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书法艺术有哪些(西周时期的书法艺术是什么)

导语：西周时期的书法艺术

西周金文以陕西宝鸡、岐山、扶风、凤翔一带周宗庙所在地出土为最多最精。成熟的西周金文后来就是秦系文字，也是秦始皇书同文字的基础。

如果说殷商大篇的甲骨文是中国书法的幼年期，那么西周的长篇金文就是中国书法走向成熟的青少年期了。周所整理、推广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从西都沣镐到东都洛阳，就是当时流行极广的正统文字。这种具有“和谐的美”的文字书法是后来秦“书同文字”的基础，这种文字的代表就是周原地区两千年来时见出土的西周金文、春秋秦金文、战国秦石鼓文。

在金文书法中，洋洋大观能够统领一代的就是西周的金文。这些铸刻于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后世称之为“金文”又称“钟鼎文”“籀文”“古文”“大篆”。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曾说:“原始文字是用绘画的，但在文字被大量地应用以后，绘画的意味就逐渐减除，而变成书写了。因为绘画方式最适宜于极少数的文字，才可以自由发展，到了长篇文字，互相牵制，渐渐要分行布白，每一个字就不能独立发展，在同一篇文字里，笔画的肥瘦，结构的疏密，转折的方圆，位置的高下，处处受了拘束，但都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和谐的美，这就是书法。”周继商而王天下，统治800年之久。

周初金文，从笔画到结字、章法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相近。其中西周早期的图画文字与殷商图画文字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综合商周图画文字，有勾线的轮廓画，也有正面或侧面的剪影，图画性很强。有的还具有族徽图腾的性质。这种抓住主要特征表现物象的点、线凝练概括到不可增减的地步。人们可以因形知词、知义、知音。这类直观性很强的图画文字以书法论，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像青铜器物造型一样具有狞厉、神秘、威严的审美属性;二是象形的性质，图画特点和文字特性无法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称商周图画文字的书法为具有高度抽象的造型艺术。

除图画文字外，真正称得上书法的还是成篇的金文。金文的制作，有一个书写一制模一铸造的过程。较之甲骨刻辞较易发挥毛笔的作用，保留书写的特征。

西周早、中、晚三期的金文既有大时代的风格差异，又有不同器组、器物的个性特征，也可以称为百花齐放、流派纷呈。

西周早期从武王至昭王共70余年，其金文书法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笔画首尾尖细存蝌蚪遗意，结体随形取势者。著名的大盂鼎和折觥、商尊铭文即是。

大盂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岐山京当乡礼村沟岸。初为岐山宋家所藏，后被岐山县令周赓夺去。道光三十年(1850)，宋家宋金鉴得点翰林，在北京出银三千两赎回大盂鼎运归岐山。此后宋家衰败，后人宋允寿于同治年间将此鼎运西安以七百两银售袁保恒。大盂鼎为康王时器，其铭文洋洋大观，更为历来学者所推崇，章法严整、庄重，结字较大丰簋等铭文规矩紧凑。“一人”“六百”“五十”等合文的使用仍如殷商甲文，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结字方式。器高102.1厘米，口径78.4厘米，腹围83厘米，重153千克。铭文19行，291字。纵横大体有行有列，但每行字数不等，横列不甚拘泥。袁赠潘祖荫。潘罢官后将鼎运回故乡苏州。1951年潘氏子潘达先生将其献交国家，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鼎是晚清出土四大国宝之一。铭文记载了盂受康王之命袭祖父之官职，掌管军事，接受朝服、车马、臣属人员和奴隶等赏赐的史实。鼎铸于康王二十三年，与之同出者有小盂鼎。

折觥，西周康王时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通高28.7厘米，重6.7千克。盖、器同铭，各40字。现藏扶风县周原博物馆。商尊，西周早期器。与折觥同窖出土。通高30.4厘米，口径23.6厘米，腹深22.9厘米，重5.8千克。腹内底铭文30字。铭文记述五月丁亥日，帝后赏赐给商的妻子庚姬贝三十朋，述丝二十，商作尊祭祀亡父日丁。

这三件作品虽同属西周早期同类金文，但折觥铭文结字取纵长、方整之势，均衡、稳定、平正、古朴中又见秀丽。笔画有随体诘诎、婉转得趣之圆转笔势，但竖笔多挺直爽利，干净利落。章法整肃中又能随字布势，有行而不拘列，活泼自然。商尊却圆转、方折并施，结字能各尽字之真态，每字斜正、大小、宽窄不求整齐划一，一幅之中字间、行间呼应揖让，时疏时密，浑然一体。大盂鼎是早期长篇金文大作，历来为金石书画家所瞩目。其笔画首尾尖细或首重尾轻，既有蝌蚪之形，又有参差，各有意趣。章法则有行有列，气息贯通，和谐自若，斐然成章，诚书法之佳作，实艺林之瑰宝，长篇巨著，洋洋洒洒，令人叹为观止。临潼出土的记载武王伐纣史实的利簋铭文书法介于后二者之间，稚拙质朴、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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