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好心被当驴肝肺！医务人员该如何帮患者做决策？
在医院好心被当驴肝肺！医务人员该如何帮患者做决策？
她是一位三级医院的女医生，一天早上七点多，一到单位、还未交班，她就接到一通陌生电话，自称是她的老乡，说腿肿，让她帮忙看看病。
她急忙处理完手头的病人，赶到门诊大厅。别说是老乡，平常不认识的陌生人找她，她都是尽力而为，因为她一直认为，别人是因为信任才找她，信任是责任，这还需要客气吗？
她每次在老家的路口都要停一停，因为车站到村口还有一段距离，看看有无外出回家的老乡，顺便能捎他们一程。
她排的夜班多，难以经常回老家，父母在老家独居，也会有出门不便的时候，她希望她的父母也会得到这样的眷顾。于是见到老乡，就像看到家乡父母，格外亲。
她首先查看老乡病情，患者双下肢水肿严重，贫血貌，自述活动后受限，上楼后喘憋，长期酗酒。可他觉得自己没什么病，是在家属强烈要求下，才来看病的。
但她考虑患者病情不简单，应该是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或恶性肿瘤等情况，有可能需要住院。
她和家属商量，可以住院再检查，也可以化验一下血并查一下超声，找准方向再住院。老乡坚持门诊检查，必要时回家吃药。
老乡和爱人是二人来看医院，爱人用轮椅推着老乡排队缴费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病。
病人不急，她反倒着急。她帮忙排队、缴费、划卡，一切安排好后，回科里一边处理病房病人，一边关注老乡情况。
结果超声结果很快出来了，显示：肝内多发占位，立马她想到恶性肿瘤可能！她急忙联系老乡住院。
这期间，她老公打电话说，婆婆心慌难受，需要急诊看病。她恨不得有分身术才好，一边等婆婆来院，一边帮老乡办理入院。
在此过程中，化验室电话通知她，老乡血常规报了危急值，需要她处理。
当时的她根本没想到要跟老乡和家属商量，自行决定安排老乡住院治疗，便带他们找到她最信任的老师：肿瘤科兼血液科主任办理入院。
她自认为她们医院是肿瘤医院，看肿瘤和血液都是一流的，她觉得入院进一步治疗是毫无疑问的。她让老公陪护婆婆检查，自己则带领老乡到肿瘤科病房，直到安排就绪。
没想到过了1个多小时，电话响起，老乡说他们孩子来了，不同意继续住院，要办理出院。
她思绪万千，半天没说出话来。
因为她知道下班时间办理入院，同事加班写病历、下医嘱、安排进一步治疗，病人却突然要出院的心情。她体会过这是什么滋味，因为自己办事不利，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同事，急忙打电话道歉。
她反思自己：「我错了吗？」
是错了，她一直按自己思路在给别人做安排、做决定。她自认为是对的，可事实是不一定正确。
后悔吗？不后悔，这是她善良的天性决定的。需要改正吗？需要，虽然有点难，再急，万事先商量。
由此她想到，教育孩子不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吗？父母自认为倾尽所有的爱给了孩子，但是有时孩子逆反，不理解不接受父母的爱。
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爱很霸道，孩子需要吗？孩子真实的想法你懂吗？也许不是孩子逆反，而是我们太独断了！
医务人员替患者做决定
小心掉坑里！
曾有报道一位医生给熟人看病，患者本身是过敏体质。在其女儿恳求下，医生给患者开了肺结核的药物利福平，是经典方案的组成部分。
结果病人过敏，去世了。死者的女儿对记者说，利福平有万分之三的过敏率。「如果我知道，我肯定不会让他吃。」
可理论上来说，所有药物都有过敏的可能性，那么到底是冒万分之三的风险吃药，还是不吃？
这个案例，就是医生把「治疗肺结核」置于「万分之三的过敏」之上。结果现在死者女儿说了，她把万分之三的过敏可能看得比治疗肺结核重要。医生替他做了决定，但是错了。
那么，在坐诊期间，遇到类似的情况，医生该不该替病人做决定？
不少医生表示，「你不懂的我可以解释，但是你自己选择」。
不要替病人做决定、扛责任。而各位病人，如果遇到愿意替你做决定的医生，应该偷笑，因为他这一步踏出，踏入的是他自己挖的坑。
肿瘤患者哪些过度治疗可以避免？
癌症家属经常咨询医生朋友需不需要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一般家属得知家属生了大病时都想：「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应该积极尝试一切方法，这是挽救亲人的一线生机啊。」
大多数癌症患者家属只要听说有治疗方法，都不惜砸锅卖铁为患者治疗，但对于癌症患者来说，这个选择真的正确吗？
面对恶性肿瘤的威胁，患者和家属出于极度的恐惧和想要摆脱困境的迫切心理，往往会失去理性判断的能力，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一味地追求新药、进口药或轻信偏方、保健品，盲目使用药理尚未证实，药效尚未了解的治疗手段，抱着各种「试一试」的心理，恨不得将所有道听途说的方法全都尝试一遍，一味的追求根除癌细胞，手术切除，化疗「轰炸」，放疗「照射」等轮番上阵，这样下来不仅没有控制病情，反而导致了再次复发、转移，患者也承受了更多的痛苦。
正所谓过度重视「病」而忽略「人」，最终导致病情的蔓延！给患者带来严重的伤害。
相当一部分家属甚至患者认为，只要这样做了，即使治不好或者发生了复发转移，也不留遗憾了。
其实有手术就有意外，同样的病情，同样的手术，每个人体质不同，每个人家庭经济及生活情况不同，预后也不同，有人做了手术预后真的不如不做手术预后要好，做了手术创伤大。
另外在治疗过程中指标变化不同，特别是心、肝、肾功能，因为人的机体差异性很大，同样的药物剂量，有的人能耐受，有的人就会出现药物毒性反应，再加上营养跟不上，手术完不久就去世了。有人做了手术后护理及家庭照顾周到，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中晚期预后也许较好。
生死关头，与自己欲望和家庭配合情况有关，大病有时要靠自己，最懂的人还是自己，医生仅仅能正确详细交待病情，但不能行使患者决策权，即使朋友面前显得很绝情。
其实治疗方法不是目的，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命时间才是真正的选择。对待癌症的治疗应有正确的理解，该用哪种治疗办法，需根据病情来定，并非像有的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曾有这样的病例，一个癌症病人，他的家属还在医疗行业工作。这位患者发现病情时，已经是晚期，出现骨转移，从发现到死亡，不到一年时间，花了40多万。
治疗中，这位病人手术、放疗、化疗，按照「规范」全都用上了，但病人的状况一次比一次糟，因为反复放、化疗，会事与愿违地促使病人加速器官衰竭。
他是一个典型的「过度治疗」的受害者。
治癌需「对症下药」，延长生命是王道。
老年病人治疗决策
该由谁做主
还有一位72岁的男性病人住院后被诊断为喉癌晚期，他有多年吸烟史。他大儿子与医生商量后，决定对老人行全喉切除术及颈部淋巴结清扫，以免癌症转移到其他器官。
如果手术成功，病人可以有多年存活并具有较高质量的生活，但风险很大。病人年龄已大，体质不佳，能否经得住这次手术还是一个问题。
还好患者知识水平较高，早早了解自己病情，于是医生建议询问病人意见。病人表示反对手术，原因是：
其一，他不可能经受得住那么大的手术；
其二，他希望在保守治疗情况下，再活两年，完成三项心愿：
一是她老伴患心脏病，病情比他还严重，他希望自己能将老伴送走；
二是他已经结婚的第二个儿子的妻子已经怀孕，第二年可能生出他的孙子或孙女，他希望能看到他孙子或孙女再走；
三是他在国外工作的第三个儿子准备在第三年回国结婚，他希望看到他们俩回国结婚后再走。如果进行手术，很可能不能实现他的这三个心愿。
医生与他大儿子商议后，决定接受他的意见，采取保守疗法。医生认为采取保守疗法再活两三年的概率可能要比手术成功的概率大。
在此后两年中，他亲自送走了老伴，看到了他孙子出生，也看到了第三个儿子回国结婚。在诊断出癌症3年后，安然逝世。
老年病人究竟应该由谁做出治疗决策？由病人自己做出决策，还是由家庭做出决策？这个案例否定了我国的传统做法——老年病人的治疗决策一般由家属决定。
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日益加深。许多人决策能力受限，也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和经济资源。因此，医生和医院面临日益增多的医学、心理、社会和伦理挑战。
知情同意的基础，是尊重病人的自主性。
在从病人那里获取知情同意时，病人可能拒绝不必要的医疗干预，医生有义务尊重病人的决定，尽管病人拒绝干预可能与临床医生的本意有悖。
如果医生判定，病人的拒绝是没有充分了解所建议的干预以及拒绝的风险，也应该尊重病人的决定。
我们常说，肿瘤医生有两大任务——延长患者的生命和减轻患者的痛苦。但这似乎又是不够的，医生的良知和职业素养，应当表现在不只是简单地让患者生存，更要追问这是何种生存。
在延续生命和肉体无痛苦之上，还应有一种更高的追求，那就是人类本能的对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质量，即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
当我们在关注患者肉体的痛苦的同时，也要关注患者内心的声音。
唉！人一不小心，半辈子过去了，做错了许多事。
她好想给自己的年龄踩个刹车。
最好再挂个倒挡，她很喜欢导航的一句话，你已偏离路线，已为你重新规划路线，请在合适的位置掉头。
如果人生也能如此，那该多好啊。
时间总在催人成长，却从不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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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玉芹
监制｜郑宇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