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以史为鉴(李世民 修史)

李世民秉持以史为鉴，修撰史书，“修”出了不一般的自己

李世民承继大统后，力主偃武修文，加强文治。其中，以史为鉴，积极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李世民文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李世民的“以史为鉴”观。

李世民秉持的“以史为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古为师，二是以古为戒。

1、以古为师，就是学习古人。对此，李世民并不主张完全照搬古人的东西。时代的不同和政治局势的不断转化，必然要求治政方法随之发生变化，如果墨守成规，过分泥古，只能走上倒退的路子。不能想象已高度发展的君主集权制，若再变为体现古代淳厚之风的部落首领禅让制会是什么样子。

为此，李世民所提倡的“师法古人”，主要是学习前代帝王的治政态度。在这一点上，李世民最推崇的是汉文帝。

汉文帝（剧照）

汉文帝奉行“无为而治”，不劳民伤财，不兴师动众。在政治上，汉文帝没有进行过什么重大改革，似乎是无所作为，可他那种近似淡泊无欲的治政态度，却折服了朝野，使经过“诸吕专政”、“宗室涂炭”后的西汉朝廷迅速地安宁平静下来；使历经战乱后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稳步发展。

因此，汉文帝成为了汉朝历史上最为人推崇的一位皇帝。

李世民所欲师法的正是汉文帝的这种治政态度。所以，每当有什么举措时，李世民便常常拿汉文帝来进行比照，猜测汉文帝遇到此种情形会如何处置，然后便加以仿效、落实。

李世民曾对著作佐郎邓隆说：

“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历代矣。”

李世民与邓隆（图像）

由此可见，李世民的以古为师并非倒退复古主义，而是学习古代贤明君王的治政态度、安民手段，古为今用，借古人的治政思想精髓启迪、助推贞观朝政的创新发展。

2、李世民提倡的以古为戒，是与以古为师并重的。李世民认为，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大多数在治政上都是过失多于明断。或者失之残暴不仁，激起民愤；或者失之昏庸懦弱，导致政务荒废，被人推翻。

丢了江山的隋炀帝（剧照）

李世民还认识到，长达数百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王朝及隋代，几乎每个王朝都是短命的。

因此，李世民的以古为戒，主要是以这些丢了天下的末代皇帝为戒。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曾对房玄龄说：

“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阐恶。足以为将来规诚，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不令帝王亲自看之。”

李世民与房玄龄（剧照）

可见李世民认为，前代史书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后代大有好处。

孔子说：“三人行，必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李世民也正是以这个态度去对待历史的。先进的，他学习借鉴；落后错误的，他以之自警。由此可见，李世民对既往历史是有着非常明确的态度的。

二、贞观朝修撰了八部正史。

最实际的“以史为鉴”，莫过于学习历代帝王的嘉言懿行。李世民要做有道明君，不做昏昧无道之主。那么，他实现意愿的方法之一，就是“游心前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由于李世民喜欢读史，重视以史为鉴，所以贞观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况。

贞观初年，李世民指示魏徵、虞世南、肖德言等，删编《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节本，分析历代皇帝的治政得失之处，以便于目标明确、有针对性地总览观阅。

魏徵（剧照）

贞观三年，李世民诏令恢复自伍德四年起即开始的修史工作。当时，李渊虽下诏命萧瑀、陈叔达、封德彝、崔善为、魏徵等人修撰史书，但由于资料严重缺乏，加之修史人员被动地卷入东宫与秦王府之间的权力之争，导致修史工作未能在李渊执政期间完成。

李世民为了更好、更快地修订史书，制订了“学士分修，事具于上”的有分有合的修史制度。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贞观一朝共修成了八部正史。分别为《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除《南史》、《北史》是李延寿父子私家所撰，其余六部都是由李世民下诏官修的。

所修《晋书》（图像）

三、李世民修史“修”出了不一般的自己。

由于李世民的注重“以史为鉴”，贞观朝修撰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二十四部正史的三分之一。而且，《北齐书》等八部史书都是经典作品。这一修史盛况，以前不曾见，后世也未再出现。这是李世民对中国史学做出的重大贡献。

李世民（剧照）

由于李世民的注重“以史为鉴”，使得唐太宗与其他一些名重史册的封建帝王相比，具有了一些独到的贤明之处。如，与秦始皇相比，嬴政焚书坑儒，失之残酷；与汉武帝相比，刘彻穷兵黩武，失之骄横；与宋太祖相比，赵匡胤无奈契丹，失之乏略，等等。

这样一比较，虽不能说明李世民就是无与伦比的千古一帝，但至少能揭示出“贞观之治”存在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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