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汉书》(班固汉书是哪个朝代)

导语：班固写就《汉书》，背后包含了他爹不少心血

两汉之交，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因为新朝皇帝王莽的改制失败，天下大乱，无数人的命运都改变了，当然也包括西汉时期的贵族。

班彪是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侄子，他在新朝末年逃离长安，前往陇右、河西等地区避祸，因条件有限，且时局动荡，主要目标是早日归附东汉，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班彪随同安丰侯窦融来到京师洛阳后，他开始着手继续史学研究。

班彪安顿好一家人之后，立即派魏朗前往延陵，一方面到中秘之书副本的保管地，想办法将典籍带回到洛阳，另一方面争取找到他的堂兄班嗣。

魏朗不辱使命，他先是顺利地找到了中秘之书副本，雇了几辆马车全部包装好运走，随后来到昔日的班府。

一别十几年，眼前班府的破败景象，让魏朗心有戚戚然：大门残破不堪，房间里到处被翻得东倒西歪，家具上都是尘土一片，墙角的蜘蛛网结了一圈又一圈。

魏朗房前屋后找了好几遍，不仅没有找到班嗣，以前府内上上下下十几口人，也都没了踪影。

魏朗不甘心，从班府出来逢人就问，最后终于得到了班嗣下落：已经外出云游多年，手下仆役全都遣散逃难，班府遭遇多次兵灾，已经物是人非。

随后，魏朗小心翼翼地带着中秘之书副本，赶回洛阳向班彪复命。

班彪把中秘之书副本搬到书房，一本一本摩挲着，仿佛都是他的珍宝。

抚卷沉思，班彪能理解堂兄班嗣的选择，闲云野鹤、四海漂泊，正是老庄追随者的梦想。

不过，班彪对延陵班府的废弃，虽然早就有过心理准备，还是有些难过，毕竟那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正想着，魏朗走了进来，给了班彪一个小瓶子，里面装满了泥土：“这是从家里带回来的，也算一个念想。”

班彪一阵眼热，主仆二人相对默然。

魏朗打破了沉默：“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都会过得更好。”

班彪一下子来了激情：“是啊，大汉王朝又重新回来了，可喜可贺，我们去干一杯，来个一醉方休！”

两人大笑着，既是告别过去，也是期待未来。

班彪开始认真研究西汉的历史，专心在史学著述方面下功夫。

在此之前，司马迁曾在汉武帝刘彻时写下了一部《史记》，但汉武帝太初四年之后的历史，就没有再继续往下写了。

虽然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西汉学者，都曾下功夫补写或续写过《史记》，但这些续作都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流传价值不大。

班彪认为自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他孜孜不倦地采集前朝历史遗事，还从旁贯穿一些异闻见解，最终写下《史记后传》60余篇。

不过，班彪虽然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史记后传》，但他的观点与司马迁有不少出入，更加侧重对历史的梳理和点评。班彪在《前史略论》中简要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并着重评论了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

班彪还是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也对司马迁“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穷”、“贱守节而贵俗功”等思想，明确提出反对，表明了自己的正统观点。

由于年代久远，班彪所著的《史记后传》没能流传下来，但《史记后传》为以后班彪的儿子班固著述《汉书》打下了基础，如今《汉书》中的汉元帝、汉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都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

后来，班彪又被选任为望都长，他还是一如既往，工作兢兢业业，办事明察秋毫，因此得到了下属和老百姓的爱戴。

东汉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班彪在处理公务之余，游览冀州胜景，心中无限感慨，于是挥笔写下了一篇《冀州赋》。在赋中，班彪不仅写出了美景，更追忆圣君，抒发了自己的暮年远志。

东汉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死在任上，终年52岁。

班彪的一生，正好卡在两汉之际的复杂历史形势中，虽然刚开始避居西北，但他始终保持正统观念，看得清世务，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最终投靠刘秀。虽然政治上没有太大的成就，但他撰写《史记后传》，留下“三赋”，可谓文字留芳。

南朝宋史学家、《后汉书》作者范晔在写完班彪的一生后，有一段经典的评价：“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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