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大小仲马(著名法国文学家大仲马和小仲马是什么)

法国文学八卦书，大小仲马共用一个情人

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个草率慌忙的论断不知道害苦了多少作家。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经常用这句话指责文人的往往并非文人。当然，作家这个行当，与其他行当比并不显得清白，经常也充满了说不尽的龌龊、肮脏。但遭人诋毁、污蔑、陷害与谩骂的，何止作家，任何行当的人都避免不了。这是人性使然，不是文人之故。

但为什么只有作家显得这么突出呢？想想也不奇怪，其他行当的人受了罪说说也就算了，最多有苦咽到肚子里，藏到心底去。作家受了罪，却积习难改，喜欢用笔记下，还正大光明地打笔仗，在报纸上让人围观，这也是一种下意识的暴露癖吧，长此以往，积累了不少的“罪证”。《法国文人相轻史》算是其中的一例。

无论哪个国家，还是哪个时代其实都少不这样的一笔糊涂账。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流有文人相轻的陋习，这种顽症，一直从远古沿袭至今。他们多是热衷于忌贤妒能，相互讥讽、诋毁，甚至扼杀。古时就有三国奇才周瑜妒嫉卧龙诸葛亮，唐代卢杞忌妒颜真卿，北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敌对，杜甫不喜陶渊明的风格，欧阳修瞧不起杜甫的诗，张居正惮忌海瑞，左宗堂妒忌曾国藩的才干等等。

《法国文人相轻史》也少不了这种模式。这本书选取了一个时期“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十九世纪的法国文豪们，距离我们已经有些遥远，但是我还在读他们的书，如果说熟悉吧，他们的人生已经逐渐模糊，选取这些已经久坐万神殿上的大文豪，把他们落下神坛，一点点抖搂他们那些争风吃醋的破落事儿，算是一种不大不小的玩笑。两位作者安娜·博凯尔和艾蒂安·克恩写这本书时都很年轻，心态估计也是玩耍的性质。他们在结束语中说：“我们在撰写这段文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时，内心充满对他们的温情，”“书中提到的诸位主人公若能看到此书，定会一笑了之”。

我们现在读这些八卦性的文字，估计会一笑了之，不过书中提到的那些人物可不敢保证。文学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其实都是都有着不堪的人品，轻则抛家弃子、争风吃醋、情人无数；重则告密、陷害，催生无数文坛冤假错案。《法国文人相轻史》中虽然没有对这些大作家们互相敌视进行详细的分类，不过大体而言还能看出集中在几个方面，一种是因为女人和情人，一种是文学和创作本身，还有一种是因为政治和宗教的原因，最后一种是纯粹的派别之争。

这本书的撰写体例上稍微有些混乱，读起来很容易让人头昏脑胀，摸不着头脑。也难怪，本来就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尤其因为文学与创作上的争论，根本就没有对与错，争来争去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文人相轻的原因，按清代尚镕《持雅堂文集》卷五《书典论论文后》的说法，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相尚殊”是由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导致批评的偏颇，“相习久”是由长期共事彼此熟稔而形成的优越意识，“相越远”则是由观念和知识体系的不同造成的，“相形切”则是目光狭隘、一味苛求对方所致。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与缺乏对对方“了解之同情”的批评态度有关。

换句话说，这样的“相轻”其实还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法国文人相轻史》中真正能平心静气去争论的太少了。大多时间里，都是因为文学无关的东西。作家们似乎总认为文学需要装饰品，而这种装饰品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不是文学。书中提到说：“很多作家都有怪癖，这似乎成了他们生活中的调味品，而他们非但不担心因此惹来批评，反倒乐得看到自己的怪癖被搬上戏剧舞台。和约定俗成的标准对着干，拒绝接受世俗的约束，与因循守旧的行为斗争到底——整个十九世纪充斥着反世俗、反大众的风气。”标新立异往往是一个时代中引人注目的方式，也许十九世纪没有“炒作”或者“作秀”这样的词汇出现，但是他们各各都深谙其道。

《法国文人相轻史》中提到了很多这样被传说下来的八卦，比如巴尔扎克经常穿着僧侣的袍子，为了熬夜不停地喝咖啡；妹娃儿用绳子牵着一只龙虾在街上散步；普鲁斯特去世前的最后几年整天把自己所在密不透风的房屋里，很少见人；科莱特在红磨坊表演裸舞……

好吧，其实还有更为劲爆的段子，比如说大仲马与小仲马，这对作家父子之间流传下来的一段对话。小仲马：您知道吗，您让我使用您的旧情人，让我穿您的新靴子，我扮演了一个很愚蠢的角色。大仲马：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我让你使用我的旧情人，试穿我的新靴子，你应该感到荣幸。这恰恰证明你的那玩意儿很大，脚很小。

这种八卦段子的真实性其实已经没有了意义，我们之所以相信，就是因为对话的双方是大仲马与小仲马，八卦的意义还得看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对作家而言，八卦和流言是他们成名的一个标志。文学史就是这样被虚构出来的，作家的真实人生，在文学辉煌的映照下，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1935年，鲁迅先生写了几篇论文人相轻的论战文字，其中有一篇提到说：“现在文坛上的纠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文笔的短长。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受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第三者不以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实是‘是’，他所憎的其实该爱来，单用了笼统的‘文人相轻’这一句空话，是不能抹杀的，世间还没有这种便宜事。”这就是说，如果有一部文人相轻的文学史，也只能看作是别传人生，需要正视的还需要是文学的人生。读他们的书，看他们的文字，过得是自己的人生。人生长短不自知，何必在意这些过眼烟云呢。文人相轻，留下的只是一些别致的流言，倒不如多留下几行别致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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