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江南诸道行御史台)

独一无二的外派御史台：江南行台的设置与元初政治

文｜修晓波

元代江南行御史台是中央御史台（也称中台、内台）的派出机构。中国古代历史上在地方设置行御史台，元代以前未曾有过，元以后也没有再次出现。行御史台是元代政治制度设计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元代监察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代先后设立过四个行御史台，但长期存在下来的只有两个，即江南行台和陕西行台。江南行台于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成立，统辖三省十道，即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江浙、江西和湖广三省，以及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十道。

关于江南行台设立的背景，有两则为人们熟知的史料常见引用。一则是元江南行台都事索元岱说的话：“至元十四年，宋既平，国家以疆域广远，照临或有未及，爰立行台于维扬，以式三省，以统诸道，即今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之在集庆者也。建官设属，委任责成，与中台如一。”另一则是至元十三年（1276）监察御史田滋的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渔，宜立行御史台以镇之。”他们所言，都是汉人儒臣比照中原王朝御史台的职责，即所谓“登庸勋旧，简拔忠良，纠察百司，纪纲庶政”作出的理解，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即位，他依靠汉族臣僚刘秉忠等人的帮助，以汉法治国。“立中书省以总百官，宣庶政；枢密院以统军务，安边鄙。内外百司，秩然有序。然耳目之司未有攸寄，以为草创之初，未遑举行。”这是一个带有浓厚蒙古国传统色彩的中原王朝，机构并不健全。设有中书省和枢密院而未置素有耳目之司的御史台。如果仅用“草创之初，未遑举行”解释，显然有些牵强。其中应有忽必烈主观认识上的因素。与汉人儒臣动辄引用前朝典故不同，忽必烈对于御史台重要性的认识要复杂得多，这个认识很大程度表现在江南行御史台的设置上。应该承认，江南行台的设置与元初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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