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最后是怎么免得杀身之祸的？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蒋委员长”的心腹，黄埔系的2号人物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近臣，何应钦可谓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微妙，作为同窗和同事，这对恩雄契弟之间，既有十年如一日的效忠，也有西安事变的逼宫之举，有权力相争，却又互为利用。诚如蒋介石所言：“没有我蒋中正，就不会有何敬之。”
说到这里肯定就会有人疑问了：既然何应钦位极人臣，位高权重，在西安事变时又有造反之举，蒋介石为何没有对何应钦集团进行清算，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何应钦本可以在美国安度晚年，为何还会听候蒋介石的调令一起退守台湾，二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故事？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问答。
与蒋介石初相识，少年得志迎来人生第一个巅峰何应钦出生于贵州省兴义的一个小山村里，自幼成绩优异，勤奋好学。17岁便考入了贵州陆军小学，后被保送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何应钦被录取为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第11期学习，与朱绍良、谷正伦、贺耀祖等人成为挚友，并于第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满怀热忱回国，参加了光复上海之役，在这里他与蒋介石初次相识，不过，二人并没有过多的交集。二次革命失败后，何应钦再次背起行囊远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求学。
何应钦
1915年，何应钦学成归来，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王文华。王文华当时是黔军的总司令，二人还是老乡关系。于是何应钦受王文华之邀，与朱绍良、谷正伦等人一起加入了黔军。此时护国战争爆发，黔军举旗响应，何应钦几人一到贵阳，就被委以重任。何应钦任黔军第1师步兵第4团团长兼讲武堂学生营营长。然而，贵州虽小，黔军虽嫩，军阀权力纷争的大戏却不输于任何一个大省。王文华虽位居黔军总司令，但他的舅舅贵州督军刘显世却在此盘踞多年，舅甥二人在贵州形成了“维新派”与“保守派”两种势力。围绕着二人核心势力的主要成员，不是刘、王的宗亲挚友，就是乡邻故居亦或是门生子弟。
何应钦在战场
在舅甥二人的相互争斗中，何应钦作为留日的日本高材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王文华为首的“维新派”作为自己依仗和效力的对象。但他并不想因此得罪刘显世，小心翼翼地在刘、王二人之间周旋，使他在二人的明争暗斗里暂时得以安身。1916年4月30日，何应钦与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喜结连理。作为王文华的妹夫，何应钦不再掩饰自己的立场，公开站在了王文华一边。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凭借军人作风和优秀的组织才能，逐渐成长为“维新派”的骨干。他创立的“少年贵州会”，对王文华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最后夺取贵州的军政大权奠定了基础。他本人也得以升任贵州讲武学学校校长、省会警察厅厅长、贵州省警务处处长。第5混成旅旅长等要职，并晋衔为陆军上将，一时风光无两。
1920年12月底，何应钦参与谋划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把刘显世赶出了贵州。但是，刘显世并未因此善罢甘休，他“卧薪尝胆”准备伺机反扑，在王文华放松警惕的时候，于1921年3月派杀手在上海将王文华暗杀.王文华一死，贵州“维新派”便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何应钦被迫逃往云南，准备投靠滇军总司令顾品珍。但是刘显世心狠手辣，继续派杀手追杀他，当时何应钦身中两弹，好在抢救及时才无性命之忧。伤愈后，何应钦携家眷前往上海投奔王伯群（王文华之兄），过起了深入简出的生活。何应钦少年得志的第一个巅峰就此以流逃上海而落下帷幕。
蒋介石重逢，在黄埔军校崭露头角1924年，何应钦经王伯群等人的推荐，赴广州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后来由其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柏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少校总教官。何应钦与蒋介石是东京振武学校的同学，二人此前又在陈其美手下有过交集，说起来也算是“老相识”，“老交情”，因此，在黄埔军校任职以后，何应钦对蒋介石毕恭毕敬，在工作中不敢有半点马虎，加上他本人向来做事严谨，认真负责，逐渐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委以得力助手的，原本是教授部的主任王柏龄。王柏龄和蒋介石是从陆军速成学堂到东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二人关系甚好。奈何王伯龄本人是个不争气的“阿斗”，每日都是花天酒地。烟花柳巷，遇到的事情从来不见其踪影。如此一对比，蒋介石对克忠职守的何应钦愈发的重视，手上的大事小情都交给何应钦处理。这是何应钦一生效忠于蒋介石的开始。他本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黄埔军首次东征，升任教导第1团团长天空乌云密布，在棉湖数十里内，数不清的烟柱腾空而起，隆隆的炮火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到处都是刺鼻的火药味。这里是东征右路军棉湖战场，从天空俯瞰，此时交战双方正打得不可开交。何应钦率领的教导第1团此刻正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陈炯明部下的林虎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蒋介石眼瞅战事危矣，一旦何应钦有所闪失，后果不堪设想。他将何应钦叫到指挥所，焦急地吼道：“何敬之，你必须顶住，一定要坚守到第2团赶到，死守不退！否则，不但我们完了，黄埔也名誉扫地了！”
何应钦深知其中利害，就全局来说，此战关系到黄埔系军人以及广东革命的生死存亡；就个人而言，这一战关乎自己和蒋介石乃至整个黄埔军校学生军，如若战败，不仅名誉荡然无存，还有性命之忧。何应钦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表态：’、“狭路相逢勇者胜，既然非拼即死，我这就去前线！”
何应钦振作精神，亲赴前线督战，并在肉搏战中冲锋杀敌，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何应钦还采纳了3营党代表提出的疑兵之计，令士兵大造声势，杀声震天，多插旗帜，以做疑兵。敌军果然上当，畏缩不前，何应钦用此招，为等待第2团支援争取了大量时间。
两个小时后，姗姗来迟的教导第2团终于穿插至林虎军的侧背，与第1团夹击，将陈炯明所部打的抱头鼠窜，取得了棉湖战役的最后胜利，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年底，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何应钦任第1团团长，这个时期的教导第1团，堪称藏龙卧虎，名将如云，教导第1团的3个营长分别是刘峙、顾祝同、钱大钧，后来黄埔系高级将领的陈诚、胡宗南、周至柔、桂永清、杜聿明、黄维等人，当时均为教导第1团的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
担任军政部长，逐达权力顶峰1925年，广州政府组成东征联军，再次讨伐陈炯明，何应钦的第1教导团被编入东征联军右路军序列。2月1日，何应钦率领第1团离开军校，10日击退平湖之敌。随后攻占淡水城，全歼守军1个旅，接着又以2000多兵力击退洪兆麟1万多兵力的增援部队，一时名声大噪。3月上旬，陈炯明卷土重来，集结林虎、李易彪两部约5万兵力，突袭何应钦部，并企图包抄东征军总部，在棉湖与黄埔军展开决战。由于黄埔军教导2团行动拖拉，未能及时赶到敌人的后方攻击，导致第1团孤军奋战，腹背受敌。形势岌岌可危。3月13日，敌我展开激烈拼杀，何应钦在逆境中奔赴一线浴血奋战，令蒋介石也为之动容。
棉湖一番苦战，堪称以少胜多、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的关键战役。黄埔军与何应钦也因此战“声名鹊起”。
1925年7月，孙中山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黄埔学生随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介石任军长，何应钦任第1师师长。第1军成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的基础，也是国明党“中央军”的基本班底，是蒋介石统领中国20年的中流砥柱。在第二次东征中，何应钦的第1师在惠州见面敌军主力，取得了惠州战役的胜利。自此，何应钦凭借显赫的战功和谦逊的做人态度，与蒋介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926年7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何应钦任郭明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潮梅警备司令。在松口战役中，何应钦歼敌、招降4个师，以2:5的兵力大败直系军阀孙传法的周荫部。蒋介石为此称赞何应钦为：“能从容应付，完全消灭敌军主力，因此预测此次北伐之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随后，何应钦担任东路军总指挥，由福建一路向北进军，攻入浙江、上海，并于1927年3月攻占杭州，大败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何应钦因此名声大震。北伐军占领北平后，蒋介石随即委任何应钦为“国军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务。北伐战争结束后，各部新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等均发展壮大起来，他们个个雄踞一方，扩大势力。而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要想真正完成统一大业，只能绞尽脑汁削弱他们的实力。于是，新的军阀混战再次拉开大幕，且一发不可收。此间，何应钦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同时，先后兼任武汉行营、开封行营、广州行营、郑州行营主任，在前线指挥部队与各路诸侯激战。
在将桂战争中，在讨伐张桂联军、讨伐唐生智的战役中，何应钦连战连捷，获一等宝鼎勋章、在1930年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里，何应钦指挥百万大军与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李宗仁等人组成的反蒋联盟展开激烈战斗。尤其是在衡阳战役中，何应钦大败骁勇善战的桂军，保住了蒋介石的大后方，为中原战役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1930年，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政部长，逐渐达到权力顶峰。
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与蒋介石的关系空前融洽中原大战之后，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先后指挥20万、30万、50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中屡战屡败，蒋介石大发雷霆，何应钦本人更是心痛不已。1933年，何应钦赴北平主持华北军事，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部队抵抗日军侵略，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何应钦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1935年4月，何应钦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在蒋介石嫡系中，如刘峙、顾祝同等均为二级上将，张治中、陈诚等为中将。何应钦是唯一一位一级上将，可见何应钦当时在蒋介石一众嫡系中的地位有多高。
西安事变，借机逼宫造反，二人关系渐生隔阂“什么？你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委员长在西安被扣留了？”听闻噩耗的何应钦，变得有些精神恍惚，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他盯在哪里不说话，挥挥手，让所有人都出去，他要一个人静一静。
这天晚上，何应钦站在镜子面前久久未动，他看着自己的一级上将肩章，然后将将军帽合在了头上，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着。在万籁俱寂的夜晚，还穿着这么笔挺的军装。似乎有些傻气。不过，这位前途无量的上将看似面无表情，内心却充满波澜，他对着镜子摆弄着自己的姿势，一娉一笑都在学着蒋介石。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出现，或许自己能踏踏实实在为蒋介石服务很久，一点一点地向上爬。可是现在，一个他此前从未想过的机会出现在面前，自己又怎能这么轻易地让它溜走呢?昔日蒋介石的提携之情在耳畔回响，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何应钦在心中念到。成功了，就拥有全部，失败了，也不过如此。那就赌一把！这样的机会，自己就算丢了性命也要拼一次。面对巨大的诱惑，任何人都无法抵抗。尤其是自己，熊胸中那团火焰，已经燃烧得让他坐卧不安。何应钦终于停止了在镜子面前摆弄姿势，坐在了桌子面前，开始仔细阅读今天陆续送来的西安事变相关的情报。
张学良、杨虎诚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为达“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消息传来，南京政府一片哗然，乱作一团，各派力量迅速分化组合，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双方各执一词就如何营救将接受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此，何应钦当面顶撞宋美龄。他说：“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应当立即展开军事行动。”宋美龄则予以回击：“动用武力，必然会危及委员长性命！你这样做意欲何为？”
何应钦脸色骤变，随即冷眼相向：“妇人之见，只晓得救丈夫。”
宋美龄
宋美龄反驳道：“我决非挂念丈夫安全之妇人！委员长的安全，直接关乎到国家的安全。一旦展开军事行动，你有什么手段掌控局面，两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宁夏等各地军阀政要，都虎视眈眈，他们那个能听候你的调遣？到那时如果他们一个个趁火打劫，借机扩张，或者站到张、杨一边，你该如何收场？”
何应钦不得不承认，宋美龄的话不无道理。一旦讨伐失败，他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内战，后果更是无法估量。在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坚决反对下，何应钦被迫改令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以及西安近郊等地。
孔祥熙
但何应钦此举的目的有两个：假如在讨伐中殃及蒋介石的性命，他便可顺理成章取而代之；倘若出兵救出了蒋介石，他又可以成为救驾攻城。同时他认定，只要南京政府出兵轰炸西安，蒋介石就难逃此举。16日，，何应钦正式宣布对张学良、杨虎城部展开军事行动，并集结7个师于潼关前线，所有的飞机在洛阳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就可对西安展开攻击。此前，中央军在华县已与杨虎城部发生冲突。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何应钦收到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蒋介石让他延缓轰炸3日，何应钦看着书信，只能作罢。
20日，上午，宋子文抵达西安斡旋，和平解决争端初见端倪。宋子文又力争延期3日，并在22日亲再赴西安，劝蒋介石“宁抗日，勿死敌手”。蒋介石的内心逐渐平静，决定接受张、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何应钦虽尴尬不已，但还是硬着头皮去机场迎接蒋介石，并在欢迎会上为蒋介石宣读答词，述说他为伸张国法而主张讨伐的苦衷。蒋介石一方面对何应钦的主张动机不纯心怀芥蒂，另一方面又觉得何应钦此举是对张、杨二人的威慑，而这种威慑正好能达到震慑张、杨二人。因此，蒋介石对何应钦此间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发难，但从此以后二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复杂起来。
何应钦、白崇禧
出席日军投降仪式，是最高光的时刻今天，是特别而又隆重的日子。即使对于见惯了大场面的何应钦来说，今天也是他毕生之中最荣耀的日子。为了这一天，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苦苦奋战了14年。如果从甲午战争算起，这一天已经跨越了苦难而漫长的51年，在这50多年里，日本那巨大的魔爪始终笼罩在中国人头上挥之不去，而今天，他将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在南京接受日本驻中国派遣军的投降。
1945年9月9日上午8时50分，何应钦身着米黄色军装，佩戴上将领章，斜跨武装带、率受降官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奖将萧毅肃、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来到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在灯光照耀下，踏着音乐声进入受降席就坐。9时刚过，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递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连忙起身双手接过，并在快速翻阅后，用毛笔在两份投降书上签字。冈村宁次从从口袋里取出圆形水晶印章盖印后，令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正式递交投降书。何应钦接过投降书检视后，盖章签字，并将其中一份投降书交给冈村宁次。
何应钦在受降仪式上
在受降仪式最后，何应钦发表了抗战胜利广播演说，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特别吩咐将签字用的墨。砚保存起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并将他本人签字用的毛笔带出来，留作永久纪念。
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
能够代表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投降书，一方面可以看出何应钦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资历之深无人能及，同时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何应钦在抗日战争中卓越战功的肯定。
大厦将倾，风光不再但令何应钦意外的是，就在他风光无限，踌躇满志地接受冈村宁次投降书的那一刻，蒋介石对于他的清算正悄然而至。1946年6月，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被撤销，成立了国防部，何应钦被解除了参谋长以及陆军总司令之职，改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一下子从权力的巅峰落地的何应钦，不仅被逐出权力核心，而且被抛到了大西洋彼岸，这个变化令何应钦难以接受。
但蒋介石作此安排，早有端倪。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方面就曾派代表到重庆询问蒋介石接班人一事，蒋介石以自己身体康健，硬朗为由推辞掉了。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旧事重提，蒋介石只好推出何应钦来加以应付。不料，何应钦听闻喜讯后，以为蒋介石念他劳苦功高，真将他列为了接班人，一时间摆不清自己的位置，竟在黄埔系中“自成一派”，企图搞“何氏内阁”，这些彻底触到了蒋介石的底线，因此被“遍嫡”出局。
其实何应钦对此也早有预兆，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就开始有意培养陈诚取而代之，此时由于陈诚资历尚浅，还有需时间和机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何应钦以军委会军政部长兼任第四战区总司令长官。1938年1月何应钦任军委会参谋长，仍兼任军政部长和第四战区司令官，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助手。
在此期间，何应钦参与了台儿庄战役的上层决策，指导和指挥了徐州会战，参与制订了武汉会战的计划。在其第四战区司令官职由张发奎接任后，他本人以参谋总长身份，往来于各战区、战场之间，先后参与指导了南昌、随枣、长沙和桂南、浙赣会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应钦奉命宣布中国军队开入缅甸设防，并指导了入缅远征军攻入缅甸仁安羌，次年指导缅北会战，荣获一等解放勋章，一等景星勋章，英皇乔治六世授予的二级军师荣誉会员勋章。1944年9月，又指挥了桂柳战役和贵州战役，尽管日军先后占领桂林、柳州，但企图从桂黔向四川进攻的阴谋最终破产。此时，陈诚的“土木系”日渐壮大，尽管在西安事变之后，何应钦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是在1944年，蒋介石执意要扶持陈诚上位。他对何应钦说：“敬之啊，你身兼数职实在太忙，推举个人做军政部长帮你分担一下吧。”何应钦一脸茫然，急忙说：“不忙，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过来。”
陈诚
但没过多长时间，蒋介石再次提及此事，何应钦这才反应过来，蒋介石是真要拿他开刀了，，于是他极力保举顾祝同接任，蒋介石却提名陈诚。何应钦心中不服，便对部下抱怨道：“陈诚算个什么东西，我当师长的时候，他还是个连长呢！”
可陈诚依旧当上了军政部长。从此何、陈矛盾日渐加剧，两人的境地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为了安抚和补偿何应钦，蒋介石随即任命何应钦为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1944年12月，何应钦指挥四个方面军，披挂上阵指挥了湘西会战，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获战利品20多吨。随后乘湘西会战之勇，何应钦发起桂柳反击战，收复广西，为反攻广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役结束后，何应钦获得罗斯福总统颁发的金椰勋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特别指派何应钦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受降长官，使得何应钦的人生之路，在那一刻，瞬间达到了顶峰。这些表面风光，让何应钦有些眩晕，以至于丝毫没有注意到蒋介石从他后背投过来的冰冷目光。
“甘苦共尝”与蒋介石一起败退台湾面对国军在解放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原本准备前往美国安度晚年（在联合国任职期间在美国购置了别墅）为自己留了退路。但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必须火速赴台“甘苦共尝”，并为他指派了专机。当时许多追随蒋介石的忠臣纷纷流逃海外。何应钦为此苦苦挣扎.。
他心里清楚，在非嫡系看来他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事实上他又与蒋介石有着深深的隔阂。蒋介石对他爱之深，恨之更深。他心里自然忐忑。但最终他还是听从了蒋介石的命令，携带家眷飞往台湾。何应钦乘坐蒋介石派的专机举家迁台，下飞机后却无安身之所，甚至无人问津。
好在何应钦平时为人谦逊宽厚，颇得下属好感，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钮先铭见老长官如此落魄，将自己居住的一栋小楼让给何应钦一架，这栋小楼的产权属于台湾省物资局，看上去毫不起眼，对何应钦一架来说却是绝渡逢舟。驰骋疆场大半生的何应钦，此时先来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其所思之“过”，便是西安事变之责，生怕蒋氏父子刀剑相向。
在此时政局尚未明朗，个人前途未卜之际，何应钦处处小心翼翼。好在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正忙于“总统”复出，对何应钦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照顾。
1949年12月7日，台湾总督府门前挂出了“总统府”的招牌。蒋介石急于复职“总统”之职，太子蒋经国展翅待飞，昔日四大家族只剩下了蒋氏一家，何应钦自知重温过去权倾朝野的旧梦已无可能，为避免未生奢望而引起猜疑，何应钦特意公开自己的态度。
1950年1月6日，美国《新闻观察》记者斯瑞采访何应钦，原以为这位国民党重臣能有什么高深的见地，不料，何应钦却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是国民一分子，在国民应尽义务方面当然不能后人，所以就我内心的由衷的说，从政时不负为国家公仆，现在只希望无恭为一个自由的中国公民。”
何应钦的“识大体”自然给蒋介石省去了不少麻烦，在蒋复职这件事上也表现得颇得蒋介石的好感。
“由于李宗仁移居美国，又未宣布放弃代总统职务，蒋介石的复出，既要有千呼万唤的过场，又要在法理上剥夺李宗仁的代总统之职。”
1950年2月12日台湾“监察院”提请“国民大会”弹劾李宗仁时，作为大陆时期贵州省选举的“国大代表”，何应钦踊跃发言，弹劾李宗仁，请蒋总裁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并在23日的中常会上再次积极发言，请蒋复职。
作为对何应钦支持复职的回报，蒋介石把“总统战略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给他。这个机构成立于1947年，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咨询机构，实际上是被罢黜资深军事首脑的一座冷庙。何应钦从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离任归来时，就是这个机构的主任，后来这一职务给了被夺了兵权的龙云，现在又给何应钦派上了用场。尽管是个虚职，可此时的何应钦却激动得不行，因为他毕竟有了一个“公职”。此后，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表示对蒋介石的真诚拥戴。
被逐出权利中心的日子里，何应钦严格按照“三打一跳”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生活。所谓“三打”，即打猎、打网球、打高尔夫球。
何应钦年轻时就热衷于打猎，此时在靠边站的原国民党要员里，何应钦、白崇禧、杨森的三支著名猎队鼎足而立，声名显赫。
所谓“一跳”，就是交际舞，与一帮闲赋在家的老朋友、老部下把酒言欢，跳舞欢乐，也算乐在其中。这“三打一跳”让蒋氏父子彻底看清了何应钦此时的心态，蒋、何关系反而更加融洽、热络起来，以致“总统战略委员会”主任这一职务，何应钦硬是当了20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逝世后，严家淦特派何应钦等21位党国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并由何应钦、张群等八大员为蒋介石灵柩覆盖国民党党旗。何应钦发表了《永远不能忘的几件事——追思故总统蒋公》，深切悼念蒋介石，缅怀蒋介石的功德与恩德。此时，何、蒋之间的隔阂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对故人的追思与尊崇。
何应钦失势而未失宠，得益于他远离全力核心以后，没有丝毫的愤慨与牢骚，而是紧紧跟随蒋介石的步伐，为了力所能及的事兢兢业业而又“得其所哉”，使他与蒋介石，陈诚的关系反而融洽、和谐起来。我想这便是他功高盖主，还能免得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
优秀作者:流星1984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