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壕吏——杜甫(石壕吏杜甫的石壕吏)
杜甫《石壕吏》遭批判：想颠覆经典，却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
安史之乱后，大唐盛世落幕，百姓深陷战争泥潭，而唐军镇压叛乱不力，屡遭失败，失败后便到处拉丁拉夫，农民苦不堪言。
公元759年，唐大将郭子仪兵败邺城，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然后派人在河阳强行征兵。这天深夜，征兵干部们在石壕村强行征兵，惊醒了正在这儿借宿的杜甫。此时的杜甫，是从洛阳出发，经过石壕等地去陕西华州任司功参军之职的，他一路上看到遍地流民，心甚怜之；又亲眼目睹了官兵们拉丁拉夫的情景，愤而写下《石壕吏》一文。《石壕吏》关怀民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唱，成了不朽的经典。
可是最近几年，突然出现批判杜甫《石壕吏》的声音，指责杜甫枉顾事实，错误地攻击朝廷，污蔑了石壕村村干部......那么，杜甫在《石壕吏》中，是真的错误地攻击了朝廷，污蔑了石壕村村干部吗？
安史之乱，民不聊生
核心证据居然是错误的
批判者有一个核心证据：当时唐政府实行的兵制是“府兵制”，“府兵制”下的农民依法应在20至60岁这个年龄段为国服兵役。按此，杜甫借宿的那户人家，老汉年纪不到60，不仅不主动去服兵役，反而逾墙逃走，属违法行为。石壕村派人去捉他，是依法办案，有错吗？杜甫是非不分，对于违法者，不仅不鄙视，反而同情心泛滥，写文攻击朝廷，污蔑认真做事的石壕村干部，实在是昏了头，傻到家。
上述理由看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因为批判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不错，唐朝府兵制管辖内的农民，的确有义务当兵，因为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均田制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农民使用，农民得到了田地，作为回报，就要交“租”和“调”，并且服兵役。所以说府兵制下的农民平时务农，战时当兵，亦兵亦民。这种制度从北魏就开始了，我们所熟知的花木兰，其父亲就是一名府兵。
石壕吏趁夜捉人
可是，府兵制不是一个“筐”，不是所有的朝代，所有的时期都能用它来装；历史也不是静止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事实是，均田制到了唐玄宗时期已经崩溃，因为国家无田可分，不能再搞均田制了，府兵制也就难以为继了。
《新唐书》载，开元十一年（723年），李隆基接受宰相张说主张，建立雇佣兵，府兵制开始向募兵制转变。此后10多年，李隆基将募兵制推广到全国。《新唐书兵志》记载，到天宝8年（749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无兵可交，唐政府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
杜甫的《石壕吏》写于公元759年，此时府兵早已停征，所以老翁并不是预备役兵员。石壕吏拿府兵制做法律依据抓人，是拿旧法当新法，拿前朝的剑斩今朝的人，这难道不是暴行吗？不值得批判吗？
《大唐诗圣》中的杜甫
道德绑架杜甫也未能成功在批判《石壕吏》的声音中，还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观点，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具体而言，就是说当时的李唐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作为李唐子民，应“舍小家，救大家”，不应该对“拉兵拉丁”有抵触情绪。
持此种观点的人，可能忘了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上一句话：“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这两句话都出自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在此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两个概念，通俗地说，亡国指改朝换代，亡天下指“国人完全失去礼仪廉耻，变得如同禽兽一样，则天下亡”。那么如何保国和保天下呢？保国，就不需要我们这些老百姓操心了，让当官的去管吧（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呢，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有责任。
后来梁启超将保天下的涵义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此类推，那么“保国”的含义就可以概括为“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因为那是为官者的事嘛！
安禄山
安禄山是唐的一份子，唐玄宗封他为范阳节度使，他起兵反唐，唐危，这当然属于“国之兴亡”的范畴，而不属于“天下兴亡”的范畴。老百姓没必要“舍命而捍卫之。”
再者，难道李唐百姓对李唐政权就没有反对权了吗？是不是李唐对你好，你要加倍对它好；李唐虐你千百遍，你须待它如初恋！儒家说：“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代雄主李世民还把它当座右铭，时刻警醒自己呢！
事实上，“安史之乱”是唐玄宗自作自受，此前天宝十多年间，他荒淫无道，朝政腐败，内用奸相李林甫，外用野心家安禄山。最后遭致叛乱，陷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按儒家说法，李唐政权早已“德不配位”，此时，老百姓无须再“承载”它，完全可以“倾覆它”。
唐玄宗
颠覆经典，光有勇气是不够的
杜甫的《石壕吏》之所以能成经典，艺术感染力自不必说，其思想性更是高人一筹。所谓思想性，除了要求立意深刻、有高度之外，还要求思想正确。若思想不正确，则全篇皆休。
批判者批判的，正是杜诗的思想性，但隔了千年去抓古人的毛病，那就得自身有极其过硬的文史功夫了，仅凭一腔颠覆经典的勇气，是远远不够的。
而让人遗憾的是，写作者果然是凭一腔勇气写文：他们不知从哪儿得到灵感，找到批判杜甫的两个“证据”，就心潮澎湃，提笔著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却忘了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需要考证的，口诛笔伐一个人要有负责任的态度。为什么不对两个“证据”进行甄别呢？比如说认真查阅下“府兵制”的前世今生，弄清楚它的起止时间；查阅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实含义……
连这种最基本的工作都不肯做，就激动的提笔著文，岂不荒唐！
忧国忧民的杜甫
杜甫写作《石壕吏》时，四十八岁，饱经世事，早已过了“愤青”时代，这个年纪的杜甫，会不负责任的乱写乱说吗？杜甫也并非“乡野村夫”，对国家政策不甚了了；他关心国家大事，做过朝廷命官，在写作《石壕吏》时，他还是唐肃宗任命的八品司功参军。既然做过官，并且还在任上，应该有基本的政策水平，如果说他连自己生活的时代实行的是什么兵制都不清楚，可能吗？如果他罔顾事实，污蔑朝廷，朝廷能容忍他吗？
对于经典，我们不是不可以颠覆，但是要特别慎重，不是吗？
参考书目：《新唐书》;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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