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示禁碑说起的故事(从清朝示禁碑说起的名字)

从清朝示禁碑说起

山洋古庙旁的“禁丐碑”

里洋村的示禁碑

（一）

闽侯山洋村有一块石碑，“文革”期间险遭毁坏，好在乡间有识之士极力保护，才得以幸存。这座立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的石碑位于山洋古庙旁，高1.5米，宽0.8米，碑额上镌刻“永远示禁”四个大字。通观碑文，字迹清晰，内容详细，是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禁丐碑”。

碑文告诉今人，150多年前，乞丐成群结队进入山村，其中有恶丐，有麻风病患者。他们“顷辄纠集数十众，恃恶强乞摧屋毁寮”，或趁人不备，极尽偷鸡摸狗之能事，弄得整个村落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山民不堪其扰，联名呈报县衙，“伏乞察夺批示禁令，以杜祸患，以安生民”。县府为顺应民心，特在村中立碑告示，严明法纪，整肃强丐不良风气。碑载：“尔等如有到乡求乞，按定二八等月，每逢朔望，只许一介人进乡善求。该处乡耆随愿乐施，不准成群结党，恃众吵扰，强讨索诈，乘机窃点财物。自示之后，如敢故违，许该乡耆协同族保邻右人等，拿获赴官府，切从重惩办处以。言出法随，绝不宽贷。禁各禀遵，毋违特示。”

不久，在闽侯县竹岐乡更偏远的里洋村（旧名洋里）仙殿古庙边，也发现了一块示禁碑，青石材质的示禁碑高2.05米，宽0.68米，立碑时间为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比山洋示禁碑早一年。碑文上载：“八都散处山僻，盗窃横行，有妨耕种，更有匪徒三五成队，假为乞丐，强索不休，甚至路毙死尸潜移勒索。此风不革，何以安良，今合行出示严禁为止。”

与山洋示禁碑不同的是，该碑将乞丐写成了“匪徒”。从中不难看出，里洋村当时遭遇的境况更为糟糕，所遇强乞手段或更加恶劣。当时，里洋村属永福（今永泰）管辖，为了打击恶丐嚣张气焰，知县张鸿荃联手侯官（今闽侯）李知县合行立碑示禁，共同打击匪徒嚣张气焰。碑载：“嗣后遇有盗窃，经获反敢撒赖，准解送严惩。至于乞丐，只应盏米只文，毋许结队强乞。更有路毙死尸，着地保查明，实系无主之人，报明就地收埋，毋得扰良善。倘若奸民舞弊，移尸勒诈，法尤难宥，许该乡老擒镊赴县以凭从严究办。本县言出法随，绝不宽贷，自示以后，各宜凌遵毋违。”

山洋村山路崎岖，村落分散，方圆数十里小山坳里分别有下洋、桔洋、山洋、横坑、下寮、林洋、岐头、铁场等8个自然村散落其间。这里乡民习耕种，地产柴火、木炭，祖祖辈辈生活来源全靠肩挑力扛，生活艰辛。而里洋村则与远近闻名的天台山相邻，位置更加偏远，百姓生活同样艰难。让人疑惑不解的是，生活水平如此低下的穷乡僻壤，同治年间何来如此多的乞丐？这些乞丐为什么不去大村落接受布施，而宁愿舍近求远跑到小山村来行乞？当时又是什么原因致使乞讨这种社会现象转变成为一种社会矛盾？而引发这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笔者带着这些疑问，从浩繁的史料中寻找答案。

（二）

史料表明，晚清时期乞丐数量如此之多，跟当时整个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其中人口急剧膨胀与食物严重匮乏是引发矛盾的主因。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人口仅为8000万左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增至3亿，咸丰元年（1851年）暴涨到4.3亿。福建人口增长更是超过了当时全国平均水平。乾嘉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福建人口迅速增长提供了条件。据《福建人口志》载，福建自雍正二年（1724年）到道光九年（1829年），人口增长了11.13倍。人口连年急剧膨胀，而耕地面积并没有增加多少，农业生产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耕作方式，亩产粮食才一百多公斤。即使是在丰收的年份，都养活不了这么庞大的人口，更不用说荒年、灾年了。而且大部分土地掌控在小部分人手里，广大贫苦农民根本没有土地可供自己耕种，只能靠打长工等方式获取些许粮食养家糊口。清同治年间，由于粮食歉收，大量饥民流离失所，沦为流民，为了活命不得已走向乞讨，成了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乞丐群体中除了饥民，还有部分是残障人员，或孤苦弃儿和鳏寡无依者。同时还掺杂一些好吃懒做者，更有些流氓痞棍、逃犯流贼也混杂其间，强丐恶讨现象因后者的参与操纵而产生。这些流氓痞棍将本地的乞丐纠集起来，规定一些帮规，然后由几个强悍的乞丐领头结伙，他们视小山村地僻人弱，山高法远，进行强索硬要，耍无赖乞讨。要钱不给时，即刻露出无赖的本来面目，割破自己的脸颊，以流血吓人，甚至将路毙死尸抬到人家大厅相要挟，直到讨到钱财为止。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二十日，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交谈时说：“京中来人所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由此可以看出，同治年间，京都同样是乞丐成群，社会不安定，何况是其他地方。

但就是强丐一般也不敢进入平原区大村落撒野，他们把目标盯上了山区弱小对象。于是，像山洋、里洋这样单门独户、人丁分散、势单力薄的小村落，就成了强丐频频光顾的对象。地处偏远的山民无法与强丐恶讨现象抗衡，于是很多地方村民推举乡耆代表陈书，吁请县衙立碑“出示严禁”。因而晚清时期，福州周边山村出现了不少的“禁丐碑”。据报道，如今北峰寿山乡还保留有9块这样的石碑。省内其他山区也有，如闽东琴田村“奉县告照碑”，樟坑村“给示严禁碑”，半月里村“遵示永禁碑”，猴墩村“官禁乞丐告示碑”，清流县林畲乡舒曹村背坑自然村“奉宪禁丐碑”，南靖县船场镇西坑村“禁丐碑”等等。

现在看来，当时“禁丐碑”禁的只是一种表面的社会不良现象，官府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人口盲目增长得不到有效控制，社会生产力水平没有提升，物质财富满足不了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流民、饥民依然在死亡线上挣扎，因而“禁丐碑”不可能使村民一劳永逸地免受流丐的侵扰。官府颁布的示禁条文在一定时间内起到震慑作用，不久又死灰复燃，重蹈覆辙，“示久法弛，弊仍复生，尤前更胜”。

（福州晚报记者 陈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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