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君主专制弊端(封建专制皇权)
黄宗羲:为什么说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发明?
谭嗣同有言“两千年政治,秦政也。”至今许多人也骄傲地说“百代皆行秦政制”,似乎还以“秦政制”为荣。然而所谓的“秦政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皇帝制度,这一制度成为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典范。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两千年的政治,全都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古人大多把君臣父子视为天经地义之事。但也有一些离经叛道之人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反思与抨击,例如三国的阮籍就写了一篇《大人先生传》,里面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指出所谓的君臣之道只是统治者用来“束缚下民”的手段;东晋时又出了一篇《无君论》,作者鲍敬言在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中说:“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揭示了“秦政制”的本质在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君主专制不过是强者用来欺凌弱者,智者用来欺诈愚者的工具罢了。
由此可见,“无君”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渊源。而到了明末清初之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社会出现大变局,对君主专制的反思变得更加深刻。唐甄的《潜书》、王夫之的《黄书》以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都有着许多离经叛道的观点。其中《明夷待访录》更是被清朝的保皇派奴才斥为“背理灭伦”,他们宣称“天下无无君之国,即天下无不臣之人”,然而《明夷待访录》却直击君主制度,戳痛了封建主义者的软肋,故而被他们狂吠唾骂,可见此书的杀伤力极大。
明末奇书
“明夷待访”是什么意思?
黄宗羲的书取名叫《明夷待访录》,书名就有着很深的含义。黄宗羲于康熙元年开始写作这本书,彼时天下大定,清朝统治日趋巩固,眼看着反清复明已经无望,黄宗羲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之笔墨,以待后世传诵。在《题辞》里说:“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这也是书名中“待访”两个字的含义,黄宗羲以箕子为榜样,希望后世贤德之人能够通过自己的书得到启发,以便继续完成反清大业。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它的卦象为上坤下离,意指光明隐入大地之下,四周都晦暗不明,天下大难。象征着明朝已经沦亡,随着清朝的建立,中国也就陷入了极度黑暗之中。而作者生于如此昏暗的时代,已经无力回天了,他只能将“国家治乱之原”和“生民根本之计”著述成书,留待后世借鉴。
这便是《明夷待访录》这个奇怪的书名的含义。
人们为什么要建立君主制度?
君主是封建专制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黄宗羲认为要探明封建国家的治乱之原,首先就得研究君主的职分。
根据人性,人们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因此,君主的本分应当是为天下人兴公利,除公害。在黄宗羲看来,君主作为公共人物,不能有一己之利,而是要为天下人勤劳奔波,甘当天下人的公仆。正因这个位置与天下大多数人的性情相违背,所以在上古时代,许由、务光等人不愿意担此重任,他们纷纷逃避,辞让天下而不受,这也是《庄子·让王篇》里所说的现象。
人们不愿担任公职,只得委托像尧、舜、禹这样的人来为民服务。唐尧举贤任能、兢兢业业;虞舜巡视天下、死于苍梧之野;最悲催的莫过于大禹,他为天下奔波得大腿不长毛、小腿不长肉,一连三次路过家门都没空回去看看。可见君主要任天下之劳,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只有品德高尚之人才愿意担此大任。
黄宗羲认为正因君主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需要用任期制来结束公仆的服务期限,以免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尧舜在晚年都禅让了,此所谓“入而又去之者”。这才是人君的职分,因此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君主制度为什么堕落成了专制?
然而到了后世,自从“秦政制”建立之后,君主制度逐渐演变成君主专制。人君这个位置手握的权力越来越大,分量越来越重。许多人通过担任君主来满足一己私利,不再为天下人服务。
专制君主不认为自己需要为天下人兴利除害,而是说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手,他掌握着利害的分配权力。所以,专制君主常常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违反人情,不准人们各私其私、各利其利,而是把自己的个人私利冒充成天下的公利,要求所有人都要放弃私利而服务于它,并说: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因为这是崇高的。
刘邦曾问刘太公说:“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后世的人君也常宣传“光有天下,克成大业”,把天下说成是某个人、某个组织的事业,其说法鄙陋不堪。专制君主既然把天下视为产业、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自然就渴望要代代世袭、受享无穷了。可是天下如果是产业的话,那么天下人也就不会纷纷躲避,而是觊觎不已,垂涎欲滴了。结果治乱兴亡也就在轮流坐庄中循环往复,你方唱罢我登场。胜利者高呼“克成大业”,破产者哀叹“愿世世无生帝王家”。
要想逃出这种地狱轮回的周期律,就得改变君主的职分,明确其公仆地位,敢有将天下视为个人之产业者。天下人必将“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得而诛之。黄宗羲认为,以其把天下的安宁寄托在一个专制君主身上,那还不如无君无公仆更好些。
封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有时候国家衰灭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而国家昌盛却会加深人们的灾难。例如桀纣之亡,天下人无不称快;暴秦、蒙古兴起,反令世人蒙其荼毒。治乱兴衰的判断标准不在于国土的大小、国力的强弱、财富的多少,而在于万民的忧乐。
可是,在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里,天下被当成了个人的产业,而官员也就成为了皇帝的宦官和宫妾。世人不再认为是为天下而设官职,反倒认为官职是皇帝授予他们的——皇帝把自己的产业分一部分给他们经营,因而官员们都感恩戴德、俯身叩首。他们的工作只在服从皇帝,讨得皇帝的欢心,而不管万民的死活。
黄宗羲认为“君为臣纲”乃是一种荒谬,君臣只存在职分上的关系,在职则为君之师友,离职则成为路人,并不像父子那样有着不可割断的血缘联系。君与臣其实都是公仆,不过是“名异而实同”而已。然而封建君主专制却把君臣比作为父子,认为臣子的生活、生命都要仰仗于君主的赐予,这种变态而畸形的价值观乃是思想控制的产物。
当君主制度异化成为君主专制之后,君主就从天下人之公仆一跃而成为了天下人之共主。从前是君主为天下人服务,现在却变成了天下人为君主服务了。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秦政制”起了关键性作用,它把专制变得制度化与合法化,而且还通过焚书坑儒的思想控制,在人们的大脑中造成了专制合理化的幻觉。
黄宗羲敏锐地察觉了这种转变,在《原君篇》中他就讲述了君主制度的异化,并且认为在异化之后,君主专制已经成为最坏的发明,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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