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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地方大员(清代地方官员)

年终密考:清代地方大员头上的紧箍咒

清代文献中,凡是涉及到地方官考核就会出现“年终密考”这一词汇,或许很多读者对于年终密考的概念还不是太清楚,御史特整理资料,与各位分享。

清朝地方大员(清代地方官员)

年终密考只针对高级别官员

明清两朝,朝廷对地方文官的考核办法主要是三年一次的“大计”。大计的实行十分严格,也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制度。然而,任何制度随着时间的发展,都必然会留下一些弊端。

大计之弊主要有二,一是三年一次时间太长,朝廷无法随时掌握官员的政绩和能力;二是大计主要是督抚考核,主观性很强,容易滋生政治腐败。

故而,从乾隆朝开始,便有了“年终密考”的新制度。

乾隆元年,乾隆给各省督抚明发了一道上谕:

“朕即位之初,各省道府诸员皆不深知其人,汝等可将各属员贤否事迹,各折奏前来,务须秉公甄别,以备朕用。”

这道上谕,可以理解为年终密考制度的起源,但真正形成定制则是在乾隆四十九年。也可以看出,年终密考的主要对象是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等高级别官员,州县官并不列入考核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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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何要实行年终密考?

年终密考是以每年为时间限制的,这就有利于皇帝掌控地方大员。既然是密考,就得体现出“密”的重要性。

皇帝对密考十分重视,稍有纰漏就会及时指出。比如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在上谕中就曾说:

“各省督抚每届年终,将该省司道等官切实出考,密封陈奏,朕亲加披览,即军机大臣亦不发给阅看,原所以慎重考核,严防泄露。”

既然年终密考如此之严密,那么这种皇帝与督抚之间的单线联系,能否保证封疆大吏向皇帝反映的情况属实呢?

清朝地方大员(清代地方官员)

事实上,出入很大。比如道光九年,云贵总督阮元、云南巡抚伊布里在年终密考中参奏云南布政使王楚堂“官声渐差,舆论不洽。”

道光是个细心的皇帝,他本人对王楚堂的印象也不错,总觉得督抚的考核可能存在隐瞒。于是,他暗中派人对到云南加以调查,结果得出的结论与督抚考核完全相反。

阮元、伊布里因此受到了严厉的训斥,并被处于降一级、罚俸半年的处分。

再如光绪二十三年,两广总督、广西巡抚对思恩知府周天霖密考,但他们却给出了不同的考语。

总督称周天霖“廉明诚笃,处事谨慎。”而巡抚给出的考语是“声名平常,操守难言”。督抚各执一词,这让慈禧太后颇觉愤怒,她下旨让广东巡抚密查周天霖其人。不久,广东巡抚呈上奏折,说周天霖“廉谨有为,品能亲率。”

清朝地方大员(清代地方官员)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年终密考虽然有利于皇帝控制地方高级官员,但同时也很考验皇帝驾驭督抚的能力,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一个官员的仕途前程。

年终密考对地方大员的仕途影响。

年终密考作为地方大计考核的一种补充方式,弥补了大计例行公事的弊端,督抚向皇帝提供了地方大员的详细情况并给出甄别,正是由于年终密考的实施,地方大员的仕途前程被紧紧地握在了督抚的手里。

年终密考事关前程,地方大员就不敢得罪督抚,下级贿赂请托的情况就不可避免会发生,进而扩大了地方陋规的盛行。

换句话说,地方大员在任何时候都得讨好督抚,否则就将面临被参的下场,且不分督抚贤明与否,下级贿赂成了官场上的潜规则。

清朝地方大员(清代地方官员)

比如道光二十六年陕西大旱,按察使张集馨在非常拮据的情况下,还不得不给上级奉送陋规,而此时的陕西巡抚正是林则徐。

林则徐是出了名的清官,张集馨也是少有的能吏,就算张集馨没有给他送银子,也未必会在年终密考上说他的坏话。可即便如此,林则徐也还是按官场旧例,收下张集馨的陋规银两。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督抚密考对于地方大员的仕途影响之大。

年终密考好坏对于官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同治二年,广东巡抚郭嵩焘向朝廷密奏,一口气考核了广东省15位高级官员。所幸,这15为官员事先都送过礼,他们的仕途也因此迎来了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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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三月,广东盐运使蒋志章升任四川按察使,布政使吴寿昌升为湖北巡抚,按察使李瀚章升为布政使,潮州知府李福泰升为道员,其他各员也多升迁。

从相关文献来看,凡是在年终密考中获得好评的官员,一般都会受到提拔,反之则要受到降级、调任甚至是革职的处罚。

年终密考的出台,使得知府以上的高级官员在大计考核中显得无足轻重,多为例行公事。

清朝地方大员(清代地方官员)

大计更多的是针对中下级官员,这也是我们研究文献的时候,往往发现“卓异”一类的头衔,往往都是州县官这一级别容易获得,当然,在大计中受到处分的也是州县官居多。因此,大计对地方大员的影响很小。

温馨提示:通过以上关于年终密考:清代地方大员头上的紧箍咒内容介绍后,相信大家有新的了解,更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