃杀入城内，屠戮16000余人，夺取了首功。多隆阿出力多，赏赐却不如曾国荃，一怒之下扬长而去，不再配合曾氏兄弟作战。
再比如，曾国藩在祁门遭遇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围困，太平军前锋距离祁门大营不到10里。此时，曾国荃依然在安庆城下，躲在堡垒里面吃饭，鲍超则率兵击退李秀成，救了曾国藩。
祁门之围，没有鲍超奋力拼杀，也许曾国藩就成为俘虏，历史将改写。
1862年，雨花台之战，曾国荃继续扮演“围城”角色。此时，鲍超率兵征战皖南各地，阻挡太平军增援，曾国荃才得以从容修筑营垒，迎战李秀成。
鲍超在皖南分不开身，多隆阿又远征西北，不配合曾氏兄弟。结果，曾国荃被太平军击中左额，差点阵亡，这就是没有“打援”的结果。
天京之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除了李秀成率军增援以来，再也没有其他太平军前来“勤王”，即便是近在咫尺的皖南。其中原因，自然是鲍超在皖南活动，牵制了杨辅清、黄文金、赖文鸿、刘官芳等悍将，给曾国荃支持。
二、曾国藩为了自保，抛弃鲍超曾国藩能最终扑灭太平天国，原因众多，鲍超则是关键人物之一。因为，没有鲍超的“打援”，曾氏兄弟很难搞定太平军，尤其是安庆之战，也许曾国藩在祁门之围就被活捉。
鲍超成就了曾国藩，但他注定要被抛弃，这是清朝内部权力博弈使然。曾国藩为了自保，必须要“抛弃”鲍超，即便鲍超本人并没什么大过错。
太平天国运动时，由于八旗、绿营腐朽不堪，清朝无法搞定局面，只能鼓励各地兴办团练，其中以曾国藩的湘军影响最大。
湘军，并非朝廷的直属武装力量，而是私人武装，典型的“军阀”。对清朝而言，湘军能够消灭太平军，也能够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挑战王朝的权威。
1860年，李秀成第二次摧毁“江南大营”，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对此，曾国藩哈哈大笑，认为幸运之神眷顾自己，清朝只能授予自己实权。
何桂清，两江总督，虽说抵御太平军不力，却也尽职尽责。结果呢？曾国藩为了消除他的影响力，一再要求清朝“秉公办事”，处死何桂清，这让清朝十分不满。
何桂清之死，让清朝十分忌惮曾国藩，便想方设法制衡他。其中，李鸿章的淮军是重点栽培对象，天京之战时，曾国荃受困城下，清朝打算让李鸿章协助，曾国荃当即表态：“只要敢来，大不了掀桌子”。
清朝的猜忌，曾国藩心知肚明，也想好脱身之策。1864年7月，曾国荃“吉字营”攻克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城内如同人间地狱。
由于抢劫上瘾，曾国荃居然“忘记”了幼天王，曾国藩没有核查，便“谎报”幼天王被火烧死。结果，幼天王在皖南出现，左宗棠参劾曾国藩，曾氏兄弟无地自容。
为了避免“兔死狗烹”，曾国藩决定裁撤湘军，把“吉字营”全部遣散，曾国荃也以“养病”为由，婉拒就任湖北巡抚。但是，曾国藩却留下鲍超的“霆军”，作为政治筹码。
鲍超的“霆军”，这是一支非常特殊的武装力量。1855年，胡林翼派鲍超前往湖南招募士兵，从地痞、流氓、无产者、市井、会党中招募士兵，以行伍出身的人充当将官，组建“霆军”。
“霆军”成分特殊，故而战斗力十分强悍，比曾国藩“农夫加读书人”的模式更加适合作战需要。野外作战，湘军战斗序列中，没人比得过“霆军”，这一点陈玉成、李秀成深有感触。
“霆军”战斗力强悍，却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纪律很差，连一向以纪律糟糕著称的“吉字营”都自愧不如。陕西巡抚刘蓉曾说：“贼来，望官军；贼走，则惧官军，霆军所过之处，鸡犬不宁。”
糟糕的纪律，使得清朝对“霆军”十分头疼。太平军、捻军活跃时，清朝需要依靠“霆军”作战，消灭对手。但是，一旦“军饷”不及时发放，“霆军”则翻脸不认人，一言不合就是“哗变”。
1865年，因军饷不到位，还要征战陕甘，黄矮子很恼火，当即率8000“霆军”哗变，囚禁主帅宋国永，然后投奔太平军余部。后来，“霆军”也因为饷银的问题，在关中闹事，诛杀陕甘提督高连升。
“霆军”敢这么做，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成分很复杂，都是无赖之徒居多，而且许多士兵都来自哥老会、天地会，这可是清朝的“宿敌”。
“霆军”的这些缺点，让曾国藩十分担忧，稍有不慎，自己的官宦生涯就栽在他们手里。如此，曾国藩便想办法甩掉这个“包袱”，以保全自己，以及曾氏家族的利益。
1867年，湖北尹隆河之战，鲍超在危难之际拯救了刘铭传，清军转败为胜。但是，刘铭传却非要说鲍超“延误”战机，要坑了淮军，并向李鸿章告状。
刘铭传被包围，不是鲍超“延期”，而是刘铭传抢夺功劳，提前出战，结果差点成为俘虏。但是，清朝支持淮军，奉行“崇淮抑湘”政策，借此机会削弱湘军。
鲍超很“无辜”，没有得到赏赐也就罢了，“霆军”还全部被遣散，本人辞职回家养老，郁郁而终。在此过程中，曾国藩并未站出来，还批评“霆军”纪律差，目的不言而喻。
从武力值角度看，湘军阵营，鲍超最能打，野外作战能力最强。但是，“霆军”纪律糟糕，清朝“崇淮抑湘”，鲍超成为“弃儿”，郁郁而终。
参考书目：《湘军志》
鲍超为湘军第一悍将。1858年二郎河之战败陈玉成，1860年小池驿之战再败陈玉成，1861年洋塘之战败黄文金，1861年赤岗岭一战败刘玱林、李四福，1864年许湾之战败汪海洋，1867年尹隆河之战败赖文光，全部都是硬仗，鲍超全部取胜。 因英勇善战，鲍超深受曾国藩、胡林翼赏识。 鲍超虽作战勇猛，但军纪败坏，郭嵩焘说他“所过残灭如项羽”。陕西巡抚刘蓉曾写信给曾国藩，庆幸“霆军”不入陕：“鲍军无意西来，所过又多残暴，诚不愿其复至，恐如梳如篦，遂至如剃，则困苦尤所难堪。”曾国藩的好友王柏心之子王家仕更痛斥鲍超“军无纪律，旌旗所过，仅存焦土”，“至若一时将帅，使东南数千里民之肝脑涂地，而诸将之黄金填库，民之妻孥亡散，而诸将之美女盈门。”
优秀作者:岩岩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