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动辄卖身葬父母，或为奴或为娼，不就是挖个坑的事吗？
如果古人都抱着这种想法，那么古代的乱葬岗就不知凡几了，社会的伦理也早就崩塌了。
在我们古代的文化里，关于一个人毕生的最大概括就是“生老病死”，生来世上，死在土里，或许中间他做了什么都不重要，但落叶归根于何处，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的“祀”都还要排在兵事的前面，对于天子来说，祀既有对上天的祭拜，也有对祖先的祭拜，而普通人呢，难道就没有祭祀的要求了吗？
其实一样是有的，普通人也有根，也有祖先，唯有做好祭祀才能延续血脉，保证不忘掉先辈，以后自己才不会被后代忘却，这成了我们古代宗法传承的核心习惯，可想而知，如果古人因为贫穷就随便找个地方将亲人埋下，这种宗法的传承会不会断裂？
所以丧葬之事，必须得体面，即便生活窘困，基本该做的事情都要做到。
《礼记》中早早提到“礼法”的重要性，一个人的一生，是由礼来贯穿的，因为古人没有自我价值的概念，唯有以礼度人，完整的礼塑造一个人，所以“始于冠，重于丧”，这是一个人的大体，甚至能概括为一生。
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
到了秦汉时期，对于“孝道”的提倡更加深入，汉代的大孝子董永“卖身葬父”成为了佳话。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一个男子不论地位高低，他首先是具备尊严的，成为谁的附庸都不体面，正所谓膝下有黄金，男子一旦下跪，一切的意义都将变得苍白，可这些说法，都没有办法强加在孝的身上，如果一个男子为了葬父而下跪卖身，那么他首先是值得被人尊敬的。
因为大汉以孝立国，而古代的传统宗法讲究血脉传承，两者的结合，让董永的行为意义更大于本身的尊严。
一代的卑微不可怕，可怕的是忘却过去，西周东周数十代诸侯的起起伏伏正印证了这个道理，没有谁是永恒的霸主，也没有谁是一直偏安一隅的小国，回首过去，历史最重，传承无比珍贵，过去的辉煌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浪花罢了。
孝大于名，根大于叶。封建时代的中国，土地吞并现象极其严重，对于一些宗族而言，这种反复的土地变更对他们的打击最大。
宗族的发源，往往源于“一块地”。
在这块地安居乐业，传宗接代，最终走完一生，生于斯，也葬于斯，这就是古代人最理想的状态。
这也说明了，古人的观念里，一个人去世后的“墓地”是有规划的，并不是随意埋葬的，因为在一开始便不存在土地的归属权争议，所以生老病死，并非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
可问题来了，理想终究只是理想，土地是会因为利益因素发生兼并现象的，土地一旦失去，这种宗族的稳定性就会被破坏，很多人被迫流离失所，如果运气不好客死他乡，那么该如何埋葬是一个大难题。
虽然土地丢了，但“根”不能抛弃，既然不能“落叶归根”，那最起码要“落地生根”，所以为了对于扭曲的土地兼并现象进行道德上的矫正，古人会对“卖身葬父”这种现象给予最大的宽容，甚至是有能力者还要进行帮助，这被视为最大的善举。
从而也能说明，为了孝而卖身并不可悲，因为社会上的富人一直在驱逐穷人，可再如何驱逐，都总要给穷人一丝生存的余地，假如连丧葬之事都要苛求打压，那么一个人的根本都被毁灭了，对于社会而言并非是好事。
因此名声固然重要，但在名声的前面，道德和孝更重要。
晋代著名史学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就因为葬母的不当被贬官，颇具才华的他，最终因为道德问题被人非议到晚年，然后郁郁而终。
这一切都因为陈寿已经在洛阳定居，甚至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快车道，可问题是，他的祖地是在蜀地，他的父亲也被埋葬在了蜀地，理论上来说，在他的母亲去世后，他要将母亲带回蜀地与父亲合葬，可陈寿的母亲知道儿子正在人生关键时期，便留下了葬在洛阳的遗言。
也就是陈寿母亲对儿子的“理解”，让陈寿陷入了不孝的舆论中，陈寿没将母亲“落叶归根”，让整个朝堂对陈寿批判不已，虽然陈寿为了完成《三国志》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但朝堂没人会理解他，因为这是最根本的礼法问题。
陈寿尚且如此，相比陈寿，数不尽普通人的“名”在世人眼中是不值一提，根本没有孝重要，因为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人，只会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比如陈寿，他有能力安葬好母亲，别人就会要求他将母亲安葬在祖地，所以礼法对人的道德是一直存在的，只不是按档次来区分罢了。
因此，孝大于名，根大于叶，这也是很多落魄子女愿意“卖身葬父”的根本逻辑，他们并不会害怕别人嘲笑他们，这是社会的共识，不仅不应该受到鄙夷，更应该收到尊重，反而是随便将亲人葬下的那些子女，会被人唾弃，自己的余生也将良心不安。
而为了“约束”这些百姓们的行为，古代官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就在户籍制度上下功夫。其实不管怎么说，古代都是有贫贱之人草草将亲人随意埋葬，这也是一些乱葬岗的来源，这种情况会加剧社会伦理的崩溃，因此官府便将人的籍贯与此挂钩。
前面说到土地兼并导致许多百姓的“祖地”丢失，这才是许多人落叶无法归根的根源，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人都是流民，他们原先籍贯的登记，已经失效了，所以官府会将死人的丧葬事宜与籍贯更新绑定在一起。
例如大多数女子“为娼为奴”，这既是为了讨要一笔钱埋葬亲人，也同样是为了给自己安排一个新的籍贯。
为娼者，为奴者，本身也是有其特殊籍贯的，在古代时候叫做“贱籍”，但别看牵扯到一个“贱”字，便以为贱籍是唾手可得的不稀罕物，事实上正相反，贱籍虽贱，但却不是谁想得就能得到的。
所谓“贱籍”的称呼，既有对职业本身的鄙夷，也有对这些人经历的概括。
古代流民的形成，一是闹灾荒，二是土地出卖以至于无家可归，而后者其实占大多数，但本质上、都是土地的闲置与丢失。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是封建的小农经济，朝廷最希望百姓保住自己的土地安居乐业，不要变卖自己的地产，所以那些卖掉了自己土地流落他乡的百姓，在转业的时候，便会按上一个“贱籍”。
这既是一种变相的惩罚，也是给这些流民一些活路。
可贱籍说起来是不好听，却始终还是“籍民”，如果流离失所久了，还拿着以前的籍贯，被官府查到那就是大罪，所以即便没有“卖身葬父”的需求，很多流民都会想办法为奴为娼，因为这是保证他们活下去的规则。
而那些流离失所并且有亲人在路途中丧生的可怜人，就刚好能以此机会改变籍贯，虽然说起来残酷，但比起一般的时候，“卖身葬父”这个理由都更被人同情，一些大户人家一心软，可能就解决了这些可怜人的丧葬问题，甚至还给她不错的生活，这未免不是一种活路。
同样的，在某些朝代，官府还会规定将一些人的籍贯与亲人的“埋葬地”挂钩，比如某巴蜀的某一家子流民逃到了江南地区，到江南地区的时候，家里的男主人去世了，那么活下来的人想要落户江南，便要想办法将男主人好好安葬，随后在官府出具证明申请，这就是“落地生根”。
官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硬性要求，本质还是两个原因：
一、给流民活路，不让他们继续流离失所，只要他们能够留下来，社会便不会乱，生产也会恢复，人才是经济的根本。
二、保证道德伦理的秩序，落地生根也会有前途未来，失去了一切但都不能失去根。
所以基于这种规则，胡乱埋葬亲人之事不可为，流离失所者肯定会想出更多厚葬亲人的办法，即便不能风光大葬，但都要做到体面、礼法完备，这也是古代社会的道德特点。
著名的明太祖朱元璋，他当年就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相继死去，便只能跪求地主给他一块地埋葬亲人，后来朱元璋崛起了，衣锦还乡，就将父母的埋葬地修成了皇陵，这也算是落叶有根了，而假如朱元璋当时是草草埋葬甚至是随便找个地方埋葬亲人，那么便不会有后来的“明皇陵”。
卖身葬父也渐渐成为噱头。其实关于卖身葬父的民间故事，在古代那是数不胜数，因为古代的生产环境恶劣，流年数不胜数，就算是有着康乾盛世的大清，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每一年都有饥荒存在，数不尽的难民各地逃窜，这里面又有多少人做不到“落叶归根”，只能“落叶生根”了。
但也是真真假假掺杂在一起，令很多假的也变成了真的。
比如“卖身葬父”，其本质是以孝心作为噱头来吸引别人的怜悯，每个人都是有善心的，所以每每看到这种可怜人，便会尽自己的能力进行帮助，而这种帮助，就成为了一些谋生者的目的。
对于流离失所者，“卖身”已经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找到一个好的人家、他们反而能过上比平时好上无数倍的生活，所以古代也有一些打着卖身葬父招牌的人行乞，这是道德需求滋生出来的社会现象。
可面对这种“假象”，社会上也没有杜绝之法，除非狠心一些权当是骗子处理，因为这本就是社会共识对道德的保护，一旦别人率先放弃了底线，就成为了无解的阳谋，试想，谁愿意编织“卖身葬父”的谎言，但当她真的愿意的时候，她便已经占据道德的高点了。
所以卖身葬父的现象是有，而且也不少，可这其中也有大量的浑水摸鱼者，以至于让古代社会看起来似乎“卖身葬父”者很多，他们宁愿“侮辱”地卖身葬父，都不愿意随便找个坑将亲人葬下，事实上，这种借口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牟利的工具。
总地来说，古代的卖身葬父，其背后本身掺杂了利益、道德、社会等等综合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表象，只是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生产力的进步，今人看待古人的思想便不同了，但看待历史，很多时候并不能太过超出其本身的时代角度。
因此代入古人的一些特质，一切看起来就变得十分合理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看书或者听故事，古代女子贫苦为了葬父母，不得不做出卖身的举动，难道过去社会也大操大办丧事？
原创作者:纪元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