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最经典的三部论述(奥古斯丁思想)

奥古斯丁论合一的团契生活

人如何安顿尘世生活是奥古斯丁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几乎贯穿奥古斯丁的所有重要著作。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奥古斯丁的思想，而奥古斯丁对该问题的处理也是我们理解人生在世的安顿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人在自然上是政治的动物”，政治性构成了人的自然规定性，并且他在人的自然政治性基础之上构建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城邦符合并且成全人的自然，因此城邦是自然的产物。这意味着，从个人、家庭、村落到城邦的发展是人从不自足最终走向自足的自然发展过程。人的自然政治性决定了城邦生活的自然正当性，城邦生活为人生在世的幸福提供了可能。

但是奥古斯丁认为，政治不仅不属于上帝赋予人的自然秩序，而且是人的意志堕落从而败坏自然的产物，所以自然政治性不构成人的自然规定性，建立在自然政治性之上的城邦无法安顿人的尘世生活。可见，奥古斯丁反对古典城邦政治的原因，是他认为古典政治哲学提供的安顿人的城邦生活包含着各种罪性，而一个产生于罪和充满着霸欲的城邦不可能完成成全人的目的。

那么人如何实现自我的成全？奥古斯丁将人的成全和上帝的创造行动关联起来，在上帝的超自然的维度下为人的成全提供了一种基督教式的生活方式，所以人如何更好地生活的问题就转化为人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存在本身，被造物从上帝那里获得自身的存在；被造物的自然是被上帝给予的，因此被造物不具有独立自足的自然。既然被造物的存在和自然都是被给予的，那么被造物只有朝向上帝从而在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之中才能成全自己的自然。所以上帝的创世行动为一切被造物提供了一个超自然的维度，从而使得一切被造物的自然的成全都和超自然的上帝相关，因此被造物在超自然的上帝面前失去了古典政治哲学提供的自足性。

奥古斯丁将上帝创世视角下的人界定为社会的动物，社会性构成了人的自然规定性。人的自然社会性意味着，既然所有人都来自于同一个人，那么所有人都要回到同一个人之中。亦即自然社会性意味着自然的合一性，它表明人要通过合一实现上帝赋予自己的好。

人与人之间的结合首先体现为婚姻的团契。婚姻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它属于“一种巨大而自然的好”，并且来自于上帝的戒命，而上帝的戒命是不可更改的，所以婚姻是一件圣事。然而，初人亚当的犯罪导致所有人都带着原罪，而原罪败坏了人的自然。为了恢复已经被败坏的自然，人需要基督来医治自身的罪，否则人无法以有罪的身份成全上帝创世时赋予人的自然。

所以，一方面，自然社会性要求人过婚姻的生活，人在婚姻之中实现上帝赐予的合一性；另一方面，人要信仰基督，并且在基督的中保之下恢复上帝赐予的自然，从而实现人和上帝的和解。这意味着，为了安顿此世的生活，人不仅需要成全自己，而且需要救赎自己。其中前者意味着婚姻的结合，从而使得所有人通过血缘关系回到初人亚当之中，后者意味着个人与基督的结合，从而使得所有人回到作为第二亚当的基督之中。

成全和救赎的双重逻辑要求一个人既要加入到合一的团契之中，也要通过信仰成为基督徒。这意味着真正的合一是所有基督徒组成的合一团契。由于全体基督徒组成的团契是教会，所以一个人只有在教会之中才能实现成全和救赎。教会的合一性意味着作为头的基督和作为身体的教会的合一，基督和教会共同组成了一个人，所以教会和基督的合一就是要使得基督和全体基督徒共同组成一个人。

需要注意的是，基督和教会的合一不仅意味着基督和无形教会的合一，而且意味着基督和有形教会的合一。也就是说，地上的有形教会不仅象征着天上的无形教会，而且有形教会自身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人无法仅仅通过对基督的信仰实现救赎，人的救赎必须要借助有形教会来实现。所以奥古斯丁在否定建立在古典政治哲学人性论基础上的城邦生活的同时，为人提供了新的尘世生活的方式：教会的生活。

奥古斯丁在否定古典人性论的同时，否定了一切尘世政治对人的成全的意义，尘世政治在基督教的创世论视角下成为了与人的成全无关的东西。团契生活和古典的城邦生活的区别在于，婚姻生活和有形教会的生活是社会性的合一的团契生活，而非政治性的政治生活。然而由于有形教会在人的尘世生活中具有救赎的权威性，所以有形教会在掌握了人的救赎解释权的同时获得了一种精神权力，而且有形教会对人的救赎的权威阻碍了古典政治所具有的自足性和自主性，并且有形教会的精神权力的存在导致了中世纪的教权和王权之争，而新教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有形教会所拥有的精神权力。所以奥古斯丁在为人提供合一的团契生活作为人生在世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古典社会没有的新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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