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评价拜伦(歌德的诗句刻写着睿智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

歌德谈论拜伦

拜伦爵士只在作诗的时候才伟大，一需要思考就变成了孩子。

我们继续议论拜伦。歌德钦佩拜伦的非凡才能。他说：“我觉得，在我所说的创造才能方面，世间还没有人比拜伦更卓越。他解决戏剧冲突的方式总是出人意外，比人们所能想到的更高明。”我回答说：“我看莎士比亚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写福尔斯塔夫时。当福尔斯塔夫遭人诓骗陷入困境时，我不免自问怎样才能使他脱身，莎士比亚的解决办法当然远远超出我的意外。你说拜伦同样有这种解决戏剧冲突的能力，这对他就是最高的褒奖了。”我又补充了一句，“然而，诗人和囿于成见的读者相比总是处在远为有利的地位，因为诗人站得高，俯瞰情节发展的始终，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歌德同意我的看法，然后取笑了拜伦，因为拜伦在生活中从不屈服，从不问及法律，却终于屈服于最愚蠢的“三一律”。他说：“拜伦和一般人一样不大懂三一律的根由。根由在便于理解，三一律只有在便于理解时才是好的，如果三一律妨碍理解，而人们却把它奉为法律来服从，那就不可理解了。甚至三一律的始作俑者希腊人也不总是服从它的。例如欧里庇得斯的《菲通》以及其他剧本里的地点都更换过。由此可见，希腊人主张很好地描绘对象，而反对盲从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法则。莎士比亚的剧本都尽可能地远离时间和地点的统一，但是它们却易于理解，没有什么剧本比它们更易于理解了，因此希腊人也不会指责它们。法国诗人极为严格地遵循三一律，但是违反了便于理解的原则，他们不是以戏剧的方式，而是以讲述的方式解决一种戏剧的法则。”

这时我想起了侯瓦尔德的三幕悲剧《敌人》。作者在这部剧本里自己妨害了自己。他为了保持地点的统一，在第一幕里违反了便于理解的原则，为了一奇特的想法而牺牲了剧本本来可以取得的较大的效果，对此，观众是不会感谢他的。我也想起了《葛兹·封·伯利欣根》，这部剧本尽可能地远离时间和地点的统一，但是发生在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生动逼真，那样富于戏剧性和易于理解，不愧是一部世界名著。我也在想，如果一件事只有很小的规模，而且在应有的时间里可以详细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么时间和地点的统一就会是自然的和合乎希腊人的想法的。可是，如果剧作家所描写的是一个大的、发生在不同地点的情节，那么就没有理由把这样的情节局限在一个地点，何况在今天的舞台条件下，随意交换场面已完全不成问题。

歌德继续谈论拜伦说：“拜伦通过遵守三一律来约束自己，对于他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来说，倒是很适宜的。要是他曾经懂得在道德方面也这样约束自己，那多好！他不懂得这一层，所以他走向毁灭。可以很恰当地说，毁灭拜伦的是他的放纵。

“拜伦太无自知之明了。他逞一时的狂热，既认识不到，也不去想一想他在干什么。他自己任意妄为，毫不顾及他人，这就会激起世人的反对，自己毁了自己。一开始，他发表了《英伦的诗人们和苏格兰的评论家们》，就得罪了当时文坛上一些最杰出的人物。此后为着活下去，他必须退让一步。可是在以后的一些作品里，他继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他没有放过教会和国家，对它们都进行反击。这种肆无忌惮的谋求迫使他离开了英国，长此下去，还会迫使他离开欧洲呢。他到处感到太狭窄，由于他追求最极端的个人自由，所以他感到自己受压抑，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座监狱。他去希腊并非出于自愿，是他和世界的不调和驱使他到希腊的。

“和传统的爱国的东西决裂，这不仅导致了他这样一个优秀人物的毁灭，而且他的革命意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他的经常激动的心情也不允许他的才能得到恰当的发展，他一贯的反抗和挑剔对他的优秀作品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不仅诗人的不满情绪感染到读者，而且一切反抗的活动都导致否定，而否定意味着虚无。我如果把坏的东西称作坏的，那有什么好处？但是我如果把好的东西称作坏的，那就有很大的害处。谁要想做好事，就永远不该骂街，就根本不去为错误的东西操心，只去永远做好事。因为关键不在于破坏而在于建设，建设能使人类感受到纯真的快乐。”

这段精彩的话使我精神振奋起来，我很高兴听到这些珍贵的箴言。

歌德接着说：“要把拜伦作为一个人来看，作为一个英国人来看，作为一个有卓越才能的人来看。他的那些优秀品质主要是属于人的，而那些坏的品质则是属于英国人和英国上议院议员的，至于他的才能，则是无可比拟的。

“所有的英国人，单作为英国人来说，都不擅长真正的反省。娱乐消遣和党派精神使他们得不到安安静静的修养。但是作为实践的人，他们是伟大的。

“因此，拜伦从来不会反省自己，所以他的反省一般是不成功的。例如他所说的‘要大量金钱，不要当权者’这句象征性的话就是例证，因为大量金钱总是要使当权者瘫痪的。

“但是在创作方面他总是成功的。说实话，就他来说，灵感代替了沉思。他必须不停地创作；凡是来自他这个人，特别是来自他的心灵的那些诗都是卓越的。他的那些作品就像是女人生下来的一些漂亮的孩子，她们用不着思考，也不知怎样就生下来了。

“他是一个天生的大才子。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比拜伦具有更大的真正的诗才。在理解外在事物和洞察历史情况方面，他可以比得上莎士比亚，但是单作为一个人来看，莎士比亚要占优势。拜伦显然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不大谈论莎士比亚，尽管他能整段整段地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似乎并不乐意承认莎士比亚，因为后的开朗性情给他造成障碍，他感到自己敌不过莎士比亚。但是他并不否认蒲伯[插图]，因为他觉得蒲伯没有什么可怕的。更确切地说，他一有机会，就说出蒲伯的名字，并向蒲伯表示敬意，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蒲伯对他不过是一种配角。”

歌德对拜伦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也听不厌。在说了一些简短的插话之后，他继续说：“处在英国上议院议员这样高的地位，对拜伦是很不利的；因为任何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界的打扰，更不要说像他那样出身高贵和拥有一大笔财产的人了。对于有才能的人，中等阶层的地位远为有利，所以我们发现，所有的大艺术家和大诗人都属于中产阶层。拜伦那种放荡不羁的倾向如果出现在一个出身较微、家产较薄的人身上，就远没有在他身上那样危险。他的境遇使他有权把一时的念头付诸实施，这就把他卷入许许多多的争吵。此外，像他那样地位高的人能对谁起敬畏之心呢？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就使他和世人发生了解决不完的冲突。”

歌德接着说：“我吃惊地发现，一个出身高贵、家产富有的英国人竟然把一生中大部分光阴用于拐骗和决斗。拜伦亲口说过，他的父亲拐骗过三个女人。他这个儿子只拐骗过一个女人，比起父亲来还算有理性了。

“拜伦其实一直生活在原始状态里，由于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他每天都必须进行正当自卫，所以他经常进行手枪射击。他必须随时等待别人的挑战。

“拜伦不能单独地生活，所以他尽管有许多怪脾气，对和他交游的人却非常宽容。有天晚上，他朗诵了他吊唁慕尔将军[插图]的那首好诗，而他的贵友们听了却不知所云。他并没有生气，只把诗稿放进口袋里。作为诗人，他显得和绵羊一样温顺，别的诗人会叫那班贵友见鬼去！”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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