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环境宽松为休闲活动的开展和丰富提供(汉代的政治制度是什么)

导语：汉代政治环境宽松，为休闲活动的开展和丰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休闲，自古便已有之，它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休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休闲反过来又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休闲体现着一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民间信仰、社会风气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彼此之间关系密切。

汉代的政治环境与休闲

汉代历时四百余年，除个别时期外，整体上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汉代政治环境宽松，吏治清明，以编户齐民为代表的汉代民众生活较为安定，这为休闲活动的开展和丰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汉代政治环境的稳定与宽松

汉是继秦而起的新兴王朝，也是大一统政治继续巩固和发展的王朝。汉承秦制，继续实行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首先，皇帝是全国最高统治者，权力高度集中，立法、行政、司法皆操于皇帝一人之手。皇位父子相袭，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

其次，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由皇帝任免，不得世袭。这为保障大一统政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维护了汉代政治环境的稳定。

从西汉开国到东汉亡国，中经四百年，除两汉之际的绿林、赤眉起义和东汉末期军阀割据混战外，其他时间整个汉代社会基本都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就是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密切相关。

汉代与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和地区也进行战争，尤其是与匈奴的战争持续多年，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大一统政权，保障国内政治环境的安稳，为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总的来说，汉代是政治统一的时代，是以合为主的，中间的分裂、战争、篡权，都不过是小插曲。

在大一统政权下，“官吏上承君命，下治庶人，是君主用以统治百姓的重要工具”。吏治好坏直接影响百姓生活状况，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稳，正如韩非子所言：“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吏治败坏是导致秦速亡的一个重要诱因，而汉代能保持政治环境的长期稳定则与吏治清明不无关系，所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汉吸取秦短命而亡的教训，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从民之欲而不扰乱”，同时也极为重视吏治建设，“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提高官员待遇，君臣同心同德，建立起了一支清正廉明、忠厚谨慎的官僚队伍，以“奉法循理”“政平讼理”为特点的循吏群体性出现，堪称历史之最。他们或劝课农桑，或平狱缓刑，或打击豪强，或倡导教化，政绩卓著，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与怀念。

相较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汉代尤其是西汉、东汉前期毫无疑问是吏治最为清明的时期，“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等盛世的连续出现也离不开汉代循吏群体的努力。他们普遍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忧民之所忧，急民之所急，使得百姓所受干扰较少，能够安心生产。

所谓“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正是因为大批循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保障了政权的安稳和延续。汉代是一个拥有广土众民的大一统国家，为了便于管理，统治者实行编户齐民政策。所谓&39;编户齐民”，也就是国家按户统计人口信息，编于名籍。

从秦汉起，凡是能独立立户，进入地方户口登记序列的人户，统称为“编户齐民”。汉代的编户齐民以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为主，土地私有制度使得他们能够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支配权，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再加上，汉王朝一直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尤其是景帝以来，对农民的三十税一制度成为定制，对广大的农民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强度和劳作长度得到缓释。总的来说，处于个体家庭中的汉代编户齐民多少都拥有一块土地，生产自主，生活比较安定。

二、汉代政治环境对休闲的影响

汉代是一个大一统政权，历时四百余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政治上都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为休闲活动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条件，休闲活动的方式和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其很多活动不仅盛行于上层，其中不少还下移至民间，使广大民众也有了休闲的机会。

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分裂，诸侯林立，战乱频繁，休闲发展较慢，出现的休闲活动数量不多，其中又主要是面向统治阶层的。孟子与齐宣王讨论君主独乐、与民同乐的问题时，所提到的休闲活动种类也主要是“钟鼓之乐”和“田猎之乐”两大类；《诗经》中有不少描写娱乐活动的诗歌，但归结起来也就是“鼓瑟吹笙”“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的歌舞类和“公之媚子，从公于狩”的田猎类。

而到汉代时，政治环境长期稳定，民众安居乐业，在继承前代休闲活动的基础上，汉代又出现了不少新的休闲活动。以歌舞为例，汉代歌舞种类相当丰富，有长袖舞、盘鼓舞、巴渝舞、轉舞、拂舞、巾舞等，在这些舞蹈中，只有长袖舞、巴渝舞在汉以前就出现了，其余的舞蹈类型都是到了汉代才出现的。至于百戏在汉代的发展就更加明显了。

汉代百戏类型众多，有杂技、幻术、角抵戏、象人戏、俳优表演等，在汉以前，跳丸、跳剑、冲狭和寻槿等杂技表演虽已出现，但一直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而且表演也主要是面向社会上层。

“弄七剑”即跳剑，燕戏即冲狭，宋元君即宋元公，是春秋时期的宋国国君。在这个记载中，第一个身为艺人的兰子向宋元君表演杂技，使得他大为惊讶，并获得了大量赏赐，可见这种技艺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而到汉代则不然，百戏数量大增，尤其是又从域外引进了不少节目，使得百戏种类更加丰富。

以杂技而言，汉代又出了走索、旋盘、舞轮、耍坛、扛鼎、安息五案等节目。西汉时，百戏还被称作“角抵戏”或“角抵诸戏”，到东汉时则出现了“百戏”这一称呼，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汉代百戏的繁荣。

更重要的是，汉代百戏还下移到了民间，即便是普通百姓也有条件玩乐欣赏。比如《盐铁论•崇礼》提到汉代平民在招待客人时使用“倡优奇变之乐”。有些百戏比较简单，还有人自学百戏以自娱或娱人。比如京兆古生自学弄矢、摇丸之术，结好于两千石权贵，“得其欢心”。

不仅如此，汉代百戏也从原先的独立表演向综合表演发展，并与乐舞结合，表演质量显著提升，并出现在汉代外交场合。至于游戏、体育活动在汉代也都得到了充分发展，数目非常可观，并且不少也是从统治阶层下移到了民间。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汉代没有保持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汉代休闲活动不可能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有些活动也无法在社会上流行开来。

在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中，皇帝是国家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权威，其个人兴趣往往会影响到全体社会成员，在休闲生活方面也不例外。汉代有许多休闲活动都因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从民间走向宫廷，从区域走向全国，大大促进了汉代休闲生活的繁荣。比如巴渝舞原本是一种在巴蜀地区流行的少数民族舞蹈，因为得到汉高祖的喜爱，从而进入宫廷，成了宫廷休闲活动。

在这基础上又走向全国，深受权贵富商阶层的欢迎，在汉代休闲活动中占有特殊地位。再比如，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讨父亲刘太公欢心，将斗鸡和蹴鞠引入长安。上行下效。斗鸡、蹴鞠不仅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同时也出现在下层百姓生活中。汉灵帝好胡风，凡是来自域外的休闲活动或乐器如胡空篌、胡舞、胡笛等，都大加推崇，从而出现了“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的现象。

汉代政治环境比较稳定宽松，在大多数时间内统治者也比较注重轻徭薄赋，减少各类兴作，再加之吏治清明，以自耕农为代表的汉代编户齐民能拥有个人土地，生活比较稳定，也成了汉代的休闲主体之一。他们有比较大的社会生活自由，可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劳作和休闲，而不必听从统一安排，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相应也能增多，也不用局限在有限的节日、祭祀或婚嫁时间。

换句话说，只要汉代编户齐民有休闲方面的需求，又不违反国家法律、道德，在其经济承受能力之内，他们就可以自由求乐，或是“穷巷蹴鞠”，或是“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析醒什半，弃事相随，虑无乏日”，或是“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有些自耕农因酷好某项活动而放弃农耕，四处遨游，即便是统治者或地方官员下令整饬约束亦难改正。

至于汉代贵族、官僚或商人、豪强所受约束更小，他们本就有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有条件和能力尽情享乐欢娱，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更是如鱼得水，不少人大量蓄养歌伎舞女，以供个人休闲。总的来说，汉代政治环境的宽松稳定推动了汉代休闲的发展，活动数量更加丰富，休闲主体也得到扩展，休闲生活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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