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功能包括(礼仪功能不包括)

礼仪之功能

荀子从经验的外在感性表象上论证人性的另一面，是儒家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重要补充，其“隆礼”的许多观点，特别是“明群使分”等观点，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隆礼”可谓是荀子的最为强调的，并把“礼”上升到本体的高度。“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成为了安身立本、齐家治国的基础和条件。甚至日常生活也必须依礼而行，荀子曰：“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可见荀子“隆礼”之盛。

荀子“隆礼”源于从孔子“为仁”的外在性上着眼，而缺乏内在的反思与自觉。荀子虽然也讲“修身养气”，然而其所谓的道义、意志、内省等等，皆在礼的框架内论及。

如荀子曰：“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又曰：“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体倨固而心埶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录，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在此，荀子所讲仍然以“恭敬、辞让、诚信”诸礼来匡正仁、义，并通过贵贱、任弃进行论证。

“礼”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而“礼”的取得则通过“学”与“为”，故《荀子》首篇即为《劝学》。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在荀子看来，人性恶，通过法师之礼而为善，并称之伪（为）。

荀子之“礼”是从外加给人的，故礼必须法师才能获得。“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因此，作为仁人君子行贵在于得当，而得当也就是“礼”，“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所谓非“礼义之中”，也就是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凡事应均合乎礼义。

孟子惟义而行，而荀子则惟礼是尊。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孔学的要旨，只不过孟子强调于仁学之根本，而荀子则看重于为仁之践行。

如关于治天下，荀子指出：“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此处明显地看到，荀子所谓实践的全部在于行“礼义”，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行礼义而已，礼义行谓之道，谓之治，是直接针对当时礼义不行、礼坏乐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虽然也讲诚，但是最终将礼义之行全部归于外，仍然将治看作一种“术”，从而使人下降为“工具”的地位。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荀子并未由此诚往上升而达到内在澄明，而是将诚看作一种外加必须经过的路径，即谓诚是“行”、“化”，是“礼”得以附加的条件，这样“诚”就下降为一般的“礼”的位置上。

“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由此可见，荀子之“诚”在于化性，在于“礼”之附加。总之，荀子以“礼义”为本，以外铄为要。

“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荀子是将“礼义”外铄于人看作是一种“术”，而泯灭了人性之本来之善，没有看到人之为人的自觉本质，较之孟子“性本善”逊色不少。由此观之，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化者为人，今之化者为己。求诸己与求诸人，内在自觉性与外在不得已的区分是相当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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