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全集(汉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导语：说说中国的汉赋

谈起汉赋，最重要的作家厥为齐山东的邹阳和楚的枚乘两人。楚即淮阴，初在湖北，后来楚搬到江苏、安徽，故项羽下乡人亦称楚人。也就是说，战国末年之初已在江苏、安徽一带，而并非在鄂湖北，更非湖南了。长江下游地区叫楚，汉高祖亦楚人。汉高祖得国后封建，封在江苏、安徽的叫吴王濞。 吴王濞在安徽铜山开矿，可铸铜钱；沿海可煮盐。因此，汉初全国最富有的是吴王濞。当时大家尚未忘记历史上的封建，鲁的邹阳是游士，亦去吴王濞处。当时始作《战国策》的可能是蒯通，他亦是鲁国人，与淮阴韩信很近，曾经去游说韩信。

韩信

鲁人富有神仙思想，蒯通之友安期生亦富有神仙思想，又如徐福曾出海外求仙，及至近代之山东人蒲柳仙撰写《聊斋志异》，爱讲齐东野人之语，意即“齐谐者，志怪者也”。楚人亦讲神仙思想，如屈原、宋玉等都是。 中国的神话文学，一在楚鄂，一在鲁。山东出一邹衍，讲大九洲，说中国只是九洲之一，讲神仙思想，爱好夸大，讲到比黄帝更早的祖先，亦讲到礼义。他是阴阳家，绰号“谈天衍”，这种学问便是赋，亦可说是从《庄子》变来。由于作赋必须夸大铺张，所以最后必加入神话。 汉初的文学可以说是由齐、楚两地的作品汇合而成，如邹阳为齐人，枚乘为楚人，都到吴王濞处即楚国。鼬被杀后，游士奔丧，邹阳去梁国归德附近，当时梁孝王之富仅次于吴，他爱造园林，在归德附近建造离宫别苑数百里。此地区曾出庄子、张良等人物。

庄子

张良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召宾客数千人，其宾客均善文，传下《淮南子》一书，内讲老庄，但都是辞赋。刘安手下能读《楚辞》者众多，朱买臣亦能读。读中国文学要能唱，如《楚辞》、唐诗等，都是要唱的，故文学家多数会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

汉武帝

汉初文学之产生并非在商业城市，如四川有司马相如1，他去梁而遇枚乘、邹阳等人，因此司马相如亦能作赋。梁孝王薨，相如回四川，时汉武帝在宫中谈到司马相如之赋，大为欣赏，便派大臣去请相如到长安，因此相如再为天子写了很多赋，如《子虚赋》《上林赋》等赋，其中说到子虚、乌有及亡是公三先生，这是寓言，三者各代表楚、齐与中央。 汉武帝除重用董仲舒，除罢黜百家以表扬儒家外，还召集各地的文学家，如朱买臣、严助及枚乘等人，为他所用。枚乘文思敏捷，倚马可待，曾创作一千余篇，但是全失传了。相如要历时数月才能写成一篇，至今仍有流传。

董仲舒

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为相对的两大派，这正如唐代杜甫入世的诗圣与李白出世的诗仙一样。文学可分为超世的与入世的两派，但以入世的和人生实用的为佳。 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 较司马相如略早者为贾谊，他在政治上、哲学界以及文学界都很好，作有《鹏鸟赋》。此文是庄子体，假设“鹏鸟”与贾谊谈话，可见当时的赋亦接受庄子文体。 汉宣帝中兴，提倡文学，当时只能在九江找到能唱《楚辞》的被公。

今日我人宜有新文艺作家出现，创作出美好的词句并配以曲调，那才算是举世闻名的国粹。 中国韵文的演进是由诗而辞，而赋，而曲，进而到现在的京剧。汉赋写得最好的当推司马相如和贾谊两位。故有人说：“如孔门要用赋，那么相如入室，贾谊登堂矣！”不过孔门却并不重视闲地、御用的文学。 汉代扬雄子云，四川人，善于模仿。

桓谭《新论》云：“扬子云工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答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 自此文可知扬赋是从模仿得来的，但亦须天才。扬雄之时，赋已极盛而欲变，但东汉时仍有赋。扬雄后欲学效儒者，著《法言》＇，又著《太玄》，扬见当时政治实况大变，故下帘寂寂草玄，桓谭对他说：“你这本书我读不懂。”扬回答道：“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直到宋代，司马光特别喜爱《太玄》这本书，他也来仿作一本，后人亦说读不懂。

与司马光同一时代的欧阳修曾经说：《易十传》这本书非孔子作，是拟古之作，有人不信，欧阳修也说：“将来再有欧阳修，必会欣赏。”所惜者知音稀少，可能千年始得一人，亦可能如庄子所说“旦暮遇之”。所以，创造也好，欣赏也好，都非易事。俗语说：“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

扬雄晚年时，学孔子作《法言》，曾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又批评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扬雄说此话时已反对赋，看不起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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