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文学举例(山林文学的含义)
山林文学空间对山林文学的促进，及其审美风貌的孕育
初盛唐河洛文学空间对河洛地区文学，乃至整个唐代文学影响最大者无疑是山林文学。因为这时期洛阳文士在仕隐兼顾的生活形态下，开拓出了山林生活空间，这一都市文士生活新的“半壁江山”，他们长期而频繁的山林栖居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催生出大量山林文学作品。
严格地说，洛阳文士的栖居生活应分为都市园林生活、世外田园生活和山林隐逸生活三类。都市园林生活题材的文学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已经具备作为一种独立文学类型的面目，而田园生活和山林别业生活题材在初盛唐洛阳文士的作品中，则具有合二为一的特征，已经很难划出明显的界限。
一、文士山林生活常态化与山林文学的兴盛在唐前文士的生活中，山林、田园地区一向是远离都市的，山林田园栖居生活和都市生活是对立、无缘的。而中国古代文士的人生追求又以仕途为主，生活地点主要集中于宫廷、都市或京外州县中，所以他们践行山林、田园生活深受时间和身份的限制，颇为不易。唐代文士则普遍定居于都城地区，开拓出都市附近的山林生活和文学空间。
这样就使山林栖居成为一种便利易得的生活，成为了一种可随时践行、自由出入的常态性生活。山林田园栖居生活的便利、频繁，自然会使描写、吟咏这样生活的诗文创作大量产生，达到繁荣兴盛的境地。总观初盛唐时期洛阳地区文士的文学创作，可以说他们都有一定数量的山林之作，在洛阳居住期间他们都可以称得上田园山水诗人。
文学史上所谈论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应该说是诗人数量最多、最大的一个群体。岑参诗歌为人所称道者是他的边塞诗，以风格奇丽著称。但是陈铁民、侯忠义先生《岑参集校注》卷一收录他早期在洛阳、长安时期的诗歌，即开元十七年至天宝八载之间的诗歌共61首，其中大多数都是描写山林隐居生活的作品。
加上卷五所收未编年的56首诗，多是长安时期所作，也多有描写或渴慕山林生活的作品，如《送陈子归陆浑别业》、《送胡象落第归王屋别业》、《送杜佐下第归陆浑别业》之类等。这时期他主要在洛阳、长安一带生活活动，在嵩山和终南山等地都有别业，主要过着山林隐居和都市游历为官兼顾的生活。
可见洛阳、长安之地山林文学空间，对他诗歌的显著影响。唐代都市文士山林生活的兴起，可以说是在武后时期的洛阳地区，到开元、天宝时期更为普遍，达到极盛，并形成洛阳、长安地区并盛的局面。两地这种都市与山林文学空间并存互补的格局，给予了文士们兼顾仕途世俗与山林栖隐两重生活很大的支撑。
二、文士山林生活栖居化与山林文学风格的玄意化1.中国古代山水文学关照自然的两种方式，及其审美风格的差异
文学史上一般把山水文学笼统而论，其实细化地看古人关照山水自然是分为两种主要方式的：一是山水游览，一是山林栖居。两种观照方式中由于主体的生活状态不同、目的和心境不同，所产生作品的审美风格就会有一定的差别。
游览山水自然主要产生在登临、行旅、贬谪、出使、漫游等过程中，具有对象的广泛性、时间的即时性、短暂性等特点。人们不可能对游览对象具有沉潜式的深入体验，但会具有陌生感和新奇感，因而游览中所产生的山水诗文，往往具有壮观新奇之美。
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因为是行军途中的偶然观赏，就颇具惊心动魄之感，所激发的情感极为强烈。谢朓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写到：“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具有新奇明丽之美。唐代诗人的山水游览之作也未尝不是如此，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蜀道难》、《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早发白帝城》等，杜甫的陇蜀纪行诗，初唐四杰的蜀地山水诗，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宋之问的《大庾岭》、孟浩然的江浙游览诗等，都有新奇陌生的悦目之美或壮观雄奇的惊心之美。
栖居山水自然则主要产生在山林别业生活中。山林别业中生活是在一种长期性、常态性的生活，主体对于山水环境极为熟悉适应，因而陌生感、新奇感就会少很多，而细腻性、深入性则会强得多。文士们身处其间，主要目的已经不是游览观赏，而是一种栖居、安顿和体验。
对于具体山水景色的悦目之美，因为长期和经常性的接触，已经不那么在意。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山林景观，所提供的一种能够感发自由、纯粹、高洁人生境界的空间环境和氛围。对于自然景物的关照，他们主要是用心悟而非目击，是体验而非观赏。这样一种观照方式下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自然会和山水游赏之作风貌不同。
它可能会少一些山水游览之作，新奇明丽的悦目之美和惊心动魄的壮观之美，少一些特色鲜明的个性；但又会比它们多一些淳厚盎然的意趣和哲思，使意境更加幽邃深长。如武后、中宗时期宋之问在陆浑山的两首诗歌，在相同的山林之地、相近的生活状态中所写出，仅因关照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审美感受也具有了明显的差别。
这里就不在列举出来，从作品风格差异的实际中，可以看到登临游览和栖居体悟两种方式的山水自然观照中，所产生的审美心态或心理的显著不同，这种不同的心态或心理发之于诗文，也就导致了文学风格和风貌的不同。
2.初盛唐洛阳文士山林栖居生活的盛行，与山水诗玄意化的风貌
初盛唐文士在洛阳的嵩山、陆浑山，长安的终南山中所写山林之作，无疑多属于上面所谈两类山水文学中的后一类，之所以如此，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文士们在这里的生活，主要是栖居而非游赏。其实唐前的山水游览文学中也曾经有过表达玄理的倾向。
如谢灵运的山水诗，但是他的诗中对玄理的表达和山水景色描写，并没有很好的融合为一体，诗中意境仍以新奇明丽为主，很难感发出深厚的意趣和玄思。自然浑朴、意趣淳厚的意境，主要体现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其原因也正在于谢灵运的山水诗，对山水自然的观照是以游览方式为主，而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则是栖居。
对其中生活的观照更多是沉潜和体悟。唐代洛阳文士的山林生活则具有了田园和山林合一的特征，他们在其中生活活动主要是栖隐幽居，而非为了游览寻胜，这就给其山林之作独特风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唐代的山林栖居之作，其实唐初王绩在河汾龙门的栖隐生活中就写过一些。
但文士大量而普遍地践行这一生活，则是在当时士族中央化的风潮下，他们在都城地区聚集定居后。据前文所考察，这种生活是在洛阳地区最先兴起、盛行，后来又发展到长安地区，相关文学作品也主要产生在两京地区。如武后时期宋之问的陆浑庄诗歌，“方外十友”在嵩山的诗歌，盛唐时期卢鸿、岑参、王维、李颀等在嵩山、陆浑山之作。
孟浩然在襄阳的山水田园之作等。这些诗文主要表现为幽逸泠然、自然秀逸之美，并多透露出以佛道思想，和隐逸思想为底蕴的意趣和哲理。如果就初盛唐时期山水文学数量的比较看，嵩山、陆浑山、终南山诗歌显然多于两京之外山林地区之作，洛阳和长安是这类作品的主要产生地。
其实洛阳、长安周边山川的雄伟壮观，并不比蜀道、庐山等逊色很多，但它们位于都市周边，是和文士仕途、都市生活相辅相联而存的一种生活环境，因此这些山林环境在人们的眼中，和仕途宫廷中的繁剧险恶、都市中的喧嚣凡俗就具有了强烈的对比性，成为和宫廷、都市、仕途直接对比背景中，存在的一个自由宁静、高洁优雅的生存空间。
文士们生活于其中，关照自然山水及田园生活，往往会把它置于和仕途及世俗生活相对比的背景下展开，使它带上绚烂哲思的色彩。这样都市文士对山水自然，及田园景物或环境的认识体验，就会具有人生意义的哲意性，使其文学在内涵上具有引人深思的深刻性。
洛阳山林文学空间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有着不同于一般山水文学的审美风貌，具有幽雅、玄意、富于意趣等特点。这样的山林之作，虽然少了一些一般山水游览游赏之作，因陌生新奇之感而易于具有的各具面目、个性鲜明的特色，但是它们更具有盎然淳厚的意趣，和幽邃深长的意境。当然这样一种山林文学并不是洛阳文学空间中所独有。
而是长安、洛阳两京之地共有的现象。不过洛阳之地毕竟是和长安并立的两个主要空间之一，它们共同育成了初盛唐山林文学独特的风貌。从山林文学空间和山林文学产生的角度看，洛阳之地山林文学的产生更早，长安文学空间都市、山林二重格局和山林文学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洛阳之地的影响的。
三、总结初盛唐时期出现山林文学勃兴炽盛的局面，应该说和洛阳、长安都市地区这种文学空间构成格局，是直接相关的。初盛唐时期洛阳文学空间的构成格局，和文士的生活形态，不仅为他们践行山林栖隐生活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山林文学的兴盛繁荣，也深深地影响培育了他们的自然山水审美情趣，和作品审美风貌。
这种审美情趣和审美风貌，大体说就是山林文学风貌的田园化，审美风格由奇丽壮观或明丽新奇走向了幽泠玄深。另外洛阳文学空间在初盛唐山林文学的兴盛，及其独特风貌的形成过程中，是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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