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求贤令》(求贤令 曹操)
被误解的“求贤令”，曹操“唯才是举”背后的三个疑问辨析
在一般的看法里，曹操能够在汉末的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和他旗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是分不开的。而曹操曾多次颁布法令求贤，特别是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的《求贤令》最广为人知，所以很多朋友都把曹操集团人才众多和历次“求贤令”自然而然地联系到一起，认为正是曹操的“求贤令”是曹操手下人才众多的主要原因。然而这确实又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曹操历次的“求贤令”其实和人才招募并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求贤令”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背后又蕴含着汉魏嬗代之际，哪些深刻的时代意义呢？通过辨析“求贤令”的真实目的，剖析曹操本人的人才观，了解他是否真的信奉“唯才是举”，以及讨论最后“求贤令”这种选拔观念最终被九品官人法所取代的原因，我们就可以澄清这个误会，并对“求贤令”的实质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
曹操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
一、求贤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广义上的“求贤令”，包括建安十五年（210年）的《求贤令》（这也是狭义上的“求贤令”）、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亦称《举士令》）和建安二十二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亦称《求逸才令》）。这三令也通常被并称为曹操的“求贤三令”。这“求贤三令”再加上曹操在建安八年（203年）的《论吏士行能令》（亦称《庚申令》），四令一起可以认为是更加广义的“求贤令”。本文中以引号提到的“求贤令”一般就指最广义的求贤令，而以书名号提到的“求贤令”则特指《求贤令》，这一点烦请大家加以留意。
（一）“求贤令”的先声《庚申令》，解决官渡战后的论功行赏问题。
我们在本文开篇已经谈到，认为“求贤令”的目的仅仅在于招揽人才，这是一种误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第一道“求贤令”《庚申令》颁布的时候，官渡之战已经结束，曹操大定河北，北方都已经基本统一了。曹操的“人才团队建设”其实早已基本完成，特别是其文武核心如荀彧、程昱、王朗、陈群、夏侯惇、于禁和许褚等人悉数在列。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想到招揽人才，会不会太晚了？其实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道“求贤令”的核心作用，是在于解决官渡战后论功行赏时出现的各种争议。
《庚申令》颁布在曹操官渡大胜之后
当时曹操面对其迅速扩大的统治区域，从他手下选拔了很多战功卓著，才华出众的人充任地方长官。但是随即遭到反对，反对者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这样的理由来进行抵制，这个反对的理由，显然是使用了东汉官吏选拔中的重视道德品质，或者说以道德品质为第一先考虑因素的标准。针对这种崇尚虚美之誉的风气，曹操在《庚申令》中以“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进行了驳斥，并且引用了管仲的说法“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来进行论证。管仲是先秦时期法家的先驱人物，而崇尚申商法术的曹操在这个时候，也走出了和士族地主阶层斗争的第一步。我们可以这样说，《庚申令》是曹操后来进一步和士族名教斗争的“求贤三令”的先声。
官渡战前，曹操人才团队已经成型。
（二）“求贤三令”，曹操和士族公开决裂的战书。
如果说《庚申令》更多的是出于解决“当下之事”，客观上和东汉以来日益腐败的选举制度形成了冲突的话。从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开始的“求贤三令”，则是因为曹操在政治上的急剧转向，和维护东汉法统的士族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激烈矛盾的结果。
《庚申令》有其现实意义
从建安十三年开始，北方的形势急转直下。我们可以注意到，曹操建安十三年杀孔融，建安十七年逼死荀彧，建安二十二年杀崔琰，这些屠戮士族的举动背后代表的双方的激烈斗争，和三令的陆续出台，时间上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求贤令》相比之前的《庚申令》，在措辞上更加的激进，“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已经直白表明了，就算是陈平这样“盗嫂受金”道德败坏的人，也要“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而其中使用的“明扬仄陋”一词，更是包含了公然篡逆的野心。
《求贤令》有很多深意，绝不是单纯招揽人才那么简单。
《史记·五帝本纪》：
"太史曰：.........公帝出少典，居于轩丘。既代炎历，遂禽蚩尤。高阳嗣位，静深有谋。小大远近，莫不怀柔。爰洎帝喾，列圣同休。帝挚之弟，其号放勋。就之如日，望之如云。郁夷东作，昧谷西曛。明扬仄陋，玄德升闻。能让天下，贤哉二君！"
《尚书·尧典》：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
我们可以看到，“明扬仄陋”一词，是用来描述尧舜禅让的。曹操在《求贤令》中，悍然亮出了这样的措辞，其“求贤”背后的真实目的，已经昭然若揭了。
建安十七年，在曹操的逼迫下，荀彧仰药而亡。荀彧之死，在史书中扑朔迷离，几近于不能明言，倒是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明年（建安十八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三国志·荀彧传》）。曹操称公是他造魏的第一步，也公开违反了刘邦以来异姓不得获封王公的规制，是一种没有任何疑问的僭越行为。曹操在建安十八年七月建立魏国宗庙，紧接下来的一年里，爆发了衣带诏事件，曹操已经到了“囚君弑后”的地步。然而这其中蹊跷的是，《后汉书》记载：“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董承父女因衣带诏的事俱被曹操杀害，然而衣带诏肇始在建安五年，距离此时已经过去了十四年。
曹操对荀彧这样的功臣，也痛下杀手。
在完成这些事情后，曹操颁布了《举士令》，在文中曹操再次提到了陈平，又一次明确提出即是德行上有所“偏短”的人，只要有能力，也可以加以任用。较之之前的《求贤令》，《举士令》可以说再进一步，“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的说法，已经把德和才剥离看待。在造魏已经成功的情况下，曹操本人和名士们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微妙”，而是走向彻底的决裂了。这种决裂首先就会体现在人才选举的操控上。在清除了之前的拥汉人物之后，曹操出于巩固魏国政权的考虑，必然需要在选举思想上突破士族的操纵，以达成“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的目标。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被汉献帝正式加封为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这一切距离天子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曹操的《求逸才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炉的。至此，东汉以来的士族主张的“体用一致”思想已经被完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勿拘品行”的用人原则。《求逸才令》抛出这样的极端思想，是在前三次“求贤令”基础上不断升级的结果，也是曹操权力不断升格，在人才选拔思想上和士族激烈对抗的表现。
曹操自己虽然没有称帝，但是造魏和篡汉已无多少区别。
曹操每一次“求贤令”的颁布，其背后都对应着自己权力地位的不断抬升。其目的并非招揽人才这么简单，这些“求贤令”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在招揽人才的幌子之下，在思想领域和士族名教进行对抗，铲除东汉以来政治上， 特别是人才选拔上的弊端。从这个角度来说，“求贤令”更像是战书和檄文。
二、曹操是真的信奉“唯才是举”吗？经过前面的辨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曹操“求贤令”的真实目的和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次意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曹操只重视“才”，而无视“德”的结论呢？
答案是不能的！
这样可能就会有朋友会问了，既然前文分析说曹操历次“求贤令”，一次比一次更激烈直白地强调要启用不仁不孝的“无德之人”，为什么又说他并非是“唯才是举”，并非不重视“德行”呢？
这就是曹操的矛盾之处了。田余庆先生说“曹操的言行中，有许多矛盾的现象”，我觉得正是此意。
曹操的一生，有很多矛盾之处。
当曹操的事业刚起步的时候，他还需要和士族名教合作。在这个阶段，荀彧等人的事业也和曹操的事业高度重合，有阶段性的一致目标，就是剿灭群雄。双方的关系还比较融洽，所以曹操在这个时候，也比较承认“德”的作用。所以在《庚申令》中依然会有“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之语。虽然从《求贤令》开始以后的诸令，措辞一次比一次直白激烈。但是从曹操的实际行动来看，他还是承认德行的，并且注意利用这种思想潮流来为己所用。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曹操对待毕谌的态度，和杀孔融的事件。
应该说，曹操基于自己事业的需要，在人才招揽政策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突破传统观念的“唯才是举”。但是又不能就说曹操就完全背弃了封建名教。这更多的应该是曹操在形势之下的“不自觉”和“不得已”。当他的功业已经大局已定的时候，反对他的人都被悉数消灭之后，曹操本人从一个“叛逆者”成为高高在上的“正统”之后，他就会反过来维护“德行”。
田余庆先生引用了曹操本人的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来说明曹操作为时代的一份子，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性，最终回归到封建帝王的老路，可谓是精彩而又深刻的洞见。曹操的思想，其实从几百年前汉宣帝的口中，早就有所表露。“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应该说，曹操的“求贤令”确实是向士族名教下的战书。这种思想领域的交锋，随着斗争的升级，“唯才是举”的思想不断走向极端。但是一旦曹操在对士族名教取得完胜之后，他自己又不可避免地拥抱名教，使其为己所用。这是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更大的视角，更为客观地看待“求贤令”和“唯才是举”的地方。
三、求贤令为何被九品官人法取代？经过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辨析，第三个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说过，曹操最终在斗争中铲平了反对自己的势力，自己从一个叛逆者成为了正统，对待名教的态度自然就会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况且曹操的历次“求贤令”，只是以“令”的形式进行公布，远远达到没有形成选举制度的程度。
汉魏嬗代，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
况且到了曹操去世，曹丕继位魏王以后，形势再次发生巨大的变化。为了再次争取依然具有强大实力的士族支持，让他们承认自己的正统地位，曹丕不得不在选举制度上和他们达成妥协。应该说，陈群的九品官人法，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求贤令”中“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等到曹丕践祚，曹魏政权以天下正统的面目出现，自然更加不可能不和士族通力合作，名教的势力和皇权再次结合到一起并获得提升。
应该说，从曹丕到曹叡这一时期，曹操“求贤令”中的很多思想是被修正了。特别是其中一些比较激进，极端的德才观念更是被予以纠正了的。“求贤令”中过分强调才，甚至认为才优于德的主张，再次被后来倡导的“德才并举”所替代。
结论曹操历次“求贤令”的出台，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远远不是出于招揽人才的目的这么简单。“求贤令”更多体现的是曹操在自己事业不同阶段，自己对待士族名教的态度。其中既有解决“当下之事”的现实需要，又有从舆论和思想潮流上与名教斗争的意义。曹操本人信奉申商之术，“唯才是举”只是他消灭对手，铲除异己的工具而已。当自己的事业大功告成之后，曹操立刻显示出他矛盾而又灵活的一面，从封建名教的叛逆，再次回归名教。最后，当曹丕称帝，“求贤令”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开始慢慢消失，“求贤令”所追求的用人路线，被更加适应曹魏政治需要的九品官人法所取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温馨提示：通过以上关于被误解的“求贤令”，曹操“唯才是举”背后的三个疑问辨析内容介绍后，相信大家有新的了解，更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