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在医疗领域的含义(谈谈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理解)

谈谈“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一语出自苏轼《思治论》，意思是向最难的地方发起冲击，树立最远大的目标。

这篇政论文是苏东坡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在凤翔判官任上所作。凤翔这个地方如今隶属陕西省宝鸡市，盛产西凤酒。苏东坡来此任职是宋仁宗钦点的进士及第、朝廷命官。层层光环之下，正是这位青年才俊踌躇满志之时。

这也是苏东坡与弟弟苏辙第一次分别，留下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的名句，这首充满人生无常、光影无定的七言律诗饱含禅机，不像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的诗作。所以说，苏东坡的思想早熟由来已久。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的四月，宋仁宗驾崩，这位北宋在位时间最久，留下一代仁君美誉的君主，重用了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晏殊、狄青、种世衡等等名臣名将，缓解了与辽国紧张关系，与民休养生息，但依然留下了“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的突出弊端。

苏东坡敏锐地发现了国家弊端，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思治论》。他的施政纲领是：“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一是整顿吏治，严格考核，选优黜劣；二是维护百姓利益，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减轻百姓负担；三是开源节流，丰富财库；四是练兵强军，是实战为导向，加强国防军事力量。

这些政策切中时弊，实事求是，是宋代不可多得的杰出政论文，其中拳拳的忧国忧民之心和炽热的青年报国之志跃然纸上。

苏东坡这一代青年才俊的精神与范仲淹、欧阳修一脉相承。从范仲淹等人发起“庆历新政”开始，整顿吏治、练兵强军、发展生产已经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君子情怀。

诚然，人们会经常将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同时对苏东坡颇有微词，或对王安石抱有质疑。但两者爱国为民之心却是相通。所以，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却在保守派旧党那里也推荐王安石变法措施中的可取之处。这样一来，无论是变法派新党，还是保守派旧党，都不会也没有待见他。苏东坡的一贬再贬，不是没有缘由。

保持实事求是，在当时党争不断、互相倾轧的朝堂，不仅难如登天，而且朝不保夕。至今再读苏东坡的《思治论》，依然能够感知穿越千年的智慧与逻辑。其中有一段涉及到群众利益与民意舆情的论断同样发人深省：

“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

这段话鲜明地指出了一点：那就是满足群众利益，不是顺从大众当中的一些言语口舌，而是紧跟大众没有说出来却一致的立场和利益，这才叫真的顺应群众。苏东坡深刻点明：很多众人的言语口舌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民意，但却是故意传到我的耳中的，其中不一定没有带着私心。

一位千年前的青年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写出了如此深刻的见地，实在不得不让人钦佩怀想。

在天下纷扰、众口难调的红尘之中，苏东坡洞若观火地发出了“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永恒呐喊，正是家国情怀和君子担当的深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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