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上朝时有满语翻译在场进行满语汉语互译吗？
这个问题不错。在正式回答前，我先来澄清一个概念首先，提问的同志所谓的“上朝”极有可能指的是“御门听政”，是一种非常正式的礼节性大朝，我知道一些同志受清宫剧的毒害，往往觉得皇帝得天天上这种常朝，大部分人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大小臣工排排站相继说事，太监最后吼一嗓子“有事启奏，无事退朝”，打完，收工。但事实上这种常朝并不经常举行，像康熙朝比较频繁，乾隆朝不过每年举行11次而已。皇帝最常用的方式是“常日视事”，在养心殿或乾清宫或弘德殿召见大臣奏事，这种方式才是皇帝的日常办公的一部分。至于清朝的皇帝召见大臣的时候有没有翻译，这得分两个时期来看。
入关前，不管是皇帝、王公、大臣肯定是以说满语为主的，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粗通汉语，估计停留在只能阅读章回体小说的水平，在正式场合还是需要翻译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就不用说了，就是他本人下令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并开始大力推行。
其本人做为满语的倡导者，在正式的议政场合肯定是说满语的。而从史料上看，清太宗尽管爱好阅读汉文史籍，但是其汉语水平是比较有限的，对汉语的读写能力确实不高。如在天聪六年三月，秀才王文奎就建议，皇太极在阅读典籍的时候选一些语言类人才对文章加以“翻写”，方便其理解。可见其在阅读汉文史籍的时候要借助翻译才能理解文义。
《天聪朝臣工奏议》：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写，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汗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在平时处理政务的时候，正式场合之下，不免需要让兼通满汉的通事进行口译，以免误事。所谓“六部汉官开口就推不会金话，乞汗把国中会金话的汉人，会汉话的金人，挑选若干名，把六部承政一人与他一个通事，他若有话，径带通事奏汗，再误了事体，他又何辞！汗之左右，亦该常存两个好通事，若有汉官进见，以便问难，觇其才调”。
所以，清太祖和清太宗处理朝政的时候是须要翻译的，否则和汉官交流就会有些困难，导致政事参差。所以，在天聪年间，为了更好的处理朝政，沟通上下关系，故有启心郎之设，其中一大职能就是翻译。
《啸亭杂录·卷二》：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坐其中参预之。
所以，综合史料来看，清朝入关前的二帝由于其汉语水平不高，肯定是需要借助翻译来和汉官交流，处理日常政务的。
入关后，随着清朝皇帝文化程度提高，大部分时候满、汉双语成为标配，上朝议政根本不需要借助翻译。在清朝入关，定都北京之后，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是会说满、汉双语的，就连清朝末年的光绪皇帝也是通满、汉双语，满语水平也就是末帝溥仪最为差劲，几乎不会讲。
像康熙皇帝在闲暇时间，经常写诗赠与大臣，还会在经筵上待讲官讲毕后，他会亲自复讲典籍，“玉音朗然，文义晓畅”，显然这文化水平不是入关前的那两位可以比的。就康熙这样的水平面对满、汉臣工还需要翻译么？
下图为康熙的诗文
乾隆那就更不用说了，不仅满语、汉语不成问题，还自学了蒙语，在准噶尔汗国内乱的时候，乾隆就亲自说蒙语与准噶尔降人对话，以了解准噶尔汗国内乱的情况，为进军准噶尔汗国积累情报。“辛未春，酋长萨喇尔来降，上素谙蒙古语，已悉知其簒弑之情”。
以下是乾隆亲自撰写的《御制开惑论》部分，其文细致的阐述了其力排众议、用兵准部的的基本过程，并塑造了三位人物，以他们互相辩论的形式阐发了自己的疆域观和中国观。
所以，入关后的清朝皇帝在上朝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任何翻译。值得一提的是，早在顺治年间，有翻译职能的启心郎就被裁撤了，其中一大原因估计就是入关清朝皇帝的汉文汉语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启心郎的作用大为减弱。
而在《清会典事例》、《国朝宫史》清廷官方政书的程序记载上也没有通事这样的翻译人员出现，更说明清朝皇帝在这样的常朝是亲自用满、汉双语与大臣进行交流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缺乏使用满语的环境，上至高官下至普通旗兵这满语的读写能力是越来越低了，仅仅只能背诵自己的履历蒙混过关，如乾隆元年一个叫陈遵的汉军旗人官员，“伊等清语，仅止温习履历，问及他语，俱不能奏对”，开封府的八旗驻防兵丁也是“清语除履历外，能者甚少”，清廷上上下下早就出现了汉语熟练，满语极为生疏的现象，而且越往后越严重，所以么，越到后来估计用汉语奏事的比例就越高，沟通更加没有障碍了。
综合看来，清朝在入关前，清帝在处理政务时，是有翻译在场的。清朝入关后，随着清帝汉文化水平的提高，就不需要借助翻译了。
引用文献：《清会典事例》、《国朝宫史》、《清高宗实录》、《满洲实录》、《康熙起居注》、《西域图志》、《啸亭杂录》、《天聪朝臣工奏议》
优秀作者: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