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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的八大山人(朱耷八大山人名号的由来)

历代名家-明-朱耷(八大山人)

朱耷(1626—1705),字雪个,又字个山、道朗、个山驴、朗月、 庵、传綮、破云樵者、人屋、驴屋和因是僧、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明朱元璋之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他的晚年书画均署八大山人四字。这名号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尝持八大人觉经,因号八大”;另说“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者也”。据《个山小像》八大的自署,少为世袭贵族。天性聪颖,八岁能诗。明亡时为诸生(秀才)。他二十岁时“遭变,弃家后避贤山中”。二十三岁“剃发为僧”,释名传綮,号刃庵。三十一岁时“竖拂称宗师,从学者常百余人”。康熙十七年(1678)夏秋之交,病癫。至康熙十九年(1680)还俗。此后住江西南昌,以诗文书画为事,直至去世。八大经历明清之际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皇室贵胃沦为草野逸民,为避害而出家。但其诗文书画极其出色,颇引人注目,清统治者又千方百计地笼络他,“遂发狂疾”。他装哑未狂,均因家国之恨使然。其内心之悲怆由此可见。对山人的种种奇行,当时人们都认为“其癫如此”。

八大山人书法成就颇高,但被画名所掩,注目者不多。黄宾虹尝称“书一画二”,确为至言。 八大的书体,以篆书的圆润等线体施于行草,自然起截,了无藏头护尾之态,以一种高超的手法把书法的落、起、走、住、叠、围、回,藏蕴其中而不着痕迹。藏巧于拙,笔涩生朴,此中真义必临习日久才能有所悟。简而言之,是用篆书的笔法去写行草书,与《天发神恰似□碑》以隶笔写篆书一样异曲同工。

八大山人在中年时各体书风全貌的,莫过于《个山小像》中八大的自题了。他以篆、隶、章草、行、真等六体书之,其功力之深,罕与伦比,可谓集山人书法之大成。 八大去世前夕,书法艺术水平达到顶峰,草书不再怪伟。如八十岁写的《行书四箴》、《般若波罗蜜心经》、《仕宦而至帖》(即《昼锦堂 记》帖),平淡天成,丝毫不加修饰,静穆而单纯,不着一丝人间烟尘气。高僧书法大致如是。近人得其精髓者只弘一法师一人。

八大亦善篆刻,山人的印文往往别出心裁,变化有奇。八大也很注重印章的艺术本体,如:两方“驴屋人驴”印,前一方白文方印把“人”放大,俨然一个铁帐罩在屋上,造成的纵向线条与右侧的横向线条形成对比,右部又多圆形转角,整个印面不 板不滞,巧妙自然。后一方设计尤为巧妙,只用驴、屋、人三字,通过上下左右排列,表达出完整的含意。

朱耷号八大山人、雪个等。他一生对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这样的形象,正是朱耷自我心态的写照。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仰塞之情溢于纸素,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朱耷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朱耷笔墨特点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秀,清逸横生,不论大幅或小品,都有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朱耷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

明宗室后裔,明亡后出家,一生字、号、别号极多,主要有:法名传棨,号雪个、个山、屋驴、人屋,尤以八大山人最为知名。据载,他还曾弃僧入道,改名朱道朗,字良月。在书画上亦有许多画押,如“三月十九日”、“相如吃”、“拾得”、“何园”等,含义较深。另外他署款时常将“八大山人”连缀写成“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愤懑。作为明宗室后裔,朱耷身遭国亡家破之痛,一生不与清王朝合作。他性情孤傲倔强,行为狂怪,以诗书画发泄其悲愤抑郁之情。一生清苦,命运多舛,这形成了天才艺术家必须的人生苦难,更造就了他的艺术价值。

朱耷擅花鸟、山水,其花鸟承袭陈淳、徐渭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发展为阔笔大写意画法,其特点是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并对所画的花鸟、鱼虫进行夸张,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主题鲜明,甚至将鸟、鱼的眼睛画成“白眼向人”,以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其画笔墨简朴豪放、苍劲率意、淋漓酣畅,构图疏简、奇险,风格雄奇朴茂。他的山水画初师董其昌,后又上窥黄公望、倪瓒,多作水墨山水,笔墨质朴雄健,意境荒凉寂寥。亦长于书法,擅行、草书,宗法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董其昌等,以秃笔作书,风格流畅秀健。

朱耷的八大山人(朱耷八大山人名号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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