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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问: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蒋委员长”的心腹,黄埔系的2号人物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近臣,何应钦可谓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微妙,作为同窗和同事,这对恩雄契弟之间,既有十年如一日的效忠,也有西安事变的逼宫之举,有权力相争,却又互为利用。诚如蒋介石所言:“没有我蒋中正,就不会有何敬之。”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说到这里肯定就会有人疑问了:既然何应钦位极人臣,位高权重,在西安事变时又有造反之举,蒋介石为何没有对何应钦集团进行清算,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何应钦本可以在美国安度晚年,为何还会听候蒋介石的调令一起退守台湾,二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故事?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问答。

与蒋介石初相识,少年得志迎来人生第一个巅峰

何应钦出生于贵州省兴义的一个小山村里,自幼成绩优异,勤奋好学。17岁便考入了贵州陆军小学,后被保送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何应钦被录取为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第11期学习,与朱绍良、谷正伦、贺耀祖等人成为挚友,并于第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满怀热忱回国,参加了光复上海之役,在这里他与蒋介石初次相识,不过,二人并没有过多的交集。二次革命失败后,何应钦再次背起行囊远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求学。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何应钦

1915年,何应钦学成归来,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王文华。王文华当时是黔军的总司令,二人还是老乡关系。于是何应钦受王文华之邀,与朱绍良、谷正伦等人一起加入了黔军。此时护国战争爆发,黔军举旗响应,何应钦几人一到贵阳,就被委以重任。何应钦任黔军第1师步兵第4团团长兼讲武堂学生营营长。然而,贵州虽小,黔军虽嫩,军阀权力纷争的大戏却不输于任何一个大省。王文华虽位居黔军总司令,但他的舅舅贵州督军刘显世却在此盘踞多年,舅甥二人在贵州形成了“维新派”与“保守派”两种势力。围绕着二人核心势力的主要成员,不是刘、王的宗亲挚友,就是乡邻故居亦或是门生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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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在战场

在舅甥二人的相互争斗中,何应钦作为留日的日本高材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王文华为首的“维新派”作为自己依仗和效力的对象。但他并不想因此得罪刘显世,小心翼翼地在刘、王二人之间周旋,使他在二人的明争暗斗里暂时得以安身。1916年4月30日,何应钦与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喜结连理。作为王文华的妹夫,何应钦不再掩饰自己的立场,公开站在了王文华一边。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凭借军人作风和优秀的组织才能,逐渐成长为“维新派”的骨干。他创立的“少年贵州会”,对王文华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最后夺取贵州的军政大权奠定了基础。他本人也得以升任贵州讲武学学校校长、省会警察厅厅长、贵州省警务处处长。第5混成旅旅长等要职,并晋衔为陆军上将,一时风光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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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底,何应钦参与谋划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把刘显世赶出了贵州。但是,刘显世并未因此善罢甘休,他“卧薪尝胆”准备伺机反扑,在王文华放松警惕的时候,于1921年3月派杀手在上海将王文华暗杀.王文华一死,贵州“维新派”便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何应钦被迫逃往云南,准备投靠滇军总司令顾品珍。但是刘显世心狠手辣,继续派杀手追杀他,当时何应钦身中两弹,好在抢救及时才无性命之忧。伤愈后,何应钦携家眷前往上海投奔王伯群(王文华之兄),过起了深入简出的生活。何应钦少年得志的第一个巅峰就此以流逃上海而落下帷幕。

蒋介石重逢,在黄埔军校崭露头角

1924年,何应钦经王伯群等人的推荐,赴广州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后来由其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柏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少校总教官。何应钦与蒋介石是东京振武学校的同学,二人此前又在陈其美手下有过交集,说起来也算是“老相识”,“老交情”,因此,在黄埔军校任职以后,何应钦对蒋介石毕恭毕敬,在工作中不敢有半点马虎,加上他本人向来做事严谨,认真负责,逐渐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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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委以得力助手的,原本是教授部的主任王柏龄。王柏龄和蒋介石是从陆军速成学堂到东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二人关系甚好。奈何王伯龄本人是个不争气的“阿斗”,每日都是花天酒地。烟花柳巷,遇到的事情从来不见其踪影。如此一对比,蒋介石对克忠职守的何应钦愈发的重视,手上的大事小情都交给何应钦处理。这是何应钦一生效忠于蒋介石的开始。他本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黄埔军首次东征,升任教导第1团团长

天空乌云密布,在棉湖数十里内,数不清的烟柱腾空而起,隆隆的炮火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到处都是刺鼻的火药味。这里是东征右路军棉湖战场,从天空俯瞰,此时交战双方正打得不可开交。何应钦率领的教导第1团此刻正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陈炯明部下的林虎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蒋介石眼瞅战事危矣,一旦何应钦有所闪失,后果不堪设想。他将何应钦叫到指挥所,焦急地吼道:“何敬之,你必须顶住,一定要坚守到第2团赶到,死守不退!否则,不但我们完了,黄埔也名誉扫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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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深知其中利害,就全局来说,此战关系到黄埔系军人以及广东革命的生死存亡;就个人而言,这一战关乎自己和蒋介石乃至整个黄埔军校学生军,如若战败,不仅名誉荡然无存,还有性命之忧。何应钦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表态:’、“狭路相逢勇者胜,既然非拼即死,我这就去前线!”

何应钦振作精神,亲赴前线督战,并在肉搏战中冲锋杀敌,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何应钦还采纳了3营党代表提出的疑兵之计,令士兵大造声势,杀声震天,多插旗帜,以做疑兵。敌军果然上当,畏缩不前,何应钦用此招,为等待第2团支援争取了大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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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时后,姗姗来迟的教导第2团终于穿插至林虎军的侧背,与第1团夹击,将陈炯明所部打的抱头鼠窜,取得了棉湖战役的最后胜利,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年底,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何应钦任第1团团长,这个时期的教导第1团,堪称藏龙卧虎,名将如云,教导第1团的3个营长分别是刘峙、顾祝同、钱大钧,后来黄埔系高级将领的陈诚、胡宗南、周至柔、桂永清、杜聿明、黄维等人,当时均为教导第1团的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

担任军政部长,逐达权力顶峰

1925年,广州政府组成东征联军,再次讨伐陈炯明,何应钦的第1教导团被编入东征联军右路军序列。2月1日,何应钦率领第1团离开军校,10日击退平湖之敌。随后攻占淡水城,全歼守军1个旅,接着又以2000多兵力击退洪兆麟1万多兵力的增援部队,一时名声大噪。3月上旬,陈炯明卷土重来,集结林虎、李易彪两部约5万兵力,突袭何应钦部,并企图包抄东征军总部,在棉湖与黄埔军展开决战。由于黄埔军教导2团行动拖拉,未能及时赶到敌人的后方攻击,导致第1团孤军奋战,腹背受敌。形势岌岌可危。3月13日,敌我展开激烈拼杀,何应钦在逆境中奔赴一线浴血奋战,令蒋介石也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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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湖一番苦战,堪称以少胜多、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的关键战役。黄埔军与何应钦也因此战“声名鹊起”。

1925年7月,孙中山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黄埔学生随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介石任军长,何应钦任第1师师长。第1军成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的基础,也是国明党“中央军”的基本班底,是蒋介石统领中国20年的中流砥柱。在第二次东征中,何应钦的第1师在惠州见面敌军主力,取得了惠州战役的胜利。自此,何应钦凭借显赫的战功和谦逊的做人态度,与蒋介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926年7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何应钦任郭明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潮梅警备司令。在松口战役中,何应钦歼敌、招降4个师,以2:5的兵力大败直系军阀孙传法的周荫部。蒋介石为此称赞何应钦为:“能从容应付,完全消灭敌军主力,因此预测此次北伐之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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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何应钦担任东路军总指挥,由福建一路向北进军,攻入浙江、上海,并于1927年3月攻占杭州,大败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何应钦因此名声大震。北伐军占领北平后,蒋介石随即委任何应钦为“国军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务。北伐战争结束后,各部新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等均发展壮大起来,他们个个雄踞一方,扩大势力。而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要想真正完成统一大业,只能绞尽脑汁削弱他们的实力。于是,新的军阀混战再次拉开大幕,且一发不可收。此间,何应钦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同时,先后兼任武汉行营、开封行营、广州行营、郑州行营主任,在前线指挥部队与各路诸侯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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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桂战争中,在讨伐张桂联军、讨伐唐生智的战役中,何应钦连战连捷,获一等宝鼎勋章、在1930年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里,何应钦指挥百万大军与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李宗仁等人组成的反蒋联盟展开激烈战斗。尤其是在衡阳战役中,何应钦大败骁勇善战的桂军,保住了蒋介石的大后方,为中原战役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1930年,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政部长,逐渐达到权力顶峰。

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与蒋介石的关系空前融洽

中原大战之后,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先后指挥20万、30万、50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中屡战屡败,蒋介石大发雷霆,何应钦本人更是心痛不已。1933年,何应钦赴北平主持华北军事,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部队抵抗日军侵略,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何应钦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1935年4月,何应钦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在蒋介石嫡系中,如刘峙、顾祝同等均为二级上将,张治中、陈诚等为中将。何应钦是唯一一位一级上将,可见何应钦当时在蒋介石一众嫡系中的地位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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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借机逼宫造反,二人关系渐生隔阂

“什么?你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委员长在西安被扣留了?”听闻噩耗的何应钦,变得有些精神恍惚,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他盯在哪里不说话,挥挥手,让所有人都出去,他要一个人静一静。

这天晚上,何应钦站在镜子面前久久未动,他看着自己的一级上将肩章,然后将将军帽合在了头上,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着。在万籁俱寂的夜晚,还穿着这么笔挺的军装。似乎有些傻气。不过,这位前途无量的上将看似面无表情,内心却充满波澜,他对着镜子摆弄着自己的姿势,一娉一笑都在学着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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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出现,或许自己能踏踏实实在为蒋介石服务很久,一点一点地向上爬。可是现在,一个他此前从未想过的机会出现在面前,自己又怎能这么轻易地让它溜走呢?昔日蒋介石的提携之情在耳畔回响,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何应钦在心中念到。成功了,就拥有全部,失败了,也不过如此。那就赌一把!这样的机会,自己就算丢了性命也要拼一次。面对巨大的诱惑,任何人都无法抵抗。尤其是自己,熊胸中那团火焰,已经燃烧得让他坐卧不安。何应钦终于停止了在镜子面前摆弄姿势,坐在了桌子面前,开始仔细阅读今天陆续送来的西安事变相关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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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杨虎诚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为达“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消息传来,南京政府一片哗然,乱作一团,各派力量迅速分化组合,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双方各执一词就如何营救将接受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此,何应钦当面顶撞宋美龄。他说:“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应当立即展开军事行动。”宋美龄则予以回击:“动用武力,必然会危及委员长性命!你这样做意欲何为?”

何应钦脸色骤变,随即冷眼相向:“妇人之见,只晓得救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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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

宋美龄反驳道:“我决非挂念丈夫安全之妇人!委员长的安全,直接关乎到国家的安全。一旦展开军事行动,你有什么手段掌控局面,两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宁夏等各地军阀政要,都虎视眈眈,他们那个能听候你的调遣?到那时如果他们一个个趁火打劫,借机扩张,或者站到张、杨一边,你该如何收场?”

何应钦不得不承认,宋美龄的话不无道理。一旦讨伐失败,他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内战,后果更是无法估量。在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坚决反对下,何应钦被迫改令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以及西安近郊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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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

但何应钦此举的目的有两个:假如在讨伐中殃及蒋介石的性命,他便可顺理成章取而代之;倘若出兵救出了蒋介石,他又可以成为救驾攻城。同时他认定,只要南京政府出兵轰炸西安,蒋介石就难逃此举。16日,,何应钦正式宣布对张学良、杨虎城部展开军事行动,并集结7个师于潼关前线,所有的飞机在洛阳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就可对西安展开攻击。此前,中央军在华县已与杨虎城部发生冲突。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何应钦收到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蒋介石让他延缓轰炸3日,何应钦看着书信,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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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宋子文抵达西安斡旋,和平解决争端初见端倪。宋子文又力争延期3日,并在22日亲再赴西安,劝蒋介石“宁抗日,勿死敌手”。蒋介石的内心逐渐平静,决定接受张、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何应钦虽尴尬不已,但还是硬着头皮去机场迎接蒋介石,并在欢迎会上为蒋介石宣读答词,述说他为伸张国法而主张讨伐的苦衷。蒋介石一方面对何应钦的主张动机不纯心怀芥蒂,另一方面又觉得何应钦此举是对张、杨二人的威慑,而这种威慑正好能达到震慑张、杨二人。因此,蒋介石对何应钦此间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发难,但从此以后二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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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白崇禧

出席日军投降仪式,是最高光的时刻

今天,是特别而又隆重的日子。即使对于见惯了大场面的何应钦来说,今天也是他毕生之中最荣耀的日子。为了这一天,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苦苦奋战了14年。如果从甲午战争算起,这一天已经跨越了苦难而漫长的51年,在这50多年里,日本那巨大的魔爪始终笼罩在中国人头上挥之不去,而今天,他将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在南京接受日本驻中国派遣军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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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9日上午8时50分,何应钦身着米黄色军装,佩戴上将领章,斜跨武装带、率受降官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奖将萧毅肃、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来到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在灯光照耀下,踏着音乐声进入受降席就坐。9时刚过,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递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连忙起身双手接过,并在快速翻阅后,用毛笔在两份投降书上签字。冈村宁次从从口袋里取出圆形水晶印章盖印后,令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正式递交投降书。何应钦接过投降书检视后,盖章签字,并将其中一份投降书交给冈村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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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在受降仪式上

在受降仪式最后,何应钦发表了抗战胜利广播演说,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特别吩咐将签字用的墨。砚保存起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并将他本人签字用的毛笔带出来,留作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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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

能够代表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投降书,一方面可以看出何应钦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资历之深无人能及,同时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何应钦在抗日战争中卓越战功的肯定。

大厦将倾,风光不再

但令何应钦意外的是,就在他风光无限,踌躇满志地接受冈村宁次投降书的那一刻,蒋介石对于他的清算正悄然而至。1946年6月,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被撤销,成立了国防部,何应钦被解除了参谋长以及陆军总司令之职,改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一下子从权力的巅峰落地的何应钦,不仅被逐出权力核心,而且被抛到了大西洋彼岸,这个变化令何应钦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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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作此安排,早有端倪。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方面就曾派代表到重庆询问蒋介石接班人一事,蒋介石以自己身体康健,硬朗为由推辞掉了。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旧事重提,蒋介石只好推出何应钦来加以应付。不料,何应钦听闻喜讯后,以为蒋介石念他劳苦功高,真将他列为了接班人,一时间摆不清自己的位置,竟在黄埔系中“自成一派”,企图搞“何氏内阁”,这些彻底触到了蒋介石的底线,因此被“遍嫡”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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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何应钦对此也早有预兆,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就开始有意培养陈诚取而代之,此时由于陈诚资历尚浅,还有需时间和机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何应钦以军委会军政部长兼任第四战区总司令长官。1938年1月何应钦任军委会参谋长,仍兼任军政部长和第四战区司令官,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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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何应钦参与了台儿庄战役的上层决策,指导和指挥了徐州会战,参与制订了武汉会战的计划。在其第四战区司令官职由张发奎接任后,他本人以参谋总长身份,往来于各战区、战场之间,先后参与指导了南昌、随枣、长沙和桂南、浙赣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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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应钦奉命宣布中国军队开入缅甸设防,并指导了入缅远征军攻入缅甸仁安羌,次年指导缅北会战,荣获一等解放勋章,一等景星勋章,英皇乔治六世授予的二级军师荣誉会员勋章。1944年9月,又指挥了桂柳战役和贵州战役,尽管日军先后占领桂林、柳州,但企图从桂黔向四川进攻的阴谋最终破产。此时,陈诚的“土木系”日渐壮大,尽管在西安事变之后,何应钦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是在1944年,蒋介石执意要扶持陈诚上位。他对何应钦说:“敬之啊,你身兼数职实在太忙,推举个人做军政部长帮你分担一下吧。”何应钦一脸茫然,急忙说:“不忙,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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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

但没过多长时间,蒋介石再次提及此事,何应钦这才反应过来,蒋介石是真要拿他开刀了,,于是他极力保举顾祝同接任,蒋介石却提名陈诚。何应钦心中不服,便对部下抱怨道:“陈诚算个什么东西,我当师长的时候,他还是个连长呢!”

可陈诚依旧当上了军政部长。从此何、陈矛盾日渐加剧,两人的境地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为了安抚和补偿何应钦,蒋介石随即任命何应钦为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1944年12月,何应钦指挥四个方面军,披挂上阵指挥了湘西会战,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获战利品20多吨。随后乘湘西会战之勇,何应钦发起桂柳反击战,收复广西,为反攻广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役结束后,何应钦获得罗斯福总统颁发的金椰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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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特别指派何应钦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受降长官,使得何应钦的人生之路,在那一刻,瞬间达到了顶峰。这些表面风光,让何应钦有些眩晕,以至于丝毫没有注意到蒋介石从他后背投过来的冰冷目光。

“甘苦共尝”与蒋介石一起败退台湾

面对国军在解放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原本准备前往美国安度晚年(在联合国任职期间在美国购置了别墅)为自己留了退路。但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必须火速赴台“甘苦共尝”,并为他指派了专机。当时许多追随蒋介石的忠臣纷纷流逃海外。何应钦为此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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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清楚,在非嫡系看来他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事实上他又与蒋介石有着深深的隔阂。蒋介石对他爱之深,恨之更深。他心里自然忐忑。但最终他还是听从了蒋介石的命令,携带家眷飞往台湾。何应钦乘坐蒋介石派的专机举家迁台,下飞机后却无安身之所,甚至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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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何应钦平时为人谦逊宽厚,颇得下属好感,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钮先铭见老长官如此落魄,将自己居住的一栋小楼让给何应钦一架,这栋小楼的产权属于台湾省物资局,看上去毫不起眼,对何应钦一架来说却是绝渡逢舟。驰骋疆场大半生的何应钦,此时先来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其所思之“过”,便是西安事变之责,生怕蒋氏父子刀剑相向。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在此时政局尚未明朗,个人前途未卜之际,何应钦处处小心翼翼。好在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正忙于“总统”复出,对何应钦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照顾。

1949年12月7日,台湾总督府门前挂出了“总统府”的招牌。蒋介石急于复职“总统”之职,太子蒋经国展翅待飞,昔日四大家族只剩下了蒋氏一家,何应钦自知重温过去权倾朝野的旧梦已无可能,为避免未生奢望而引起猜疑,何应钦特意公开自己的态度。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1950年1月6日,美国《新闻观察》记者斯瑞采访何应钦,原以为这位国民党重臣能有什么高深的见地,不料,何应钦却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是国民一分子,在国民应尽义务方面当然不能后人,所以就我内心的由衷的说,从政时不负为国家公仆,现在只希望无恭为一个自由的中国公民。”

何应钦的“识大体”自然给蒋介石省去了不少麻烦,在蒋复职这件事上也表现得颇得蒋介石的好感。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由于李宗仁移居美国,又未宣布放弃代总统职务,蒋介石的复出,既要有千呼万唤的过场,又要在法理上剥夺李宗仁的代总统之职。”

1950年2月12日台湾“监察院”提请“国民大会”弹劾李宗仁时,作为大陆时期贵州省选举的“国大代表”,何应钦踊跃发言,弹劾李宗仁,请蒋总裁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并在23日的中常会上再次积极发言,请蒋复职。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作为对何应钦支持复职的回报,蒋介石把“总统战略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给他。这个机构成立于1947年,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咨询机构,实际上是被罢黜资深军事首脑的一座冷庙。何应钦从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离任归来时,就是这个机构的主任,后来这一职务给了被夺了兵权的龙云,现在又给何应钦派上了用场。尽管是个虚职,可此时的何应钦却激动得不行,因为他毕竟有了一个“公职”。此后,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表示对蒋介石的真诚拥戴。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被逐出权利中心的日子里,何应钦严格按照“三打一跳”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生活。所谓“三打”,即打猎、打网球、打高尔夫球。

何应钦年轻时就热衷于打猎,此时在靠边站的原国民党要员里,何应钦、白崇禧、杨森的三支著名猎队鼎足而立,声名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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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跳”,就是交际舞,与一帮闲赋在家的老朋友、老部下把酒言欢,跳舞欢乐,也算乐在其中。这“三打一跳”让蒋氏父子彻底看清了何应钦此时的心态,蒋、何关系反而更加融洽、热络起来,以致“总统战略委员会”主任这一职务,何应钦硬是当了20年。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逝世后,严家淦特派何应钦等21位党国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并由何应钦、张群等八大员为蒋介石灵柩覆盖国民党党旗。何应钦发表了《永远不能忘的几件事——追思故总统蒋公》,深切悼念蒋介石,缅怀蒋介石的功德与恩德。此时,何、蒋之间的隔阂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对故人的追思与尊崇。

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何应钦失势而未失宠,得益于他远离全力核心以后,没有丝毫的愤慨与牢骚,而是紧紧跟随蒋介石的步伐,为了力所能及的事兢兢业业而又“得其所哉”,使他与蒋介石,陈诚的关系反而融洽、和谐起来。我想这便是他功高盖主,还能免得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

优秀作者:流星1984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