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之父”于敏，到底多厉害？
1937年，11岁的于敏刚学会骑自行车，日本人就开着一辆吉普车迎面撞来，于敏躲避不及，连人带车被摔倒，日本人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这事发生在当时的天津，如果是发生在偏远乡村，于敏很可能就没命了，如果这事儿发生了，那影响的可不只是于敏自己，还有几亿中国人的安全。
于敏从小酷爱唐宋诗词，他最崇拜的是诸葛亮和岳飞，一心想成为他们这样的英雄为国为民。他从小就是学霸，门门功课第一，尤其是在物理方面，连一向严厉的导师张宗燧都夸他，“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后，23岁的于敏从北大毕业，他以量子场论作为研究方向，完成了《核子非正常磁矩》的研究论文，在物理界崭露头角。
更牛逼的是，1957年，未来将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朝永振一郎抵华访问时，当他听了于敏了关于核物理的报告后，有点被“吓到”，忍不住问，于先生是从哪所海外大学毕业的？
于敏幽默地回答说，“在我这里，除了ABC之外，基本都是国产的！”朝永振一郎更加吃惊，忍不住连连称赞。
还有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到北京作学术报告，当他刚把实验流程介绍完，于敏就说出来这个实验过程的分支比大约是多少，并在手心上写着这个数字。
等实验结果出来，果然不出于敏所料。身旁的物理学家何祚庥很好奇，这是一个很稀有的反应过程，于敏为啥能知道？
其实这就是于敏的高明之处。一般物理学家的水平表现在对基本理论、方法和技巧上的掌握，而于敏很善于“粗估”，大意就是通过现有的理论和学术成果，来推导、模拟实验的过程和结果。
比如有一次，外国报道了一个重要元素数据，但是要验证这个数据是否正确，搞实验得花费两三年的时间和大量金钱，但于敏用他的“粗估”方法，2天推导出这个数据是错误的。
后来外国做了实验证明，那个外国报道的数据果然是错误的！
1960年，我国开始研究氢弹技术理论，34岁的于敏放弃掉自己的专业和成绩，隐姓埋名，投身于自己并不感兴趣、更艰难的学术领域。
他说，“我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另有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现代化建设之中，我也就很欣慰了。”
最终，在于敏带领下，我国设计出中国第一代核武器的方案。曾有专家指出，世界上有2种氢弹构型：
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是比美国的设计更巧妙、首爆氢弹体积更小、能够长期保存的中国“于敏构型”。
1966年，我国进行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了确保拿到测试数据，40岁的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以及强烈的高原反应，半夜爬到102米高的铁塔上，亲自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第二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那它的威力有多大呢？上一波数据：
距爆心投影点400米的钢板被烧化，十公里以内的动物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冲击波将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去18米，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
消息传到法国总统戴高乐那里时，气得他把原子能总署的科研人员狠狠地骂了一顿：为啥你们搞不出来，让中国人抢在了前面？
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有于敏，氢弹研发成功，同事们推于敏为“首功”，所以他才有“氢弹之父”的称号。
但于敏却婉拒了这项美誉，他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有了“大杀器”氢弹作为后盾，加上外交上的努力，1971年，新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包括五常席位，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1984年，58岁的于敏又开始在西北高原继续研发第二代、第三代核武器，不是研究就是搞试验，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几年来，光是高原反应，于敏就休克了3次……
但他清楚地记得，多年前，他曾在这片戈壁滩上大声朗诵“不破楼兰终不还”。
每次核试验，于敏和同事们压力都很大，为此，他们通常会你一句我一句背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一刻，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奋斗，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此后几年，于敏带领团队，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而达到这一水平，美国、苏联用了上千次，法国用了200多次，我国只用了45次。每次核试验都需要极为稀有的材料，金钱和时间成本巨高，这意味着，于敏为国家省下了一笔天文数字的金钱。
2019年，93岁的于敏走完了光辉的一生。当时有一副挽联写道：
于家为国铸重器，宁静致远宏谋动天地；
敏思笃行创伟业，科学求实精神炳千秋。
优秀作者:聪明的彼岸q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