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活动(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社会的控制及影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非的主要沿海城市逐渐完成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分离过程。20世纪20年代，上沃尔特的两个主要城市中也开始了欧洲人与当地人民之间的隔离。在1920年之后的瓦加杜古与1926年之后的博博-迪乌拉索，欧洲人的定居、城市规划的实现和卫生措施的执行与殖民控制的发展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联系。

欧洲人的社会控制和排他性社会的建立

在隔离和控制的过程中，城市中发展出了独立于土著社区之外的专门供欧洲人聚会、休闲和社交的场所。上沃尔特也不例外，欧洲人口集中在该领土的两个主要城市，这使这两座城市发展出一种显著的殖民控制下的生活方式，其特点同其他地方的一样，即欧洲人的高度排他性。

因此，了解这些欧洲人在其生活区域内是如何控制或拒绝他们所在地区的非洲社会日常，并发展出自身的生活模式，对于理清欧洲人的殖民想法来说十分有必要。

白人区设立“门禁卡”

1925年，瓦加杜古的殖民政府设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来控制当地非洲人在白人区的活动，1926年，博博-迪乌拉索紧随其后也退出了类似的制度：殖民政府利用对啤酒商的啤酒售卖特许权的高额征税，使市场成为了其税收的主要来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啤酒商离开了市场；对于本地人排放的噪音污染，市政府也出台了限时政策来对其进行限制；而市场的迁移则使城市中形成了新的市场广场和商业区，同时也创造出一个摆脱了非洲旧习俗的供欧洲人生活的城市中心。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由混合制公社执行的。因此，1935年，随着瓦加杜古混合制公社的废除，这两个城市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处于欧洲人生活区的市场的喧嚣使欧洲人不堪其扰，尤其是非洲人夜间的出行活动更是严重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因此，博博-迪乌拉索和瓦加杜古的混合制公社针对这些行为作出了限制。

1925年和1927年，瓦加杜古和博博-迪乌拉索的市政府分别对两个城市的中央市场的酒馆施加了税收的压力，这导致市场广场上的酒馆都转移到了非洲人的社区内部。1929年，这两个城市都建立了对“土著”居民夜间出行的严格控制制度，禁止绝大多数非洲人在晚上7点后出门。

1932年，瓦加杜古把这一控制废除了，而博博-迪乌拉索则一直将其保留到1945年。这些驱逐和限制，使非洲人逐渐脱离了欧洲人生活的区域，甚至对当地人来说，欧洲人生活的那个区域仅仅只是一个工作场所了。最后，自1927年以来，博博-迪乌拉索通过了一项关于鼓的规定。与许多其他殖民城市一样，新一届市镇政府很快就表现出了规范“本土噪音污染”的意愿。

除了酒馆及市场所带来了噪音，非洲人日常活动所产生的噪音也引起了欧洲人，特别是欧洲小商人的不满。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博博-迪乌拉索的市场是欧洲小商人的主要居住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欧洲人商业区投资，这个市场范围被北部的迪乌拉索巴村和法拉坎村及西部的河流所限制。

市场中的这些小商人带头制定了反对噪音污染的规定。早在1910年，当他们在博博-迪乌拉索设立办事处时，他们就要求禁止那些喧嚣的晚会，但并未成功。1926年，市政委员会成立，1927年，博博-迪乌拉索终于颁布了一项针对噪声的管理办法。“所有晚上10点以后的嘈杂的聚会、喧哗以及发出噪声的各种仪式，现在都必须得到殖民长官的批准才可以进行。”

这些晚会须缴付五法郎的税款，并须在选定的地点举行，即在欧洲区之外，以避免扰乱其他居民的休息。因此，所有与市场有关的日常节日活动都被驱逐到非洲区:市场失去了其节日功能。1932年，瓦加杜古的商人也试图用税收来规范喧闹的节日，但遭到殖民长官反对道：“这种税收不多，但会损害当地习俗。在不给莫西人如此珍视的习俗带去必要的障碍，同时，保持休息时间内的安静氛围是能够做到的。”

由于当时欧洲商人的影响力很小，非洲城市相对远离欧洲区，再加上莫罗·纳巴宫廷里的皇家鼓手所扮演的重要政治角色，因此，这项建议被拒绝了。在殖民过程中，这些针对非洲人的法令被或严格或随意地执行，导致了市场逐步丧失其原有的社交功能，市场除商业以外的功能区都被迁往非洲社区，欧洲人与非洲人的主要社交场所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被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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