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十大舞弊事件(高考2021舞弊)

600多年前的那场“高考”舞弊案，巧合还是操纵？背后原因很复杂

火热的七月不知不觉就来了，全国各地普遍开启了“烧烤”模式。对于今年参加了高考考试的莘莘学子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寒窗十余载，终于可以对自己，对父母有一个交代了。

而在600多年前，就有那么一场“高考”，爆出了舞弊的丑闻，产生的社会影响却十分深远，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明朝初年的“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引发众多争议不同，这桩案子却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大冤案。

1、录取结果很“打脸”

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初，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会试即将开始。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明太祖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

刘三吾为当世大儒，人品才学俱佳，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以前也从未曾发生过的“小概率事件”。

明代科举考试，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为每三年各府、州、县考选其俊秀诸生，认为有应乡试资格的，送之于省，称为“郡试”，又称“小考”，考中者称为“秀才”；第二步在各省会举行，叫做“乡试”，考中者为“举人”；第三步在京师举行，由礼部主持，称为“会试”；第四步会试中试者，天子亲自在朝廷策试，称“廷试”，亦称“殿试”。殿试取中者叫做“进士”。殿试按名次分一、二、三甲发榜：第一甲仅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二月，会试开始，经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结果出来了，似乎尘埃已落定。然而，没过两天，却有大批落榜考生跑到礼部鸣冤告状，礼部的大门都差点被砸破。

为什么要喊冤？原因很简单，也很诡异。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士，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地，竟然没有一名是北方人。而且，主考官刘三吾也是南方人。如果你是北方考生，相信你也不会服气。太“打脸”了，这不欺负咱北方人吗？一时街头巷尾流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学士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

2、复查结果依然很“打脸”

朱元璋可不是一般的皇帝，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当时正值&34;发生，牵连之人多为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该案历时十余年，被屠戮上万余人。在这非常时期，居然有人敢顶风作案，朱元璋十分震怒，穷小子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

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调查小组，彻查科场舞弊案。调查小组阵容强大，共有12人，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有舞弊行为的张信，也有以学问高深而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而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

经过一个多月深入细致地调查，四月末调查结论出来了，结果再次让世人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无徇私舞弊行为，中榜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

各界一片哗然，事件再次升级。落榜的北方学子还是不服，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暴君朱元璋再次显示出他不走寻常路的思维，在一片雷霆震怒之下做出了两条更加极端的决定。

一是五月份，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认定刘三吾为“反贼”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

二是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

这结果真的很“雷人”。

3、舞弊还是巧合？

该案过去这么多年了，许多人心里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疑团：为什么经过两次审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人为舞弊操控，还是纯属机缘巧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它的背后竟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自古以来，北方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但自从唐朝安史之乱后，重心开始慢慢向南方转移，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南方教育科技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后期又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游牧民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南方诸省中，尤以江南地区最为发达。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当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大多来自于江南。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几大谋士刘基、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江南各地的才俊。

二是南北方教育文化差距拉大。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反而继续拉大。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观望态度。朱元璋几度兴起的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宁愿隐居山林，也不愿出则为仕，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远落后于南方实属无奈。

三是制定的规则更利于南方学子。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一定的优势。八股文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八股文就&34;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

4、不过是醉翁之意

事实上，“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有明以来就一直存在。“南北榜”案之前的明朝6次殿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从录取比例上看，南方中榜者占据多数，北方中榜者占据少数，并呈日益拉大差距的趋势。而洪武三十年的这一次科举考试竟“清一色南方人”，说是意外也并非意外，不过是偶然中的必然，一个无心避免的小概率事件而已。朝野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难道朱元璋不会明白？

如果认为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考试而已，没必要大动干戈，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古代科举考试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历朝历代，科举考试只是一种手段，目的除了为国家选取优秀人才之外，还有着笼络人心，联系各阶层，稳固国家政权的作用。

“小概率事件”发生后，朱元璋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对待异己朱元璋从不会心慈手软，蓝玉案与胡惟庸案都被定性为谋反案，持续数十年，株连人数达到10余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受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还有谁敢做官，保命要紧啊！于是，许多读书人纷纷逃避科举考试，不再热衷于功名。

凡事过犹不及，治国既要恩威并举，更要宽严相济，朱元璋自然懂得这个道理。对北方知识分子既要打击，更要笼络。“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切入方式。

无论是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等人，都是一些纯粹的知识分子。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无私，无意之中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得罪了所有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刘三吾等人悟不透朱元璋心里的这些“小九九”，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5、看起来还是很美好

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那就是其后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而是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这个制度不但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就连今天高考中的“分省划线”，基本上也是沿用它的模式。

“南北榜”案发生后的第二年，朱元璋死去，还来不及将按地域调配名额的想法定为制度。直到明仁宗洪熙二年（1425），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才制定办法，卷子照样弥封誊录，但注明“南”、“北”字样，分配名额是“南60，北40”。在其后的日子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最终变成了“南榜”、“北榜”，并增加“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根据各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录取比例固定在南榜55%、北榜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

这一创新充分考虑了地域差异，使每个地区的考生都有机会通过科举入仕，各地的民意都能有所传达。清朝建立后，也全部沿用了这个制度。时至今日的高考制度，分区域出题，各学校按地区分配录取名额，仍可看到这项制度的影子。

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乡党政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愈演愈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是其诱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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