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的情怀美文(老屋翻新改造)

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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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母去世之前，父母是绝对不敢提出分家的。传统文化耗费千年打造一种叫做“四世同堂”的荣耀桂冠，终于落到曾祖母的头上，于是她赐给我乳名四层。

弟弟出生以后，全家十一口人挤在前四后三的七间房中，加上中间一条过道。过道也有一间屋的长度及宽度，中间用木板隔开，上面亦可住人。后屋三间除中堂外，一间住着曾祖母和我，另一间住着爷爷奶奶。但前屋也有中堂，而且有一间与中堂毫无间隔的偏堂。那么，父母与姐弟只能挤在一间房中了，两个姑姑在另一间房。至于叔叔，也许是住在“楼”上吧。

从房屋的造型上看，这大概不全是祖上留下来的房子，因为父亲出生时，爷爷还是每年需要雇几个人挑担给国民党政府上交公粮的富农。过道上的木楼本来是不住人的，据说原来是用来放置木板，因为爷爷的爷爷有半座山。

童年真是无忧无虑啊，直到曾祖母去世后两年，父亲与爷爷分家，我都不记得每晚睡觉时的事，甚至连曾祖母死后我与谁睡在一起都不记得了。我甚至能记得曾祖母的小脚、拐杖、熬粥的罐子，却连她死后两年我睡在哪里都不能记得，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就是一个晚熟的人了。

前不久弟弟曾说，他很觉得曾祖父、爷爷无能，没能置办更多的房产，他哪里知道那一个时代哟。我只是回了一句，曾祖父三十九岁就去世了。有时，死得早也是一种幸运。

从房屋的位置来看，曾祖父或高祖父能从上塆搬到下塆，成为离池塘、水井最近的一户人家，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曾祖父的另三位堂弟，仍住在上塆。

父亲分家，并不是盖的新房，而是买二曾祖父的老房子，五间、带一门楼，七百元。于是又算是回到上塆了，从一处老屋搬到另一处老屋。二曾祖父的儿子在县外贸局上班后，就迁到了县城。

塆虽不大，且房屋相连，却分下塆、上塆、小塆，只是因为其出现的先后顺序。

据县志记载，仅在清代雍正到乾隆四十九年，全县人口就暴增了四倍。结合家谱，我猜测我的祖上就是在乾隆年间从大余塆迁到现在这个村庄的，那时这个村庄名叫东鲁，百十年前------极可能是中华民国初期------才改名东余家，又叫小余塆。

余姓迁来后，才有了上、下塆之分，虽同一个村庄，却渐渐发展到势不相容。鲁姓是地主，是京官之后，在富过几代之后，就凋落了，终于不知搬到何处去了。在爷爷的爷爷兴起时，鲁姓最后一代纨绔子弟吃喝嫖赌已将山产田产败得差不多了。

传说：在寒冬腊月，鲁姓少爷将银子撒入门前池塘，看余姓少年潜水为乐。余姓渐富后，鲁姓又在上塆屋后的山谷挖一池塘，意甚歹毒。

上塆、下塆的叫法就这样沿袭下来。解放后人口增长，又出现了小塆。

我很奇怪鲁姓地主为什么没有砖石结构的古典建筑风格的房屋遗留下来，仅在临池塘的一侧留下来一排砖墙。如果我猜测得没错，鲁姓地主的房屋一定是被扒掉了，仅有临塘的墙壁没有扒；各家分得一些砖瓦，那些大青砖后来大概进了坟墓。

如此推算下来，我出生时的老屋至少有七十年了，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购买的老屋也已有七十年了。

土坯建造的房屋到底能保存多久？百年？恐怕更多的依赖于栋梁的寿命。山村的房屋，栋梁大多是松木的。

我出生在为期十年的一场大运动中期，晚两年出生的弟弟，就一定不记得有什么语录、打靶甚至是生产队的猪圈了。

那猪圈就建在我出生的老屋的门前。我虽不记得每晚就寝于老屋哪一间房，但却很熟悉那个猪圈，见过公猪发情，见过兽医骟猪。

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不知道猪圈建在门口的原因的。稍长大一些，听说生产队还曾在老屋的院子里挖过粪池，两者联系起来就知道原因了。那老屋还被抄过一次家，或者两次。

一个人出身不好，是命中注定，父亲就是这样被命中注定的。出生于这个老屋的父亲，二年级下学期就不让上学了给生产队放牛，吃大食堂时只给舀最稀的而差点饿死，十二岁开始帮奶奶推磨、挑水。所幸他学了泥瓦工，成为顶优秀的泥瓦匠。

出生于这个老屋的爷爷，上过十年学，却仍然当了一辈子农民，顶优秀的农民。

出生于这个老屋的我，上过十四年学，却也是一事无成。

一生胆小、连杀鸡也要念经的奶奶中风偏瘫后，有人说，老屋的门向不好。一向不迷信的爷爷，居然也请风水先生校正了门向，可是有什么用呢？

直到一九九四年，弟弟拆除了老屋重建，完全更改了门向，由朝南改为朝东。朝东是池塘，门口变窄了，但风景更好了。

很快，二十九年过去了，弟弟的婚房也变成老屋了。四年前，父亲回到阔别十六年的老屋，回到他出生和将要终老的老屋。出生于这个老屋的我，却已有十二年没回家乡了。

另两处老屋，一处父亲购买的老屋，和另一处自八曾祖母继承来的老屋，都早已经倒塌了。起先还作为树园，后来都被村民组收走了，说是要美化乡村、统一规划，成为集体的土地了。

没人住的老屋最容易倒塌了，大概是因为缺少烟火气，潮湿的土坯便容易瓦解，何况邻居还要将其用作牛栏、猪圈？

我出生在那个十年运动的时代，那时代的村民还算是纯朴的，大概自九十年代以后，村里有人住的老屋都翻新以后，人情也翻新了，都戴上了金钱的面具，如墙壁上一层白灰。

从前，邻里人是需要互助的，盖房也好，红白喜事也好，现在则完全不需要了，连承办丧事都有了完全的队伍。

人类在只需要金钱的时代，即使五百元钱也会让邻居翻脸，这便是我这一代以后的乡村人的悲哀。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六年、二零零一年，我曾分别借钱给一位同县人三百元、一位同乡人四百元、一位邻居五百元，十余二十余年后，父亲不该去讨要那几笔钱。

两处土坯房的老屋，终于在邻居的期望中倒掉了，也终于连宅基地也收走了。同时倒掉和收走的，也是我心中仅存的温暖，我的美丽乡村。

202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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