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下效出自哪个朝代(上行下效打一古籍)
上行下效，古代官府不作为，连民间也学坏了
钓鱼执法的英文是“Entrapment”，这个词取代“Decoys”和“Inducements”，最早用作法律术语，是在1899年美国联邦法庭审理“人民诉布雷斯德”一案中。1915年，美国联邦法院在“吴伟诉美国”一案中，第一次接纳了被告的申辩（吴伟），同意将中国劳工非法引入美国。
但钓鱼执法的历史远不止这一百年。
在我国，最早使用类似手段的是卫嗣公。卫国是春秋时第一个崛起的准强国，国土面积狭小，夹在晋、齐、鲁、宋、郑之间，谨守周公“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指示，以边贸立国，所以对市场秩序非常看重，生怕管理边市的“关吏”刁难客商，断了财路。
《韩非子》里记载，“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关市。关吏苛难之，因以金，乃舍之。公谓吏曰：‘某时有客过而所，与汝金，汝因遣之。’吏大怒，而以嗣公为明察。”卫嗣公派人假扮客商通过关口的集市，遇到守关官吏的刁难，拿出银子打点一番，这才放行。卫嗣公找到这名官吏，问他是不是某天，有位客商路过这里，送了银子，你就让他通行了，其大恐。
第一位将“钓鱼”手段付诸实施的皇帝是隋文帝杨坚，而且是用于治吏。《隋书》记载，“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
杨坚性情猜忌，怕官吏贪赃枉法，就私底下派人去送钱帛，谁收了，斩立决。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官员都中了隋文帝的“计”。他还曾派柳彧“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馀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这种“钓鱼执法”的手段简单直接，却成绩赫赫，面对的风险高，铤而走险者自然就少。当然蒙冤的亦不少。
杨坚的性格，显然使“网”收得过细了，大鱼小鱼乃至虾米都一起捕上来，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发起火来，当庭杖责，有人一天挨了四次，险些丧命。唐太宗李世民对他有一个评价，一日李世民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何如主也？”房、萧二人回答：“隋文帝勤于为治，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
唐太宗说：“你们虽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衍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
当然，李世民也干过钓鱼执法的事儿，显然是受了隋文帝的影响。他秘密派遣亲信故意去行贿要害部门的官员，其中，“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唐太宗立即派人把这个司门令史给抓了起来，准备杀一儆百。
民部尚书裴矩知道此事（民部改称户部是在唐太宗去世之后，贞观末年，此时仍叫民部），劝谏道：“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百姓，是《论语·为政》中的话。唐太宗听了，顿时明了，并把这件事通报给在朝的五品以上文武官员，还把裴尚书表扬了一番。
后来，又有官员上书“请去佞臣”，唐太宗就问“佞臣为谁？”，上书之人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佯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让太宗佯装发怒试探官员，是引诱他走“钓鱼执法”的老路，唐太宗于是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迅速抢占了道德高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
明清时，钓鱼执法的情况越发普遍，这与地方治理模式有关。明清时地方官员流转很快，原则上一个知县一般就干满三年，吏部三年一次京查，要么升、要么贬，更多的是调任，这也是为了防止腐败。但地方官对地方的情况就很难摸熟摸透，加上佐官人数不多，不过就县丞，主簿，县尉等几位，大部分工作只好倚靠本地的吏。
吏没有上升通道，属于三代不能参加科举的贱籍，一些吏连薪水都没有，比如捕役和快手合称捕快，干着最危险的抓捕，得到的就只有工食补贴，还不提比他们还要惨的帮役、白役，这些人怎么生活？靠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首先要找对鱼，就是那些有钱有粮但无权无势的人。找到之后，就找个外地无赖假装讨饭，到鱼那里去装逃荒的穷苦人，要求收留。鱼要是动了恻隐之心，果真收了，或者起了贪念，以为可以白得个壮劳力，第二天，衙役准到，先扣上一顶窝藏逃犯的大帽子，想摘下来，就看鱼肯出多少钱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活钓”。
还有死钓。找一具无名尸体，饿殍最好。趁天黑把尸体拉到鱼家门口。第二天不等天亮，衙役们就去敲门，有尸体肯定有命案啊，这又是一顶大帽子，想摘下来，还是得花钱，这就是“死钓”。
第三种是针对旅人的。穷家富路，出门在外的客商身上总少不了银子，衙役们找一个烟花女子扮成离家出走或迷路的良家，客商要是一时把持不住自己，马上就会有人找上门来，说客商拐带良家妇女。衙役随后就到，连唬带骗，把钱要下来，大家一分。这叫“放鸽钓”，也就是如今所说的“仙人跳”。
上行下效，衙役们这么干，地方精英们自然也不会放过机会。地方治理往往要倚靠地方精英，拿了功名的，积攒了田产的，统称为缙绅。按照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的归纳，在乡土中国，现职、退休或罢黜的官员，举人以及正式或捐纳的生员等，都可以划归缙绅之列。在乡间“保甲制度”的框架下，这个人群的权力不小，收税、治安、仲裁、文化，都要靠他们。
这些地方精英维护自身权威的手段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垄断民间宗教活动的祭祀权，比如在徽州的黟县，祭祀一定是由村内几个大户轮流“坐庄”的，外人无从插手，在天津也是一样，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皇会。妈祖信仰在清朝中期已经广泛分布于沿海、沿河地区，加上兴起于山东的泰山女神信仰体系，两相融合，就形成了娘娘信仰，这是天津民间宗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娘娘的祭祀活动，就是皇会。
直隶一带，本就民间宗教繁多，有兴起于山东的罗教，奉无生老母，还有兴起于清中期，蓟县人羊宰发起的在理教，奉观世音菩萨。民间信仰多杂糅，信罗教和在理教的，同时也信娘娘，地方精英中也存在这种情况。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教多，秘密结社就多，在天津最著名的结社，就是长青会，而偏偏地方精英是很喜欢参加结社活动的，这也是扩大自身权威的一种手段，和如今的“圈子”没什么区别。
长青会的缙绅们，是要负责筹备皇会的。筹备是要花钱的，娘娘的宝辇要钱，各乡的会有放河灯的、抬杠箱的、敲法鼓的、爬杆的……哪一种，都需要钱。钱从哪儿来？要地方集资，说白了，就是地方精英带着人去收一道不是税的税。总有人不交，尤其是外地客商，我又不信娘娘，凭嘛交这钱？收不上来怎么办？做局。
做局最常用的方法，恰好是跟衙役学的“死钓”，趁夜，弄个“抽白面儿”（吸毒）的，或者“死倒儿”（尸体）放在店门口。第二天天不亮就去敲门，先扣一顶杀人越货、搞黄赌毒的帽子，给钱就摘帽，还是不给，那就算被赖上了，唱莲花落的把店一围，大肆宣扬，或者当地的惹惹（混混）凑上去非要吃一份例钱，买卖就算是彻底没法干了。这并非我的杜撰，是做田野调查时听会里的老人们说的，如今虽然没有“在理”（信在理教）的，但家里摆着观音菩萨像的依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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