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为什么唐朝北方的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
首先，并不是所有人眼中的大唐，都是盛世。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随着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大唐整体国力逐日上升，并最终在开元年间进入全盛时期。
这段时间，被称为“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时，大唐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也空前繁荣，同时人口也大幅度增长，当然也少不了万邦来朝。
总体来说，这段时间，是一大部分人活的最惬意的时间，毕竟盛世之下嘛。
但是，我们需要弄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太阳也有照射不到的地方，同样，在盛世之下，未必是所有人的日子都过得十分惬意。
比如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本人，早年间的日子就不太好过。
由于早年丧父，加上母亲改嫁，因此安禄山的童年不仅不完整，且相当不幸福，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早早混迹于当时的边境市场上，当了一个为买卖人协议物价的牙郎。
牙郎说起来好听，但实际上就是靠着赚取点差价，以及靠着客商打赏混口饭吃的人。
这样的人，想必日子也不会太好过，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 也不是不可能，而这还是建立在安禄山有能说会道这个技能的基础上。
别的不说，如果安禄山衣食无忧，他也犯不上在后来去偷羊（当然也是因为偷羊改变了他的一生）。
而类似于安禄山这样的普通人，在当时的北方边境不在少数，而生活的不如他的，肯定是比比皆是。
你能说他们不是生活在大唐盛世之下的人吗？肯定不能。
所以，大唐盛世也好，万邦来朝也罢，对于像当时的安禄山这种生活在边境的底层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们依旧要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并且活的还十分艰难。
换句话说，所谓的大唐盛世， 并非是他们这些人的盛世，而是长安城的那些王公贵族们的盛世，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而把这个道理放在北方的军队里，同样也是如此。
唐朝初期，实行的是府兵制，所谓府兵制，就是兵农合一的制度，遇到战事时，士兵上阵杀敌，而战事结束，这些士兵则归田务农。
府兵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士兵没有俸禄，也就是朝廷不发薪水，不仅不发薪水，甚至连士兵前去打仗时基本的装备，都需要自行准备。
这么看来，府兵制对于士兵也太苛刻了吧，实际上不然，府兵制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每个军户，可以享受400亩的永业田。
不仅如此，军户全家还可以免除课税以及徭役，说白了就是一人当兵全家享福。
正是由于执行府兵制时，国家不需要支出高额的费用，因此在唐初时期，大唐的军队规模一度高达近百万人之多。
而在这其中，一个士兵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关键就在于种地种的好不好。
但这种看似完美的制度，在后期却走向崩溃，为啥呢？实际上这种永业田，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军费支出，只不过唐初国家掌握大量土地，有能力支撑府兵制的运行。
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加上土地私有化以及兼并，就出现土地不够用了的问题。
所以，府兵制逐渐退出，募兵制走上台前，而募兵制说白了，就是花钱雇佣军人，这些军人当兵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也就是把当兵当成了一种职业，因此，职业军人就开始出现。
这种变化，就在无形中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大唐的军队，开始从有组织的人，转变为了自由人。
什么意思呢？
府兵制之下，军户是由地方政府管理，包括永业田的发放，以及减免课税徭役的资格等等，因此军户是需要听从地方政府安排的。
这个时候，边境的藩镇，对于士兵的管理并不是完全说了算的。
但改为募兵制之后，唐玄宗为了管理方便，干脆将募兵的权力下放给了藩镇，这么一来，募集而来的士兵，从一开始就和朝廷隔绝，他们只认招募自己的顶头上司。
于是，朝廷也好，地方政府也罢，就逐渐被空心化。
并且，这些募集而来的士兵，本身就是为了讨生活才来当的兵，给他们发薪水的，不是朝廷，而是藩镇的官员，这么一来，对于他们来讲，谁是衣食父母不言而喻。
所以再问大唐盛世和他们有没有关系，得到的答案，自然是关系不大。
在这些人眼里，谁给自己发钱，谁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至于外面是不是大唐盛世，甚至是不是大唐，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并不是太重要。
而这不是最致命，最致命的是唐玄宗的一个安排。
在府兵制的制度下，藩镇的军饷也好，还是物资也罢，都是需要由朝廷调拨的，也就是说，离开了朝廷，藩镇就成了无根之水，很难撑下去。
但时间一久，就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唐朝的重点军事部署，基本上都在边关，这么一来，调拨至边关的钱粮、物资等，运输周期长不说，路上的损耗也大，总之就是运输成本极高。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运输成本，唐玄宗开始采取将藩镇周边郡县的赋税，直接转给藩镇的做法。
这么一来，就不用再从全国征调，然后再调拨至藩镇这么来回折腾了。
到了这个时候，藩镇已经掌握了所谓的钱袋子，而正如前文所说，藩镇本身就有自行募兵的权力，如今又掌控着给士兵发军饷的钱，那么士兵们看待藩镇，以及看待给他们发钱的上司是一种什么心态，可想而知。、
不用说，自然是唯其命是从，至于朝廷，更加空心化。
而这个办法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即藩镇周边的郡县，经常会因为赋税上交的数量，以及上交的时间，与藩镇发生矛盾。
毕竟，藩镇想早点、多点收到赋税，但郡县肯定不可能完全按照藩镇要求去做，一来二去，矛盾就这么发生了。
到了后来，矛盾越来越多，于是，唐玄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干脆大手一挥，把藩镇周边的郡县行政管理权，也下放给了藩镇。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些郡县，从此以后，成了藩镇的“自留地”。
不仅如此，更意味着，藩镇自此不仅掌握钱袋子，同时还在掌握印把子，也就是藩镇成了地方上手握财政、军政的一把手。
换句话说，就是军阀，就是土皇帝。
在这种情况下，藩镇军队的士兵们，对朝廷的认同和归属感还会剩下多少？谁在他们心中更加重要？
这答案不言而喻，自然是藩镇的军头，也就是安禄山这种人。
尤其是在安禄山逐渐崛起后，他一手提拔了不少心腹，这些心腹原本出身都不是太高，但跟着安禄山，却一步步高升，得以荣华富贵。
在他们的心里，安禄山才是他们的天，只要安禄山过得好，那么他们也会过得好，所以，安禄山让他们去造反，他们自然就去造反了。
这种心态，不止是安禄山的心腹，还有广大的底层士兵，他们对应的是自己的上司，而上司荣华富贵了，肯定要提拔几个心腹。
这么一来，整个藩镇的军队，就形成一种闭环效应，什么朝廷我不知道，什么大唐盛世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跟着我的上司有肉吃有钱拿，他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因此，再回过头来看，你说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与这些边境的底层士兵，关系大吗？肯定不大，他们几乎对此就没有什么认同感。
所以，反了也就反了呗。
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大唐的军队，在成分上也开始逐渐转变，而这种转变，导致军队对于大唐的认同感越来越低。
自打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量开始涌入中原，到了隋朝乃至唐朝时达到了顶峰，这么一来，在大唐帝国建立后，整个大唐境内，居住着数量可观的游牧民族成员。
这些人，也可以称作胡人。
胡人不仅在类似于长安的繁华都市出没，同时在大唐帝国的其他地方也不乏存在，至于北方边境，更是不计其数。
像安禄山早年当牙郎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胡汉杂居的区域。
当然，民族大融合也是大唐高度包容性，以及国力强盛的一个象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在军队的基层乃至中层，都有胡人士兵和军官的存在。
如果不是李林甫当政的话，这其实倒也没什么。
问题是，在李林甫当政之后，他为了排挤汉人军官，准确的说死为了排挤汉人边将，就向唐玄宗提出，启用胡人作为藩镇节度使的想法，并且为了让唐玄宗同意，甚至把胡人夸上了天。
（李林甫）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旧唐书》
于是自此，大唐在边境的藩镇中，开始大量启用胡人，而安禄山也是因为大唐的这种政策改变，开始得以崛起。
但当胡人崛起，并成为藩镇的节度使之后，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这些胡人将领也好，胡人的兵卒也罢，他们确实不会像汉将在朝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但是他们同样对于大唐缺乏相应的文化认同。
汉将可以有国家、政权上的高度认同，已经相应的归属感，但胡人却不会有。
而没有文化方面的认同，还谈何忠诚度？毕竟大唐不是胡人建立的政权，指望他们有归属感和忠诚度，无疑比较困难。
既然作为藩镇节度使的胡人将领都对大唐缺乏忠诚度，下面的士兵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到了安禄山计划起兵之际，之所以会一呼百应，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手下，压根就没有太多的忠君爱国情怀。
加上安禄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么一来，自然是唯安禄山马首是瞻。
更重要的是，经过安禄山的不断发展，以及朝廷对其的放任，最终导致安禄山身兼范阳、卢龙以及河东三镇大权，麾下兵马几十万，而当时的大唐中央禁军，才不过区区八万上下。
如此失衡的比例，既助长了安禄山的气焰，也增添了安禄山手下人的信心，占据如此优势，不反更待何时？
总的来说，并非是北方的军队不愿意过大唐盛世，非要跟着安禄山造反，一来是大唐的盛世与他们的关系不大，或者说他们没有感受或者享受到盛世带给他们的好处。
二来，就是唐玄宗的一系列政策，导致藩镇手握财权和政权，完全成了士兵们的衣食父母，导致了将士可以不知朝廷，但不能不知安禄山的局面，因此必然是唯安禄山之命是从。
第三则是，北方边境的将士，成分以胡人较多，即便不是胡人，也对朝廷缺乏认同感和忠君爱国情怀，所以反了也就反了。
加上兵力上的不对等，故而，他们肯定是愿意追随安禄山的，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唐玄宗被虚假的繁荣所蒙蔽，更对藩镇的“变异”视而不见“。
优秀作者:史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